Advertise on podcast: 东京专栏

最近，美国加紧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进行制裁，美国政府于8月18，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日本人院长赤根智子和一名来自塞内加尔、隶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列入新的制裁对象。据国际刑事法院介绍，自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可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以来，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了制裁。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0月9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体实施制裁。 鲁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但美方又给出了6个月的缓冲期（180天），鲁比奥还表示：这是给国际刑事法院和加盟国一个对应美国关切的机会。 在这以后，日本一直表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和日本的立场并不相容，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日本虽然在美国宣布制裁刑事法院后参加了8国外长声明和21个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团国于10日发表声明，一同对美国的制裁表示反对，但是在单独的声明中没有直接谈到反对美国的制裁，高市早苗首相10月9日在X上发文谈及美国此次决定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本身实施制裁，她指出：日本一贯重视维护国际社会的法治，并支持承担这一职责的国际刑事法院。此次措施与日本一贯坚持的立场不相容，对此我们深表关切。 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以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日本一直坚持上述立场。 正如前不久日美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共识，鲁比奥国务卿与茂木外务大臣将进行沟通，今后也将继续保持沟通。日本将立足于自身立场，继续向美国开展工作，同时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及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并提供必要支持，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职能。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9日发表《关于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实施制裁》的外务大臣谈话中指出：要使国际刑事法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职能，成为一所具有普遍性、能够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缔约国必须共同应对该法院面临的各种问题，确保其得到妥善运作。日本也将作为缔约国参与相关讨论，并继续提供必要支持。 此外，基于日本的上述立场，我们将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交换意见，并继续保持沟通。 由此可见，日本力图在国际刑事法院和美国之间进行沟通，使美国撤销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以便能使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的特朗普政权之所以如此痛恨国际刑事法院，也是出于一种担心。鲁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这也表现出特朗普担心自己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逮捕。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与是否加盟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 如果犯罪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内，或者非成员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又或案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行使管辖权。 比如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员国，当被指发生犯罪的地点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以色列涉嫌者进行刑事搜查等，俄罗斯不是成员国，但作为犯罪发生地的乌克兰已经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立案搜查并发出逮捕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如果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缔约国原则上负有依规约合作执行逮捕令的义务。 2020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推翻了此前的否决裁定，正式授权检察官对自 2003年5月1日 以来在阿富汗领土上发生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展开全面调查。这一授权涵盖了塔利班、阿富汗前政府军以及美国军队和中央情报局（CIA）人员的虐囚与暴力审讯行为。国际刑事法院（ICC）前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在历时多年的初步调查后，于 2016年发布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有合理依据相信阿富汗境内可能发生了涉及美国军方及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战争罪，并据此寻求启动正式调查，尽管美国本身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由于阿富汗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依法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国际罪行拥有管辖权。 而特朗普担心，如果他在2029年下台后，他在加沙地区“助纣为虐”，帮助内塔尼亚胡屠杀巴勒斯坦人及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相继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会因涉嫌违反国际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甚至发出逮捕令，如果政敌民主党上台，绝不会袒护他。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即使以“自卫”为理由，两国仍可能担心这种军事行动被国际刑事法院认定为“战争罪”，特别是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首轮联合空袭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一所女子小学遭导弹击中，据报造成180人丧生，受到伊朗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谴责，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起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虽然伊朗和美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加盟国，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非缔约国（如伊朗）可以通过向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提交一份正式声明，宣布自愿接受法院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特定犯罪或特定时期的管辖权，这样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指控。 美国方面的要求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确保不追究美国总统、副总统、军事及情报高层等人员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采取进一步的全面打击，其实是也可以理解为要求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明确非缔约国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内。美国的要求首先得到了俄罗斯的的支持，俄罗斯最高检察院10月8日宣布，已向包括国际刑事法院（ICC）总部所在地荷兰在内的多个国家提出请求，要求引渡在俄罗斯被判有罪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俄方指称，国际刑事法院“在俄罗斯并非缔约国的情况下，仍非法起诉俄罗斯公民，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促使法院签发了非法逮捕令”。 英国《金融时报》5月19日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向他的中国同行习近平提议，与俄罗斯组成一个联盟，以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CC），这次讨论是在特朗普在中国的访问期间进行的，两位领导人进行了私人交谈。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但是习近平当时做出何种反应，不得而知。 而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1条与第122条的规定，修改该条约需要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正式提出动议，并在缔约国大会或审议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由于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它在法律上无权直接提出修改该条约的动议。如果要修改，必须由任意缔约国代为发起，或通过施压迫使缔约国行动。 日本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最大的出资国，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只有缔约国才拥有提出修改案的法定资格。因此可能日本希望在美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通过与缔约国的主席团国等沟通，看看是否有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有些条款的可能性。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1条（修正）第5款规定：“对本规约第五条（法院管辖的罪行）、第六条(绝种族罪）、第七条(反人类罪)和第八条（战争罪）的任何修正，应在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于交存批准书或接受书一年后，对已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生效。对于未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本法院不得对该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或在其境内实施的该项修正案所涉及的犯罪行使管辖权。” 在美国给国际刑事法院6个月的缓冲期冲期间，日本能否采取行动，促使国际刑事法院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相关条款，或与美国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十分引人注目。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写入对拥有核动力潜艇进行调查研究的方针，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0月上旬透露了这一消息，《安保三文件》将着手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0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自卫队是否应引进核动力潜艇表示：“国民应该也理解有必要对此展开讨论吧。”他表达了推进将核动力潜艇作为一种选项进行研究的想法。他说：“现阶段不会预先确定任何方案，但我们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在向国民作出充分、细致说明的同时，继续展开讨论。” 为什么日本执意打破禁忌，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计划？这与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的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截至2024年，全球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印度。据公开资料等估算，美国约有66艘，俄罗斯约有44艘，中国约有15艘，英国约有10艘，法国约有9艘，印度约有2艘。此外，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推进核动力潜艇相关计划。 近年来，日本正面临多方面的安全挑战：日本防卫省8月3日宣布，已确认3艘中国海军舰艇南下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这些舰艇此前与俄罗斯舰艇一同从冲绳方向驶入太平洋，随后转移至日本海。由此，中俄舰艇实际上完成了绕日本列岛一周的航行，舆论认为此次行动包含威慑日本的意图，也有舆论认为会对日本的日美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 中国和俄罗斯也正在部署新型水面舰艇和潜艇。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主要有094型“晋”级等。相关报告等称，6艘094型每艘可能最多携带12枚潜射弹道导弹，早期型号主要搭载巨浪-2弹道，据说射程约为 8,000 至 10,000 公里，而部分改进型已逐步换装射程更远的巨浪-3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据说射程可达 12,000 公里，每枚导弹可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6艘潜艇满装状态下可构成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核心，进入西太平从关岛以西附近海域发射基本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而朝鲜也开始拥有搭载弹道导弹的潜艇。 中国这些潜艇出入西太平洋时必经北起千岛群岛，向南经过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国台湾地区，延伸至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的第一岛链，中国舰艇和潜艇最近也出现在以美军重镇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而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肩负着严格监控中国潜艇在这一带的活动的任务。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美日正在通过“利剑”联合军演等行动，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日本西南诸岛，首次演练部署美国NMESIS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最新的射程为一百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岸基反舰导弹，进一步将日本推向第一岛链的最前沿火力节点。 日本防卫省在《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海军正在扩大远海活动能力，潜艇、水面舰艇和航空母舰力量都在发展。日本尤其关注中国海军穿越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能力。 潜艇的是现代海军作战中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其独特的隐蔽性强、突袭能力强、侦察力强等特点。它既可以攻击敌方舰艇、潜艇和海上交通线，也可以搭载远程导弹，对陆上目标实施打击。尤其是核动力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水下航行，扩大远海活动范围，增强持续作战能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则是确保遭受攻击后仍有能力对敌方海陆进行反击的重要力量。 日本陆地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领海及内水面积约为43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及毗连区面积约为405万平方公里。若将领海及内水与专属经济区等合并计算，相关海域总面积约为447万平方公里，约为日本陆地面积的12倍，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现政权构思的军事战略是“从海上向大陆投射火力”，其基本思路是控制大陆周边海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并从海上攻击大陆上的军事基地。换言之，其战力投射主要依托海洋，因此，对于日本来说，潜艇不仅是一种战术武器，也是影响海上控制权、远程打击能力和国家战略威慑的重要军事装备。 截至2026年9月的相关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约 23艘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尚未装备核动力潜艇。 常规动力潜艇依靠柴油机发电为蓄电池充电，柴油机运行需要空气，因此通常需要在适当时机使用通气管补充能源。采用绝气推进系统或锂离子电池的潜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水下活动时间，但持续高速航行和长期远海部署仍受到能源储备的限制。相比之下，核动力潜艇无需定期为推进系统补充燃料或为蓄电池充电，更适合长时间水下航行和远海部署。 日本希望潜艇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要求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水下隐蔽活动，这种任务组合确实需要具备核动力优势。日本正在把两个原本可以分别讨论的目标结合起来：一是让潜艇能够从水下发射远程导弹，二是让潜艇在更远海域、更长时间地保持隐蔽。 如果海上自卫队能够通过核动力潜艇延长持续行动时间，就可以在出动海域长期开展巡逻，也就是持续执行监视警戒任务，应对来自中俄朝三个方向的威胁，并可以具有远距离航行及随之带来的远程打击的能力。 此外，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核动力潜艇还具有水下航速更快的优势。日本主力潜艇“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的最大航速均为20节，这里公开的最大航速，可以认为是指水下航速，换算为公里约 37公里/小时；中国093型“商”级攻击型核潜艇水下最大航速估计约 28—30节，换算为公里约 52—56公里/小时；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的水下航速约为25节，“海狼”级则达到30节；俄罗斯“亚森”级核动力潜艇的航速据称为31节，日本“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恐怕很难追踪这些核动力潜艇，如果海上自卫队拥有核动力潜艇，并配合其优质的声呐探测等，就能够更好地避免在追踪其他国家的核动力潜艇时处于落后地位。 另外，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执政政府时，双方签署了政策协议书。其中一项内容是：“推进有关拥有搭载垂直发射系统（VLS）的潜艇的相关政策。这类潜艇将搭载远程导弹，并采用能够实现远距离、长时间航行和潜航的下一代动力技术。” 日本自民党2026年6月9日公布了《面向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的建议》，在“进一步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与反击能力”部分，指出“运用防区外防卫能力等实施的反击能力，能够使对方的战略和战术计算变得更加复杂，让企图向日本发射导弹的对手认识到，其目的并非轻易就能实现，从而大幅增强威慑效果，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能力。” 此建议明确提出：“搭载垂直发射系统（VLS）、能够运用远程导弹的潜艇，具有较强的水下生存能力。在事态持续期间，这类潜艇能够持续增加对手决策和行动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有望使日本的威慑能力在质的层面上更加稳固。因此，日本应当迅速研究制定有关拥有此类潜艇的相关措施，包括采用下一代动力技术的可能性。” 通过增设垂直发射系统（VLS）的方式，可以使潜艇能够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发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如果部署新型巡航导弹后，射程将达到约1000公里以上，设想的是在敌方舰艇等目标处于对方短程导弹射程之外时，对其实施反击，未来这种导弹也有望用于攻击敌方基地。届时，不仅朝鲜半岛，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海岸地区也将进入这种巡航导弹的射程范围。 而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包括最新型的“大鲸”级潜艇在内，均未装备VLS，主要通过水下发射管使用鱼雷及反舰导弹发射对地、对舰兵器，自卫队目前部署的导弹射程也只有100多公里，因此在新型巡航导弹完成部署之前，日本潜艇无法攻击陆上设施。 VLS是一种导弹发射装置，本身与动力类型没有必然联系。核动力不会让导弹自动变得更远程，也不会直接决定潜艇能装多少枚导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安装VLS通常需要重新考虑艇体空间、重量分配、浮力、结构强度和作战系统。倘若还希望增加导弹数量、延长水下巡航时间，潜艇就可能需要更大的艇体和更强的能源系统，搭载VLS的潜艇需要进一步大型化，由于水下航行阻力也会增加，因此需要比以往更强的供电能力，而依靠传统的柴油机电力推进系统来满足这种巨大的能源需求，已经接近其能力极限。 同时，日本的潜艇力量并不是孤立运作的，日本与美国有长期的军事合作和情报交流。如果日本未来装备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其意义还可能体现在与美国水下作战力量的协调上，可以向美军提供更加精准的情报和更加隐秘而具有持续性的援护，这可能让中国等面对的不只是日本单独增加的水下作战能力，还包括日美之间更广泛的水下监视、反潜和远海行动协作。 综上所述，日本现在已把制造核动力潜艇提到了议事日程来讨论，但是无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的答辩中，谈及的“台湾有事”可能属于日本“‘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后，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一直呼吁与中国对话，表示：“正因为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和各种课题，才更有必要在各个层面开展对话。” 中国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进行官方交流，对与日本民间友好团体的交流也非常消极，但是最近形式似乎有所好转。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8月27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了会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中道改革联盟、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5个政党的8名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等人举行了会谈。 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后谈，29日又与中国统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是中国高层连续第二天与岩屋毅会面，日本媒体等纷纷表示：这是在去年年底日中关系冷却以来对日本方面人士最高规格的接待，从中可以看出中方有改善关系的意愿。 据中国外交部称，岩屋毅与王毅会谈时，王毅针对高市早苗首相的相关言论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虽然语言依旧严厉，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在呼吁日中恢复正常化。这些迹象都表明，日中两国都开始认识到改善关系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和日本在两国关系持续僵持的情况下，都认识到结束这种“战术上的互损关系”（原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态度一直强硬的中国来说，日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已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并波及各个领域。日本长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25年日中贸易总额3221.8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1573.5亿美元，进口额1648.3亿美元，两国经济有一方恶化，必然会与对方发生连动并产生强烈的波及效应，坚持“战术上的互损关系”，必然两败俱伤。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于2026年9月28日发布的《2026年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动向调查》显示：截至2026年6月，已确认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有1万118家。与上次调查时的2024年（1万3034家）相比，减少2916家，降幅为22.4%；与进军中国企业数量最多的2012年（1万4394家）相比，则减少4276家，降幅为29.7%。此外，自有统计数据的2010年调查以来，这是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最少的一次。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表的《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一文显示：1—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据财新网9月18日发表的《8月16—24岁失业率环比升至18.9% 与上年同期持平》一文（财新 程思炜），根据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年龄段数据，8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录得18.9%，较上月抬升1个百分点；25—29岁不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为7.5%，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于3.9%。 如果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日本企业在中国经营的现实环境和心理环境就会持续恶化，进而加速从中国撤退的步伐，这样就会加重中国政府有关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就业的压力。 在中国，日本企业日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仍表现强劲，且劳动密集性企业较多。日本RiskMonster 集团的中国代表处利墨（上海）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在网上发布了《中国日资企业员工人数排行榜（2025年调查）》，该排行榜根据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25年9月的数据重新调查显示，以中国日资企业的母公司为单位统计员工人数，仅进入前十名的企业，员工总数就达到37万3651人，每个企业的员工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其中排在首位的日产汽车株式会社的员工人数达7万6956人。目前还没有找到日资企业在中国的整体就业人数数字，但估计1万多家日企的雇用应该达到几百万到千万人。 而一些虽然没有排上前十，但是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发展非常好的服务型企业如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寿司郎（Sushiro）等，也正在大量雇用中国员工，为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特别严重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中国正在加紧发展AI等高科技产业，作为其基础支撑力量的日本企业已经不可或缺。日本在半导体芯片的生产上不是先进国，但是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在世界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半导体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零部件等方面，日本厂商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中约占28%，仅次于美国美国厂商的占比46%，高于欧洲市占率2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每年近6000亿美元。中国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最大出口市场，每年对华出口额曾超过100亿美元，一度占全体日本半导体设备出口份额的四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日本的设备和材料在中国AI芯片的先进封装（后道工序）、边缘AI芯片的成熟制程，以及中国本土半导体供应链的建立中，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打开如今备受关注的中国人形机器人（Physical AI）的内部，就可以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日本零部件，如果没有日本的零部件和材料将难以组装并正常运转。 因此，如果日中持续恶化，日本企业按照现在的状态，以每两年约3000家的速度在中国消失，那么无论在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上还是在就业上，都会对中国形成相当大的打击。 当然，与中国交恶，对日本的打击也很大，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最新发表的资料显示，8月份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为309万8,900人，同比减少9.6%，中国大陆游客同比减少59.0%，成为访日外国游客减少的主要原因。日本观光厅最近汇总了《住宿旅行统计调查》2026年8月第一次速报，2026年8月的延住宿人数（总计）为6268万人/晚，同比下降6.7%。外国人延住宿人数为1264万人/晚，同比下降10.3%。中国游客为177万1610人/晚，同比下降44.7%。 大阪观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赴大阪的外国游客人数为132.1万人，同比下降9.6%。1月至8月累计为1097.1万人，同比下降6.9%，从总人数来看低于上年同期。按国家和地区划分，各地的变化并不一致，中国游客8月份同比下降59.0%，1月至8月累计下降61.5%。 入境游现已成为日本除汽车业以外的第二大出口产业，一直是日本主要游客来源国的中国游客大减，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另外中国对日本限制稀土出口，对日本的经济和生产的影响也相当大，中国7月份向日本出口的稀土磁体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52%。日本环境对策实务信息媒体《环境商务》（KANKYO-BUSINES）于2026年6月26日在网络报道了对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的专访文章《中国的稀土管制 日本经济损失最多可达2.6兆日元》，木内表示：有关稀土，“目前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约为60%，对价格低廉的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尤其高。”“特别是用于电动汽车（EV）电机的镝、铽等重稀土，几乎100%依赖中国。”“如果稀土出口管制持续一年，将造成2.64万亿日元的损失。与因限制游客等人员往来造成的1.79万亿日元损失相比，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 目前，日中双方都认识到：日中如持续这种人为的“战术的互损关系”，只能两败俱伤，因此都在寻找改善关系的出口并着手推进双边关系的改善。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至24日访问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一般性辩论演说，2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她希望在美中元首会谈举行之前，就涉及中国的问题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但是这次高市首相访美，正值特朗普紧锣密鼓，以最高的规格，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阶段，而高市的访美与美国接待习近平访美相比，显得备受零落，日美之间的分歧与疏离也日渐明显。 高市早苗于当地时间22日在访问美国纽约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高市日本时间23日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就中国、朝鲜等问题，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换。特别是对于她本人正下定决心致力解决的绑架问题，她再次强调了立即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全面支持。她指出：除此之外，双方还就国际刑事法院（ICC）问题坦率交换了的意见。此前高市首相表示：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与重视法治的日本立场并不相容。我们对此高度重视，并认为事态非常严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2日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他批评国际刑事法院（ICC）是一个不公正地针对美国的“邪恶组织”，并称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反美法庭”，强调绝不允许该法院将美国军方人员等列为调查对象。 特朗普政府已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列为制裁对象，并表现出进一步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实施制裁的态度，不断加大施压力度。美国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之间的立场分歧日益明显。 在特朗普发表讲演之后，高市早苗当地时间22日下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在谈到国际刑事法院时她指出：战后的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在解决任何冲突时都重视法治。这也体现在日本始终支持国际法院（ICJ）、国际刑事法院（ICC）、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等各种国际司法机构，并向这些机构派出法官。 高市的讲演体现了日本坚决支持，今后也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高市25日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2日于纽约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她向特朗普总统传达了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并与特朗普进行了坦率交流。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也表示，她认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其态度也十分强硬”。日美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而日本作为与特朗普会谈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台湾问题。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这次答辩引起了日中关系急剧恶化，至今仍然看不到恢复的迹象。 高市这番发言实际上是以中国武装攻击台湾，美军前去驰援为前提的。根据2015年成立的《安保相关法》，若政府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即使日本未受到直接攻击，但美国等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是日本自卫队可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支援美军的要件之一。 高市自高市有关台湾的发言后被中国看作眼中钉，极尽攻击之能事。在这样的时刻，日本是需要美国鼎力支持的，她这次访美也和特朗普重点谈了台湾问题，但是究竟谈了什么？日本没有发表，只有美国驻日大使，说了几句“官方一贯立场”。美国驻华大使戴维·珀杜9月25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完全没有变化”。 据中方公布的消息，习近平在24日的会谈中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一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美国，在立场上向以实现两岸统一为目标的中方再靠拢一步，把“不支持”上升到“反对”。 在此背景下，珀杜表示：“我们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不希望出现强迫行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还说：“中国一直要求改变，但我们的措辞和立场都不会改变。” 而特朗普在24日于白宫举行的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allies）。美国总统在谈及二战时称中国为“盟国”极为罕见，继特朗普之后登台致辞的习近平也与其一唱一和，称 “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特朗普在这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中华民国在法统上合法的继承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历史叙述相契合。中国政府认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地位。这是在同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2月北京） 这与美国以往的官方表述有所不同。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及建交后，主要明确处理的是1949年以后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并未在建交公报中直接将二战时期的中华民国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法统上的明确连接。特朗普此次则在公开的外交讲话中，将二战时期的中美同盟直接表述为今天中美两国的共同历史。在当前中美外交场合，这种表达自然与北京所强调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现状叙事相契合。这也和日本的立场及台湾的立场都有很大不同，这等于完全不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在法统上继承者，也和日本对中国把台湾看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对以“友台抗中”为一贯的政治信念的高市早苗一次强烈的打击。 台湾陆委会急忙站出来发声，陆委会2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在二战期间只注重发展自己，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不仅如此，中共更在韩战期间主张抗美援朝，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中共错误的叙事，无法抹灭中华民国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贡献。” 而与高市早苗相对比，特朗普“友中疏台”，“友中疏日”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东洋经济Online》9月25日发表媒体人安积明子的题为《高市首相的“纽约外交”真的成功了吗？以“旧敌国条款”刺激中国，在“空无一人的机场”挥手致意——“面向国内的外交”有其局限》一文指出： “当地时间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娅一同迎接。美国总统在机场迎接外国贵宾，这是自1962年以来时隔64年再次出现的情形，由此可见美方给予的高规格礼遇。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高市首相于21日晚抵达纽约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时，从飞机上走下来，向远处大幅挥手。从正面拍摄的视频来看，她仿佛是在回应大批美国方面人员的热烈欢迎。然而，由高市首相身后的新闻官拍摄的照片显示，她挥手的方向根本没有人。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正在观看一段精心制作的宣传片。” 由此可见，高市早苗首相这次访美，体现了日美的分歧和疏离越来越明显了，而特朗普为了向中国示好，已经完全不再顾及日本以及台湾的感受。

目前日中关系依旧非常严峻，中国继续拒绝与日本官方像以往一样交流，但是最近中国却接待了两个日本议员代表团访华。 由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年轻成员访华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代表团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中道改革联盟、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5个政党的8名议员组成。访华团由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员、自民党副干事长高村正大担任团长。 9月14日上午，他访问了中国外交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等人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下午，他又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等人举行了会谈，据悉，当晚还应邀出席了晚宴。中国官方和友好团体接待了他们。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在 “日中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见伊佐进一8月19日X）中访华。此次访华的是超党派议员联盟“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3名议员，他们分别是：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中道改革联盟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川村雄大。 8月27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了会谈。 在此之前的6月21日，桥本岳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访华，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及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打前站。6月22日，参观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他还于6月22日，前往中国外交部，与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举行了约1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他代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表示，计划重新组建正式代表团访华，华春莹对此表示欢迎，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华春莹还就河野洋平会长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与此相对，中国对日本官方却依旧很严厉。据日本外务省的公报，日本时间7月23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临时记者会。茂木表示：我记得是在昨天中午左右，在会场内，我和王毅外交部长有一个短暂的、互相问候的机会。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交谈。 但是王毅否认他曾与茂木交谈。中国国营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旗下账号7月25日在微博发文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官员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部长级官员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短时间的站立交谈。赤泽表示：“在不影响正式晚宴进行的范围内，我主动上前向王部长搭话，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就在朝主桌走过去的时候，王部长正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便走过去，跟他说了声‘呀呀（你好啊）’，聊了几句。”但是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过就是打了个招呼，日方曾提出赤泽与王文涛正式会谈的请求，由于中方未予回应，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中国之所以对日本官方冷漠，而对上述两次议员代表团访华表示欢迎，并由官方出面接待，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官民分别对待”的策略，同时也与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对日外交情结有关。中国对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和推动实现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后人都十分礼遇。我们再来看上面的两个访华议员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团长高村正大的父亲是原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原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高村正彦从2004年开始，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长达13年之久，现任自民党修改宪法实现本部最高顾问，是自民党内的亲华派。在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日中关系降至冰点，2012年9月28日，安倍晋三成功当选党总裁后仅仅两天后，在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时即确认高村正彦作为自民党副总裁留任，高村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安倍为改善日中关系做出安排。 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提出了“战略的互惠关系”的提法，日中关系开始解冻；2007年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这一方向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高村正彦从2007年9月担任外务大臣，到2008年9月卸任，正好处在这个关键阶段。高村本人非常重视“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12月访问北京时，他与中国外长杨洁篪会谈，明确表示日本高度重视进一步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希望通过首脑互访、环保、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他积极推动了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时，日中首脑有关《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发表，把“战略的互惠关系”进一步具体化，积极推动其落实，并推广到政治互信、经贸、能源环保、人员交流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两国关系中实际可行的外交框架。 他还推动日中建立了高层经济对话机制。2007年12月1日，第一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日方代表团长为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农林水产大臣若林正俊、环境大臣鸭下一郎、内阁府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大田弘子等参加。中方代表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等。 2012年9月，在因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等原因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际，他在安倍晋三政权下任自民党副总裁，作为日中之间的沟通桥梁，多次访华，他积极寻求促成两国首脑会谈，并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路径，参与促成了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安倍晋首相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日中首脑会谈。 高村正彦强调：“我们应该努力使日中关系稳定发展下去。”他同时主张，两国需要采取“和而不同”的君子外交。 2018年，高村正彦作为自民党副总裁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回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的两国外交关系。他表示，应重新回到那些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伟业的先辈们所抱有的远大志向，并要求两国进一步作出外交努力，使“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良好理念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高村正彦表示，“战略互惠关系”意味着日中两国通过合作，为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对于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他指出：“既然这一构想的根本也包含着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姿态，那么，对于其中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给予肯定，日本也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这一点很重要。”（《外交》Vol. 46） 中国方面铭记高村正彦对改善日中关系做出的贡献，而高村正大是高村正彦的儿子，他率团访华，中国给足了面子。 而桥本岳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在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是在1996—1998年，199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在这一年9月访问中国，并与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会谈。 这次访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桥本成为战后日本首相中第一位访问中国东北地区的首相。1997年9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前往辽宁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后更名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这一举动打破了日中关系中的政治禁忌。桥本龙太郎成为该馆建馆以来，首位跨入该馆大门的日本在任首相，并亲笔题词 “以和为贵”。桥本选择访问这一地区，实际上是在向中方传递一个信号：日本不能只谈今天的经济利益，也必须面对过去的历史。在桥本访华之后，这一年的11月，李鹏访日，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互访，还在此次访问时签订了《日中渔业协定》。 1997年桥本访华以后，双方就今后至少每年安排一次双方领导人互访达成一致。日本外务省当时预计，1998年江泽民将访问日本。 虽然桥本本人在1998年7月已经卸任，江泽民最终是在小渊惠三首相时期访问日本，但这次访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桥本时期逐步恢复的高层交流基础之上的。 中方对桥本龙太郎在日中关系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他的儿子访华，也给予了礼遇。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中国在对日外交中会记住那些曾经为改善日中关系作出努力的政治人物。这种对历史脉络和“人情”的重视的对日外交传统，或许正是当前中国对日本官方保持强硬、同时又对部分日本政治家及其后人保持礼遇的一个重要背景。

9月4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举行了纪念对日战争胜利纪念铜像揭幕仪式。该雕像表现的是苏联士兵正在破坏一块刻有菊花纹章的标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5日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用日语和俄语发文，就设置这一雕像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并透露“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俄方撤除该雕像”。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出版司司长，该部门的官方发言人扎哈罗娃在10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政府要求撤除该雕像一事作出回应，她反驳称日方“没有理由对此指手画脚”。 扎哈罗娃声称，菊花纹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她表示，刻有这一纹章的武器曾被用于“杀害俄罗斯人、中国人等”，并称日本“应该永远悔过”。 那么，日本的菊花纹章到底是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呢？ 菊花实际上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菊花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具有药效，自古以来是供人观赏且被用于驱邪的植物。供观赏的菊花是在奈良时代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的，和在中国一样，菊与梅、竹、兰一起被称为“四君子”，广受人们喜爱。奈良时代末期成立的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还没来得及收录咏菊的诗歌，而在平安时代的歌集等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有关菊花的和歌，由此可以推测，在飞鸟、奈良时代，日本可能还没有菊花。在平安时代前期和中期，菊花开始出现在《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在平安时代，人们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将九月九日称为“重阳节”、“菊节”，通过饮用菊花酒的“菊花宴”“菊花杯”来驱除邪气、祈求长寿。 平安时代，以菊花为主题的各种仪式逐渐成为固定习俗，菊花也逐渐成为宫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菊纹作为一种设计图案，被用于宫中女御们的服装及器物上。 在镰仓时代，以“承久之乱”闻名的后鸟羽上皇喜爱菊纹，并在自己的刀上使用“菊一文字”的纹样。此后，后深草天皇、龟山天皇、后宇多天皇等历代天皇也继承了将菊纹作为自己印记的做法，并逐渐形成惯例。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战乱频繁的时代。足利尊氏、丰臣秀吉等人因为平定乱世、建立功勋而从皇室获赐菊纹，他们又进一步将菊纹赐给自己的部下，结果各种菊纹大量出现，并逐渐产生滥用现象。 江户幕府严格限制使用的葵纹，因为这是德川将军家的家纹，但是对使用菊花章纹并没有什么限制，使用菊花图案制作的和点心、佛具等不断出现，菊纹也传播到了日本各地。 到了明治时代，特定的菊花章纹成了皇家的专用章纹，在各种菊纹之中，以八重菊为图案设计的“十六叶八重表菊”，是代表天皇及皇室的纹章。俗称“菊之御纹”或“菊御纹”。这种菊纹，就是皇族也不能随便使用。依据明治2年（1869年）的太政官布告，亲王等皇族对这一纹章的使用受到限制。1926年（大正15年）的《皇室仪制令》（大正15年皇室令第7号）第13条规定“十四叶一重里菊”为皇室以外的皇族的章纹。 “十六八重表菊”作为皇室纹章而闻名，由于日本没有正式的国徽，因此，它也被作为日本事实上具有国徽性质的标识使用，并刻在存放《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日本国宪法》原本的箱盖上。此外，自1926年以来，日本护照上标识是“十六一重表菊”。 在日本军队中，幕府以及各藩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上缴的小型枪械上，原本刻有各地诸侯们各种各样的家纹和印记，后来这些枪械统一改刻菊花纹章。以后从明治时代新制造的村田枪开始，所有日本国产军用步枪上都刻有菊花纹章。战列舰、巡洋舰等军舰舰首通常有大型金色菊花纹章，如在战败前夕被美军击沉于鹿儿岛县西南海域的最大战列舰“大和号”上镶嵌有菊花章纹，而战机上则几乎看不见菊花纹章。 关于这种刻在步枪上的“菊之御纹”，过去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由于这些枪被视为“天皇陛下托付给军人的物品”，如果不好好爱护、粗暴对待枪械，就会遭到上级军官殴打。也有说法称，日本战败、军队解除武装时，士兵会先用小刀或石头把这个菊花纹章削掉，然后再将枪交给美军。 如今，作为普通家纹使用菊纹已经没有限制，日本各地的寺院、神社中，有些将十六瓣菊纹作为神纹悬挂。不过，这种做法最初仅限于与皇室具有渊源的寺院、神社等宗教设施。 日本驻外使领馆的入口处，自战前以来一直装饰着菊花纹章的浮雕，日本国会议员的议员徽章也使用“十一菊”图案。 除此之外，菊花纹还被采用到日本勋章的设计中。菊花与樱花一样，都受到类似国花的尊崇。 日本没有正式的国徽，菊花纹章，特别“十六八重表菊”，可以说是日本的“准国徽”，在国际上受到类似于日本国徽的待遇。从法律上说，它受到类似国旗的保护，因此与其相似的商标等不能注册（日本《商标法》第4条第1款第1项），“十六八重表菊”也依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之三，于1967年向该公约成员国发布通知，因此在这些国家也不能进行商标注册。 因此，日本的菊花纹章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在二战中使用的武器上也有镶嵌菊花纹章的，但是总体来看，菊花纹章是日本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象征，特定的菊花章纹，也是日本现在的“准国徽”，说其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有割断历史，无视现实，断章取义之嫌，而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对日战争胜利纪念铜像上的菊花纹章，虽然造型粗糙，但是类似“十六八重表菊”，日本首相和政府要求撤除，也不足为怪。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日一度升至年利率3.005%。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区间，是自1996年9月以来时隔30年再次出现这一水平。与此同时，在上月日美协调干预汇市之后，日元再度贬值，目前已接近1美元兑160日元。 这一状况不仅引起日本政经两界的恐慌，而且美国也坐不住了，财长贝森特在G20财长会议上说话，要求日本改变大规模“撒钱”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 由于金融市场对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感到不安，开始抛售日本国债，因此使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则上升。目前金融市场抛售日本国债，正促使日本国债价格下跌，而国债的票面利息通常不会因为市场价格下跌而改变，因此对于按照当前市场价格买入的投资者来说，实际收益率就会上升。 日本政府债务规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0%，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而高市政府上台后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取消力争年度收支黑字化目标的设立，并主张各个政府省厅所提出的预算目标不封顶，鼓吹政府大量投资。高市政府计划从2027年4月起的两年时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8%下调至1%，预计每年将减少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收入。与此同时，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向政府提出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总额达到143万亿日元左右，连续第4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且政府对这些支出的财源究竟在哪里语焉不详。 随着利率上升，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日本政府在本年度预算中安排的国债本金及利息偿还费用已达到31.3万亿日元，其中仅利息支出就约为13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日元贬值正在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这会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利息负担，而如果推迟加息，又会导致日元贬值以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日本目前正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 因此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也在扩大，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动向进一步加速。国债收益率上升，被解读为市场对高市政权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发出的警告。目前，金融市场对缺乏明确财源保障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正在减持日本国债。 通常情况下，日本利率上升会产生推动日元升值的力量，然而日元仍在持续贬值，这就意味着市场可能并非只是单纯考虑“日本央行加息”，而是在汇率中反映了对日本财政状况、通胀以及日本国债市场本身的担忧。 美国对此也非常紧张。在美国南部阿什维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日元贬值、债券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日本寻求各国理解高市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各国针对日本审视的目光越来越严厉。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月1日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点名日本，表示“应该停止（倾向于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再通胀政策”。这实际上是在要求高市政府重新审视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要求日本银行加息，以纠正日元贬值。 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是美国国债的重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重要持有国,随着日本国内利率上升，投资海外债券的吸引力会相对下降，资金更容易回流日本国内。 美国财政部7月14日公布的美国国际资本流动统计数据显示（未经季节调整），截至5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上月增加185亿美元，达到9.3711万亿美元，时隔3个月再次转为增加。 从各国情况来看，在美国国债三大持有国中，持有量位居首位的日本，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较上月减少668亿美元，降至1.1431万亿美元，转为减少。此次减持规模为自2022年9月减少796亿美元以来，时隔3年8个月出现的最大降幅。 日本利率上升，可能改变“全球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向”，从而减少美国国债等海外债券的“买家”。如果买家减少，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更容易上升，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国债所要支付的利息也就会越来越多。 美国财政部8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吉祥的里程碑”，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宣传其经济方面的政绩，但目前正面临不利因素。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7月21日公布，截至当时的战争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一数字确实十分庞大。 因此，日本国债收益率高涨，不仅使日本惴惴不安，也牵动着美国的神经。

在日中关系分外紧张之际，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在 “日中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见伊佐进一8月19日X）中访华。此次访华的是超党派议员联盟“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3名议员，他们分别是：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中道改革联盟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川村雄大。   代表团27日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会谈结束后，在北京市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针对高市早苗首相围绕“台湾有事”所作的国会答辩，陆慷向日方表示：“只要这一发言或这一认识不发生改变，中方就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对于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是否有可能推进包括日中领导人会谈在内的高层交流，伊佐表示：“我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这次访问，外界一般不看好，有舆论认为这次访问是“无果而归”，如时事通信社8月30日在所发表的高市早苗首相的照片下面所写的照片说明中指出：“自高市早苗首相围绕“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关系持续恶化，至今仍看不到改善的迹象。应邀访华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团虽然与中国共产党干部举行了会面，但并未取得具体成果。” 但是笔者认为，应该说“无果而归”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一些迹象看，这次访问并非没有可能成为日中关系发生转变，突破冰河期一个契机。 首先，这是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首相发表暗示日本可能“介入台湾有事”的言论以来，日本议员代表团首次与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而且是中联部邀请日本方面访日，因此可以说，中国方面还是有改善日中关系意愿的。这次陆慷在与日本议员代表团会谈时，谈了一个改善日中关系的条件，对于日本来说，满足中方提出的这个条件，门槛已经不很高。 首先，目前的美国特朗普政权，对协防台湾非常消极，当地时间5月15日，特朗普在结束为期三天两晚的访华行程后，在专机记者会上称：“中国是强大的大国，台湾是一个小岛。台湾距中国约95公里，距离美国有约15000公里。我们不想打仗，如果能维持现状，我认为中国也会接受。我们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让我们独立吧'。现在那里（指台湾）有希望独立的人物，试图独立是很危险的事。” 日本对于台湾的政策，基本上是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的。即然美国这样说了，日本也不愿意使用超过美国的调门力挺台湾，另外高市去年上台以后，准备进行众议院大选，挺台抑中，是一个得到选票的卖点，现在政权已经基本稳固，这个卖点刺激选民投票的“最佳适用期”已经过期，相反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负面因素却越来越明显。目前中国大陆来日旅游人数大幅减少，7月访日中国大陆游客为428,200人，同比减少56.1%。日本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推算，中国旅客的减少，将使未来一年日本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约0.29个百分点（木内登英《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2025年11月18日），而在日中关系紧张后，中国严控稀土对日本的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一项经济测算显示，如果全球稀土供应量骤减80%且短期内无法替代，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2.3%，在美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尽管访华的议员，包括其中的自民党议员桥本岳，与高市走得都不近，但是对于目前的日中关系，包括高市本人，朝野政党都抱有强烈的危急感。 对现在的高市首相来说，如果积极改善了日中关系，反而更能为高市政权得分，使其能以更高的支持率应对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和2028年的参议院选举。 因此高市最近抓紧一些时机表现其希望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中国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8月12日逝世后，高市早苗通过外交渠道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表达了哀悼之意。高市还提及朱镕基曾为改善日中关系作出了贡献。 8月27日，高市早苗就8月26日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洪水及泥石流灾害，分别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发出慰问函，向遇难者及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并向灾区受灾人员表示慰问，同时表达了希望尽可能多救出受灾人员，并祈愿受灾人员早日康复的心愿。 而在8月27日，访华团在北京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会谈时，陆慷指出：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提出访华，希望日本政界有识之士为推动中日关系走上正确轨道作出努力。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是清楚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政界人士激浊扬清，推动日本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诚实并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 这实际就是要高市早苗拿出一个行动，而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达到中方的要求从日本的民意角度看已经没有那么难，双方可以经过缜密沟通，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说法。 尤其是这次日本超党派议员访华团，可能已与中方敲定了6月去世的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继任者、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贸促）会长的前外相岩屋毅等人组成的代表团于9月访华的事，岩屋毅是前任外务大臣，在他访华时，也许高市早苗会托他带去亲笔信，进一步表达改善日中关系的意向，并提出在11月将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日中领导人互动的希望，而中方如果将如何回应，十分引人关注。

美国政府于18日，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日本人院长赤根智子和一名来自塞内加尔、隶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列入新的制裁对象。据国际刑事法院介绍，自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可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以来，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官等累计已达13人，而这一状况的持续发酵，使日美关系陷入新一轮困境。 有关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英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简称ICC）是一个位于荷兰海牙的政府间组织和国际法庭。它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起诉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个人的管辖权的常设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根据1998年7月17日在罗马举行的全权大使会议上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而设立，该规约于2002年7月1日生效，目前共有125个缔约国和地区加盟，美国、俄罗斯、中国和以色列等都没有加盟国际刑事法庭。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与是否加盟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 如果犯罪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内，或者非成员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又或案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行使管辖权。 比如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员国，当被指发生犯罪的地点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以色列涉嫌者进行刑事搜查等，俄罗斯不是成员国，但作为犯罪发生地的乌克兰已经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立案搜查并发出逮捕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如果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该国有义务逮捕他们。 遭美国制裁的赤根智子是怎样的人物？ 遭美国制裁的赤根智子是日本检察官、法官，现任国际刑事法院（ICC）法官及院长。她是首位担任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的日本人。 她最初任职于横滨地方检察厅，之后于1994年和1999年先后在东京地方检察厅任职，2000年担任札幌地方检察厅公判部长，2005年调任名古屋高等检察厅，2008年任职东京高等检察厅，2009年任职大阪高等检察厅，2010年调至最高检察厅，并于同年10月出任函馆地方检察厅检察长。 1989年9月，赤根暂时离职自费赴美国留学。1990年12月，她完成杰克逊维尔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刑事司法课程的学习，并于1991年5月回到仙台地方检察厅恢复工作。 1996年4月，赤根进入日本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担任国际联合国研修合作部副部长。 2013年7月，她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犯罪预防和刑事司法研究所（UNAFEI）所长。 2016年4月，日本政府提名赤根为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候选人。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投票选举产生。2017年12月4日，赤根当选，并于2018年3月11日正式就任法官。她是继前两位日本法官之后，第三位担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日本人，任期为9年，至2027年3月10日结束。 2023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非法将乌克兰儿童带离乌克兰，即涉嫌实施强制迁移。赤根是参与签发这份逮捕令的法官之一。 2024年3月11日，赤根当选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这一天恰好是她就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6周年。她的院长任期至2027年，是国际刑事法院第六任院长，日本人首次担任这一职务。 美国为何对国际刑事法庭人员进行制裁？ 美国特朗普政府18日宣布，将国际刑事法院（ICC）院长赤根智子等人列入制裁对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8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腐败、政治化程度达到致命程度的超国家法院”，因此将赤根院长列为制裁对象。有人认为，对赤根院长实施的制裁，其级别与美国针对朝鲜、伊朗、古巴等敌对国家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并无区别。美国此前甚至扬言要“解散” 国际刑事法院，如今直接将其最高负责人作为制裁目标，实属极为罕见的措施。 制裁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如果在美国境内拥有资产，这些资产将被冻结。不仅如此，第三方与受制裁人之间的各种经济交易也将被禁止。这也让人联想到美国的“二级抵制（二次制裁）”，即连与美国制裁对象进行交易的第三国企业和个人也一并予以惩罚。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如果担心遭到美国的各种不利制裁，可能会主动终止与制裁对象的交易。 由于这是依据美国总统行政令采取的措施，日本金融机构在法律上并没有必须遵守的义务。不过也有人认为，如果日本国内金融机构不与美国方面保持一致，就可能因遭受二次制裁而被排除在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美国的支付结算体系之外，因此日本金融机构也可能采取冻结账户等应对措施。 有观点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人员采取如此严厉的制裁措施，并主张解体国际刑事法院，除牵扯到美国所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等巴勒斯坦区域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外，特朗普政府目前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相继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涉嫌违反国际法。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即使以“自卫”为理由，两国仍可能担心这种军事行动被国际刑事法院认定为“战争罪”，特别是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首轮联合空袭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一所女子小学遭导弹击中，据报造成180人丧生，受到伊朗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谴责，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起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在2024年就加沙地带的战事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特朗普总统或许也担心自己将来，特别是2029年总统任期结束后，会陷入类似的境地，因此制裁是为了使总统和内阁成员等人免于受到刑事起诉。 日本外交与日美关系陷入新一轮困境 赤根智子是日本政府推荐的国际法官，日本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分摊经费的最大出资国，一直表现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 今年1月，赤根智子回国后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礼节性拜访。高市首相当时强调日本重视法治，并向赤根表示：“日本政府将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以及赤根院长。” 当时她在自己的X账号上强调，作为“为消灭和预防重大犯罪行为而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写道：“为了维护和加强国际社会的法治，日本今后也将坚定支持两所国际法院（另一所为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ICJ）。我向她转达了发自内心的信息，希望她继续努力。” 在特朗普签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后，在今年3月的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一名在野党议员要求政府“保护国际刑事法院和赤根所长，使其免受美国制裁”。高市首相对此回答说：“我们已经多次与美国进行沟通和并进行劝说。” 8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针对国际刑事法院（ICC）院长赤根智子采取制裁措施，日本本国出身的人士竟成为唯一盟友美国制裁的对象，对此，日本政府表示“非常遗憾”，日本议员团体表示谴责。 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后在首相官邸会见了外务省事务次官、国际法局长、北美局长等官员。当记者问及政府将如何应对美国的制裁时，高市早苗表示：“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今后也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并采取相应措施。” 8月19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关于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实施制裁》的谈话。谈话指出：此次，国际刑事法院（ICC）院长、法官赤根智子被新增列入美国制裁措施的对象。 日本一贯支持作为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国际刑事法院，致力于惩处和消除国际社会中最严重的犯罪，以及贯彻法治原则。基于这一立场，对于此次措施，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日本将继续与有关国家等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加强国际社会的法治。 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发表了谴责声明。由前防卫相中谷元等人担任共同代表的“跨党派思考人权外交议员联盟”19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实施的制裁措施。该议员联盟发表的声明指出，谴责此次措施的理由之一在于，该措施“本身就是以使国际刑事法院陷入瘫痪为目的”。 国际组织也作出了强烈反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严重关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和赤根所长，并呼吁：“法官和工作人员必须保持独立，不受外部压力影响，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欧洲部分国家也出现了要求启动“阻断法”的声音，以遏制美国等第三国的制裁措施对欧盟境内企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 西班牙外交部在19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向赤根智子等人表达“全面声援”，并强烈谴责企图“解散”国际刑事法院的特朗普政府。 尽管如此，日本的对应却显

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登上北方四岛中的择捉岛，约2个小时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联合发表署名文章《中国与俄罗斯——携手迈上新高度》的文章指出：“中俄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行径，严厉驳斥各类历史修正主义言行。”强调“二战胜利成果”不得否认。8月14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的记者会上，《读卖新闻》记者问：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中的“择捉岛”（俄称“伊图鲁普岛”）。然而“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中方对此次访问有何评论？ 郭嘉昆回答说：“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敦促日方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 中方没有明言北方四岛的归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也没有列出北方四岛的归属细节，那么，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呢？ 日本所说的“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是位于太平洋西北部千岛群岛南端的岛屿群，总面积5038.33平方千米，由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组成，其中择捉岛面积最大（约3200平方千米），现由俄罗斯萨哈林州南库里尔斯克县实际管辖。 北方四岛在二战结束前为日本领土，但在苏军“八月风暴行动”的军事进攻后被苏联占领，成为苏联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领土。俄方认为依照《旧金山和约》，日本已放弃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整个千岛群岛之主权；日方则认为该和约所定义的千岛群岛不包括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虽然签署了《旧金山和约》，但条文中指的千岛群岛应循近代共识，北方四岛并不属于日本放弃的千岛列岛，且苏联自己并未签署这份和约，表示两国之间领土并未达成协议，主张北方四岛仍为其领土，并向俄方要求归还主权，两方因此产生主权争议。 1956年，日本和苏联两国签署《苏日共同宣言》，算是在未签和约的状态下结束了战争状态，当时两国对北方四岛的主权问题仍然无法达成共识，但在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第九条明文规定，日、苏两国同意继续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且条约缔结后，苏联将把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交还给日本。 日本政府长期坚持“四岛返还”原则（即要求择捉、国后、色丹、齿舞四岛全部归还），最初拒绝仅接受两岛，但在实际外交博弈中（如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日本曾一度探讨过将“两岛返还”作为解决争端、缔结和平条约的现实妥协突破口，但遭日本国内强烈反弹，一些人士认为齿舞和色丹两岛的面积仅占北方四岛总面积的7%左右，如果接受两岛返还即告终结，被视为领土交涉的重大妥协与“外交败北”，因此无法谈拢，陷入僵局。 2022年3月21日，俄罗斯宣布由于日本就乌俄战争所实施的制裁，正式停止和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 中国对北方四岛的立场，并不是一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中国出版的地图，基本把北方四岛包括在千岛群岛中，作为苏联领土处理。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4年，当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国开始从过去支持苏联的立场转向利用苏联与日本之间的领土矛盾反对苏联。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谈到苏联占领日本的千岛群岛问题，并明确表示支持日本要求归还领土。 毛泽东说：“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是中国官方首次表达北方四岛应归属日本。 紧随其后，在1964年8月1日，日本媒体发表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会谈的内容。周恩来在会见中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关于归还领土的要求，是中国的一贯政策。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中俄关系迅速改善，中国不再有必要像1964年那样站在日本一边批评苏联，但是中国并不是马上转而公开宣布“四岛属于俄罗斯”，中国采取了“不介入、不表态”的态度。 中国的公开主张是俄日双边关系问题，应由双方之间妥善解决，但在2021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问：据报道，26日，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登上南千岛群岛进行视察，提议在该群岛设立特殊关税区，吸引外国投资。此举引发日方抗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回答说：我注意到有关报道。这是俄日双边关系问题，应由双方之间妥善解决。同时，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应切实得到尊重和遵守。 从上面的赵立坚的发言看，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立场，正微妙地向偏袒俄罗斯方面转换，而其背景是什么呢？ 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组织网络上发表，文章提出“钻石（菱形）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打出建立在“自由民主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外交上的“菱形中国包围网”战略，日本、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和印度四个民主国家，在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广泛海域连线正好构建一个菱形。但是在他执政期间，他一方面推行建立“钻石安全保障构想”， 推进由其奠基和提倡的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四国组成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完善其对中国的“钻石包围网”，另一面则施展“八面玲珑”外交手段，推行在欧美与中俄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俯瞰地球仪”的全方位外交的方针，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的互惠关系”，而岸田文雄2021年10月担任首相后，一改安倍政权的“俯瞰地球仪”的全方位外交的方针，一味追随欧美，并更热衷于在亚太地区建立“中国包围网”，推行“价值观外交”，在日中关系中提出了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日中关系”的新理念，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理念被搁置，加之2016年以来台湾民进党长期执政及中国在与日本有领土争端的钓鱼岛周边巡航的日常化，中国认识到了联合军事强国俄罗斯，以“二战叙事”为纽带，共同对抗以日本为核心建立的“中国包围网”，并在领土和台湾问题上得到俄罗斯全面支持的重要性。 现有资料记载，从地图上看， 中国1960年版《世界分国地图》，将北方四岛划为苏联领土，以苏联的名称标识，日本岛名写在括号中，1972年《世界地图册》第三版后续印刷本就已经把四岛划入日本一侧，并标注“苏占”，而现在中国的官方地图体系仍沿用这种处理方式。 而从官媒报道来看，2019年以前，中国官方媒体经常采用日本名称在前、俄罗斯名称在后的写法。 例如2019年10月，中国新闻网《日俄拟29日试行争议岛屿观光游 此前被俄方延期》一文报道说：“据了解，在6天的日程中，旅行团将赴国后岛(俄方称库纳希尔岛)与择捉岛(俄方称伊图鲁普岛)的名胜与温泉等地进行参观游览。”这条新闻也在人民网日本频道上转载。 而到了2021年，官媒报道出现了明显变化。 2021年10月16日，新华网发表题为《施压日本？俄两名副总理同登争议岛屿》的文章指出：“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两名副总理德米特里·格里戈连科和马拉特·胡斯努林15日访问‘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中的伊图鲁普岛（日称‘择捉岛’）。这是岸田文雄本月上旬出任日本首相以来，俄方政要首次登上两国争议岛屿。” 2021年前后，中国官方媒体的叙事开始明显从“日本名称优先”转向“俄罗斯实际控制名称优先”，同时外交表态从过去对日本领土要求的支持进一步转为“不介入俄日双边争议”，并强调二战战后成果。 2021年6月28日，习近平和普京举行视频会晤，发表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联合声明》，中俄双方明确表示：“中俄关系业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特质是成熟、富有建设性与可持续性，以促进两国发展繁荣和人民福祉为宗旨，树立了国与国和谐共处与互利合作的典范。 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中俄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将根据条约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安全、军事、经贸、人文、国际等各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两国以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为方向，继续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约2016年以后，中俄关系“历史最高水平”政治定位逐步形成， 2021年则是这一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制度化的节点。中国开始更加谨慎地处理日俄之间的领土争议。促使两国关系更加紧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月6日，就任后首次出席广岛原爆和平纪念仪式。她在致辞中表示：“我国正在坚持‘无核三原则’，肩负着为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而不断努力的使命。” 在长崎也做出类似表述，日本多家媒体指出，与历任首相使用 “在坚持的同时”等词语，表现推进和主导未来无核化意志等表述相比，高市首相所使用的“正在坚持”这一说法，仅仅停留在对现状的说明层面，这与去年石破茂首相着眼未来，表示“在坚持三原则的同时，主导为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所作的努力”的表态有所不同。 因此有人指出：“所谓‘坚持’，只不过是在说明现状，看不到不予修改的决心。”“没有谈到今后打算怎么办。” 高市早苗首相6日在广岛市举行记者会，为日本核政策的基本方针——“无核三原则”的调整留下了余地。当被问及是否将在未来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时，她表示：“作为政府而言，目前仍将其作为一项政策方针予以坚持。”与此同时，她还指出，有关年底将进行修订的《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对于其中的表述方式等内容，不宜现在作出预判。”在这些与历任首相有细微差别的措辞中，流露出了强烈的修正“无核三原则”的意图。有舆论认为，日本政府将在年底修订《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时修改“无核三原则”。 “无核三原则”（又称“非核三原则”）是指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具体内容为：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或称不引进）核武器。该原则由时任日本首相的佐藤荣作于1967年12月提出，并于1971年11月在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佐藤荣作因此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读卖新闻》8月7日发表题为《高市首相未明确表示“今后将坚持”无核三原则……是否意识到无核三原则“束缚”美国的核威慑力？》的文章指出：据首相身边人士透露，“直到前一天还在继续修改讲稿”，由此看来，首相本人的意向似乎反映在了最终的措辞之中。 高市首相的致辞，立刻在日本引起很大波澜，各家报社纷纷发表社论，对此提出批评。 《朝日新闻》8月6日发表题为《致访问被轰炸地广岛的高市首相：无核三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国策”》的社论，《信浓每日新闻数字版》8月8日发表题为《坚持无核三原则——不要辜负被原子弹轰炸地区民众的愿望》的社论，对高市首相的如此表态提出批评。 高市在就任首相之前，曾在2024年出版、由她参与编著的《国力研究》（产经新闻出版）一书中，亲自披露她曾以日本的国策“无核三原则”是“障碍”为由，要求将其从《安全保障相关三份文件》删除。 她在继续支持禁止日本拥有和制造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中的“不持有、不制造”两项原则的同时，指出“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这一原则“不切实际”。她主张，如果连搭载核武器的美国潜艇进入日本港口都不允许，就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 高市去年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允许核武器运入日本”表示：“必须进行讨论”。 也许是受到高市的影响，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7月17日在网络节目中与媒体人樱井良子的对话时表示：在日本讨论核问题很难，但是这是不得不讨论的问题。7月22日，他在访问地比利时提及欧洲增强核战力的动向，并表示对核问题要做“没有禁忌的讨论”。 这些动向不仅在日本国内掀起很大波澜，也必然对日中关系的改善造成很大影响。 自从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答辩以后，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国方面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联合俄罗斯等国，防止日本拥有核武器或引进美国的核武器。8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答问时指出：日本执政当局官员公然炒作“核选项”、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的政治、军事野心，是拿一亿多日本人民的未来豪赌。民心不可违。日本执政当局应倾听民众呼声，切实履行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停止在核问题上玩火，不要重蹈错判历史大势、背弃和平民意的覆辙。 其实日本在高市早苗进行有关湾有事”的答辩后，一直希望日中关系能走上正常轨道，因为日中关系的恶化，已经给日本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在发表有关“台湾有事”答辩以后，日中关系高度紧张，中国政府发出“尽量避免赴日旅行”的呼吁，中国访日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对于中国游客寄予很大期望的日本旅游界遭受重创，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18日在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上发表题为《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一文中指出：中国游客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使日本的GDP下降0.29%。 而在日中关系紧张后，中国严控稀土对日本的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一项经济测算显示，如果全球稀土供应量骤减80%且短期内无法替代，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下降2.3%，在美欧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有关日中关系，高市早苗首相在7月27日的记者会见上指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自我就任首相以来，我始终坚持这样一项方针，即全面推进日中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具有建设性和稳定性的两国关系。 正因为日中之间存在各种担忧和课题，我认为，在各个层级、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对话，加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茂木大臣在内，目前我们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对话。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冷静、妥当地作出应对。 我非常期待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首脑会议）定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举行。 日本现在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但是如果日本执意推进从美国引入核武器，日中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因为这意味着在中国家门口引进至近的核打击基地，对中国的台湾战略、南海战略、东海战略以及中国海军突破岛链封锁都会产生巨大的制衡能量，严重弱化中国“战略预警与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特别是日本列岛的西南诸岛、冲绳等地区距离台湾非常近，如果日本允许美国核力量更加自由地利用日本的基地体系，那么中国可能会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危机，日本不仅是美国的后方基地，而且可能成为美国核威慑体系的一部分，这样一来，中国对台海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日本因素”就会明显上升。 因此如果高市政权执意修改“无核三原则”，将使已经处于十分艰难状态的日中关系雪上加霜，难以改善，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实现日中首脑会谈也将是不可能的。

2026年7月28日，在发生并观测到最大震度7级的熊本地震后不久，永旺梦乐城熊本（Aeon Mall熊本）发生了大规模爆炸。截至31日，已确认共有7名员工遇难，成为这次熊本大地震最为惨烈的现场。地震引发大规模的爆炸，在一些处理易燃易爆物质的工厂等时有发生，但是在大型商业设施发生实属罕见，为什么在地震后会发生大爆炸？目前日本经济产业省等部门派员奔赴现场，正在进行彻底调查。 永旺梦乐城熊本曾与嘉岛町签订协议，指定该设施为灾害发生时可开放停车场作为避难场所，并负责提供救灾物资的防灾据点。如果没有发生此次事故，这里原本应成为当地居民避难的重要场所。据悉，永旺集团已与全国141个地方政府签订了类似协议。 永旺梦乐城熊本于2005年10月开业，是一座大型商业综合体。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也曾受损，并于2018年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翻修。商场为地上三层钢结构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一、二层设有服装店、餐饮店等商业设施，并入驻电影院、诊所、托儿所等约200家商户，这样大型商业设施的抗震强度远远高于民间住宅，因此是当地指定其为灾害发生时的避难场所。据永旺介绍，事故发生时，商场内约有3000名顾客，包括各商户在内约有1300至1500名员工，工作人员成功避免了现场陷入恐慌，并将所有人员安全疏散至室外，当时并未发生建筑物倒塌等危及人们安全的现象。 但是在7月28日下午5时45分左右，距离7.1级地震发生后约1小时20分钟，永旺梦乐城熊本南侧中央附近发生大爆炸，天花板材料全部坍塌，散落在地面，二楼部分坠落。 一些专家表示：爆炸应与设施内使用的液化石油气有关（LP燃气，LPG）。据永旺梦乐城举行的记者会介绍，燃气供应储罐为大型液化石油气储罐，最大可储存9367公斤液化石油燃气。 另有人根据这一数据推算：如果这些液化石油燃气全部参与爆炸，其能量理论上最大相当于约100吨TNT炸药的威力，而各家餐饮店分别都安装了切断阀（紧急关闭阀），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地震发生后，这些切断阀是否正常发挥了作用。 此次永旺梦乐城熊本实际上是吸取东日本大地震经验后，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推进的“大型设施液化石油（LP）燃气化政策”，重新建设成为防灾据点的商业设施，而这起爆炸事故不仅对永旺而言，对经济产业省来说也是“完全出乎预料的事态”。从7月30日起，经济产业省迅速派员赴现场展开调查。 为什么日本政府要推进“大型设施液化石油燃气化政策”呢？ 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网页上的《充分利用抗灾能力强的分布式能源——液化石油气》一文指出： “为什么说液化石油燃气是一种具有较强抗灾能力的能源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能够独立运行的分布式能源。 液化石油燃气可以充装在钢瓶或储罐中，并根据需要设置在使用地点，属于一种分布式能源，无需依赖电力等其他能源系统，即可独立运行。因此，即使在灾害导致电力供应中断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液化石油燃气在防灾方面的优势，已经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灾害发生后，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度过受灾后的前三天（72小时）。据报道，在自卫队等救援力量抵达之前，各地避难所利用现场储备的液化石油燃气进行了取暖和供应热食（赈灾炊事）等工作，为维系灾民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由于液化石油燃气设备安装方便，在为受灾群众建设的临时住宅中，也被广泛作为发电、供暖制冷、烹饪和热水供应等主要能源使用。” 液化石油燃气具有以下特性： 比空气重，因此容易积聚在低洼处；本身无色无味，但为了便于发现泄漏，人工添加了气味；只有当空气中的浓度达到1.8%至9.5%之间时，才会发生燃烧或爆炸。 按理来说，在如此宽敞的空间里，即使发生燃气泄漏，气体也容易扩散，不易达到危险浓度，然而，强震也可能造成管线或连接部位损伤，即使各家餐饮店分别都安装了切断阀，也可能发生泄漏，使浓度骤增。如果商铺彼此分隔形成许多相对封闭的小空间，一旦发生燃气泄漏，气体就可能在这些封闭空间内不断积聚，使浓度持续升高，在空气中达到爆发的浓度，并因某种火源被点燃。如果其中一家达到危险浓度的商铺首先发生爆炸，其产生的冲击压力又可能连锁传递至周围区域，最终形成大规模爆炸。 永旺梦乐城熊本在2016年熊本地震中受损后，已按照新的抗震标准进行了修复并重新营业，其中也包括燃气管道系统。根据日本相关法规，大型商业设施必须设置防灾中心，并实行全年365天、每天24小时监控值守。按规定，现场理应安装有燃气泄漏报警器和紧急切断阀。不过，即使安全装置当时已经启动，也不能完全排除爆炸发生的可能，虽然液化石油燃气系统通常安装感震自动切断装置，在理论上，遇到强震时应该切断，但是也可能阀门动作了，但阀门之后的管道内由于破损已有液化石油燃气泄漏，遮断阀没有完全阻止泄漏，而泄漏的液化石油燃气达到引发爆炸的浓度，形成爆炸的条件。 但是以上的分析，在真正的原因查明之前，都属于一种假设。 在7月29日的记者会见中，永旺（AEON）株式会社总裁吉田昭夫表示：“关于现场情况，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相关方面的判断，认为发生燃气爆炸的可能性较高。不过，截至目前，消防部门尚未发布正式结论，因此，现阶段还不能对此作出最终认定。 尽管如此，作为我们公司，将把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部与消防等有关部门共享，并尽最大努力配合调查，力争尽快查明事故原因。” 据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永旺梦乐城社长大野惠司介绍，美食广场（Food Court）的烹饪使用的是液化石油气。一旦发生燃气泄漏，系统原本设有自动启动切断阀或关闭阀门等安全措施。 燃气设备已于2026年3月12日进行了自主检查，并于6月10日按照法律规定实施了定期检查。但对于事故发生当时燃气设备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大野表示：“目前正与消防部门共同展开调查。” 看来要想全面查明这次大地震引发的爆炸的原因，还需要深入的调查。

日本时间19日凌晨，在中国军舰与俄罗斯军舰联合航行期间，两军在日本冲之鸟岛附近的日本主张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日本政府认为此举可能危及船舶航行安全，已向中方提出交涉，表示关切。日本防卫省表示，这是首次确认并对外公布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实弹射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21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指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予以坚决驳回。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 由此，日中关于冲之鸟岛的“岛岩之争”再燃。 中俄两国在冲之鸟岛附近的日本主张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7月12日，日本、美国、菲律宾等14个国家，在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作出裁决，否定中国关于其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的主张满十周年之际，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再次确认了仲裁庭作出的“中国关于扩张性海洋权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的裁决。 2016年7月12日，设于海牙的南海仲裁庭作出裁决，核心内容涉及否定中国“九段线”历史权利，并判定南沙群岛诸多岛礁为“礁岩”而非“岛屿”，并指责中国在南海进行填海造陆。中国政府对此明确表示“不接受、不承认”。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华阳礁、南薰礁、东门礁和赤瓜礁等7个岛礁上开展了大规模陆域吹填（填海造陆）和设施建设，南海仲裁案（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仲裁庭在2016年7月12日的裁定表明，南沙群岛的所有高潮时高出水面岛屿（包括最大自然岛太平岛在内）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均属无法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岩礁”。 仲裁庭认定永暑礁、黄岩岛、赤瓜礁、华阳礁等在自然状态下，虽然高潮时高于水面，但由于“无法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被定性为岩礁。 对于日本等国12日发表的相关声明，中国外交部7月12日发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的声明》，指出：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 2026年7月12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劲松，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横地晃，就此提出严正交涉并进行了抗议。中方表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并强调“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月13日，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本与其他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施泳公使向日本外务省亚大局长金井正彰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国的这一系列活动体现了中方在此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把日本看成发表这一声明的核心国家和牵头人。 而中俄两军在日本冲之鸟岛附近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也是这种抗议的延伸。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可以主张自领海基线起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其大陆边缘自然延伸超过200海里，并符合《公约》第76条规定的地质和地貌条件，还可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CLCS）提交资料，申请确认200海里以外的外大陆架范围。 2008年11月，日本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外大陆架划界申请，共涉及七个海域区块，总面积约74.7万平方公里。其中，日本主张以冲之鸟岛作为基点，申请确认九州—帕劳海岭南部（Kyushu-Palau Ridge，简称KPR区块）约25.5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外大陆架。 日本这一申请的重要前提，是认为冲之鸟岛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屿”，能够产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冲之鸟仅属于第121条第3款规定的“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不能维持经济生活的岩礁（Rock）”，则只能拥有12海里领海，而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中国自始至终没有承认日本关于冲之鸟岛的法律主张。2004年5月27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贾宇、工程师李明杰撰写的《不认可人造的“冲之鸟”》一文，认为日本所谓“冲之鸟岛”原本只是几块长期遭受海浪侵蚀、涨潮时仅有少部分露出海面的珊瑚礁，日本长期采用钢筋混凝土等工程措施进行人工加固和维护，其目的在于维持其露出水面的状态，并借此扩大海洋管辖范围。因此，中国认为冲之鸟不具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岛屿法律地位，不应据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 文章指出，日本自1987年前后开始实施大规模保全工程，在冲之鸟周围修筑护岸、防波设施，并建设测量设施、气象观测设备、直升机起降平台等，以防止礁体继续遭受海浪侵蚀。 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围绕冲之鸟岛的维护和保全工程已累计投入数百亿甚至上千亿日元。日本官方和相关省厅（如国土交通省）的公开数据显示，该项长期工程涉及早期的护岸、防波块加固以及后期的港湾和活动据点建设，目前由于长期进行保全工程，冲之鸟岛正呈现出人为的整圆型。 日本政府则始终坚持认为，冲之鸟属于天然形成的岛屿，仅通过人工设施防止自然侵蚀，并未改变其原有法律性质，因此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关于岛屿的规定，应当拥有12海里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等海洋权益。 围绕冲之鸟法律地位，日中双方公开争论不断升级。2005年5月20日，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登上冲之鸟岛，在几十名记者陪同下于岛礁上逗留了45分钟。其间他扬起日本国旗，又轻吻刻有“冲之鸟岛，日本国”的黑色石匾，说：“ 这是岛。”他还说：“ 领土就是领土，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基地进行经济活动，包括捕鱼。我会强烈对外展示冲之鸟岛是日本经济专属区的一部分，阻止中国再说三道四。” 2008年，日本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申请后，中国和韩国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外交照会，指出冲之鸟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的“岩礁”，无权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因此日本相关申请缺乏法律基础。 2012年4月，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公布了对日本申请的建议（Recommendations）。委员会建议认可日本在部分海域拥有外大陆架，其中包括四国海盆等六个区域；但对于以冲之鸟岛为基点主张的九州—帕劳海岭（KPR）区块，由于存在中国、韩国提出的外交照会和法律争议，委员会未对涉及冲之鸟的相关区块进行实质审查，因此也未就冲之鸟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还是“岩礁”作出认定。根据委员会一贯做法，对于涉及国际争议的申请，在争议未得到有关国家解决之前，委员会通常不予审议。 日本政府随后表示，委员会认可其他相关海域的建议，证明日本提交的科学资料具有充分依据，并坚持认为冲之鸟岛依法属于岛屿。中国则继续强调，冲之鸟只是岩礁，日本无权据此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 截至2026年，冲之鸟法律地位问题仍未获得国际司法机构裁决，也没有新的国际法结论。 日本继续对冲之鸟实施维护和科研开发，并以其为基础开展海洋资源调查；中国和韩国则继续坚持冲之鸟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的岩礁，不应据此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因此，这一争议至今仍是东亚海洋法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国际法律争议之一。 而中国联合俄罗斯在冲之鸟岛周边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的海域进行射击演习，其目的是回击日本等国拥护南海仲裁庭否定中国通过添海造陆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的裁决的声明，不仅是对日本等国支持南海仲裁裁决的回应，更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以行动再次否定日本以冲之鸟岛为基点主张专属经济区的法律立场，而且是首次联合俄罗斯用坚船利炮在此地区开火的武力威吓方式否定，并以此向世界宣示：填海造陆是日本，这也是刘劲松在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横地晃时所表示的 “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的一环。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7月15日发表的公告，6月份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为314万8600人，同比减少6.8%。由于日中关系恶化，中国赴日游客较去年减少了57.3%，2026年上半年累计访日外国游客人数达到2108万4800人，比上年同期减少2.0%，中国人为为205.82万人次，同比大幅减少56.4%。 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有关“台湾有事”发言以后，日中关系高度紧张，中国政府发出“尽量避免赴日旅行”的呼吁，中国访日游客数量急剧下降，对于中国游客寄予很大期望的日本旅游界遭受重创，但是同时中国也正在蒙受损失。 此前，在新冠疫情以后，中国游客访日恢复趋势迅猛，日本政府观光局（JNTO）2025年1月15日发布估算数据称，2024年访日外国人达到3686万9900人，创统计史上新高。仅1-11月就超过了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3188万人次），创出新高。全年访日游客人数比上年增加了47%。按国家和地区区分与上年相比的增长率，中国大陆增长约2.9倍，美国增长33%。访日人数排名前三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韩国、中国大陆、台湾。 从国家和地区划分的人数看，韩国以881万7800人居首、中国大陆以698万1200人次之、台湾地区以604万4400人排名第三、美国以272万4600人列第四、香港地区以268万3500人排第五、泰国以114万8900人列第六、澳洲以92万人排第七。 而到了2025年，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数据，2025年前10个月，访日游客达3554万7200人， 同比增长17.7%，其中中国游客为820万3100人 ，同比增加40.7%，成为日本外国游客的最大来源国。 据日本观光厅统计， 2024年（初步报告）访日外国游客消费金额预计比2023年增加53.4%，比2019年增加69.1%。预估为8.1395万亿日元。按国家和地区划分，中国大陆为1兆7335亿日元（占21.3％），占首位，其次是台湾地区，为1兆936亿日元（占13.4％），韩国9632亿日元（11.8%）、美国9021亿日元（11.1%）、香港6584亿日元（8.1%），前五位国家和地区合计占比65.7%，中华两岸三地占全体消费的42.8%。 访日游客消费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感不断增大。从统计上来看，访日游客的消费被归类为出口。与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2024年1月至11月）主要商品出口年化值相比，访日游客消费额超过了日本主要出口商品半导体和钢铁，成为日本第二大出口商品，金额仅次于汽车。 而今年中国人访日不仅人数大降，而且消费也在大降，据日本观光厅7月15日发表的公告，2026年4—6月访日外国游客旅游消费额为2.50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0.2%；人均支出为24万4457日元，同比增长3.3%，中国人消费为2592亿日元（占10.3%），位居第三。而2025年4～6月期间的访日外国人消费总额约为 2兆5,250亿日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 18.0%。按国籍·地区来看，中国为5,160亿日元（占比20.4%），居首，而今年同期减少了2568亿日元，减少了约50%。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木内登英2025年11月18日在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上发表题为《中国政府要求民众避免赴日旅行，将给日本造成1.79万亿日元经济损失，使GDP下降0.29%》的文章指出： “今年1月至9月，中国赴日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23.7%，为各国和地区中最多。按截至今年9月的最新统计数据计算，过去一年（去年10月至今年9月）中国赴日游客人数为922.1万人。 另一方面，假设今后一年中国赴日游客仍将保持今年1月至9月同比增长42.7%的速度增长，同时按今年7月至9月中国游客人均消费额23.9万日元持续一年进行测算，则中国游客在日本的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3.15万亿日元。这是作为不存在赴日旅行限制（或旅行自肃要求）情况下的基准情景。 与此相比，如果中国赴日游客人数像2012年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发生时一样，在未来一年平均同比减少25.1%，则旅游消费额将降至1.65万亿日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视为赴日旅行自肃要求造成的影响，其规模约为1.49万亿日元。” “根据今年7月至9月香港赴日游客人均消费额21.1万日元等数据测算，在不存在赴日旅行自肃要求的基准情景下，未来一年香港游客在日本的旅游消费总额将达到0.72万亿日元。 另一方面，如果与中国游客相同，香港赴日游客人数未来一年减少25.1%，则全年旅游消费额将降至0.42万亿日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可视为赴日旅行自肃要求造成的影响，其规模约为0.29万亿日元。 将未来一年中国游客因赴日旅行自肃要求而减少的消费额1.49万亿日元，与香港游客相应减少的消费额0.29万亿日元相加，总计约为1.79万亿日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24年日本名义GDP（607.9万亿日元）的0.29%。 也就是说，这将使未来一年日本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率均下降约0.29个百分点，对日本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冲击。” 而反过来，以限制来日本旅游为手段制裁日本的中国难道就不受损失吗？中国游客不来日本，中国同样会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 在高市早苗国会发言引起日中外交风波最剧烈的阶段，英国《卫报》及香港《南华早报》2025年11月17日援引资深航空分析师最新消息称，自上周六以来，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已有约50万张赴日机票被游客退订。 《南华早报》称，一名航空分析师表示，自11月15日以来，中国航司已记录约有49.1万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被退订，约占飞往日本总预定量的32％。 以去年12月计划出行的航班为例，中国各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900架次的赴日航班（约占原计划航班的16%至20%）。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26日，2月份已有49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比1月份进一步增加。另据航旅纵横大数据，在2月份中国境内到日本的计划航班中，有近半数已取消。与此同时，1月26日，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以及厦门航空、上海航空、吉祥航空和春秋航空等多家航司发布关于日本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理的通告，纷纷将免费退改签政延期至2026年10月。部分月份运力削减达到60%以上。根据航空数据平台（如航班管家DAST）的最新监测，近期中日航线的调整仍在持续，受淡季及市场需求低迷影响，日中航线的整体取消率一度达到 近50%，多条航线甚至出现全月航班取消的情况。 退票潮与大规模停飞航空公司受到很大经济损失，中国航空公司的损失主要体现在直接的退票成本、机组资源闲置以及航线收入锐减。大规模退票直接吞噬了航司的现金流，不仅损失了预售票款，航司还需承担高昂的退票手续费补偿及退款支付处理费用，承受数十亿人民币的退票损失。业内估算，近50万张退票涉及的机票总损失高达数十亿人民币，重挫主导型航企。中日航空市场的运力主要由中国航司主导（如中国东航、国航、春秋航空、南航和吉祥航空），以春秋航空为例，其国际运力近四成投放于日本，因此航班大面积停飞对其营收与全年财报造成了显著冲击，机场及配套收入也下降。 日本航线一直是中国航空公司利润率较高的国际短程航线之一，因此取消这些航班，对航空公司的盈利影响比取消一些国内航线更明显。 事实上，中国三大航空公司2026年上半年预计合计亏损最高约90亿元人民币，虽然原因不只是日本航线，但国际需求疲弱、日本航线缩减都是影响因素之一。 和中国人赴日旅行一样，日本人的赴华旅行人数也在大量减少。据共同社5月30日发表的《日本人赴华旅游大幅减少，取消预订与航班缩减，加上燃油费上涨，遭遇“三重打击”》一文报道：“日本人赴中国旅游人数正在大幅减少。据信，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答辩后，日中关系恶化，对此产生了影响。一家日本大型旅行社负责中国旅游业务的人士透露：“由于预订取消数量激增，再加上日本往返中国航班减少，日本游客人数减少了九成。” “自2025年11月以来，上海的日本旅行团有一半被取消。一家大型旅行社驻上海负责日本业务的人员分析说：“应该是出于对安全方面的担忧。”据称，即使已经完成预订，也会因航班突然停飞而导致旅行团被迫取消，日本游客人数一直维持在同比减少七成的水平。”（共同社上海之局柴田智业） 同时，两国的人员往来大量减少，对两国民众的互相理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使用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一表述，两国的关系恶化，也必将带来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感情的恶化，近邻交恶，两败俱伤。 因此，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应人为地波及到经济领域，不然的话就只能造成“双输”和“互损”的结果。 2012年日中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冲突不断，日中关系降至冰点，2013年4月10日，在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大会上，当时的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表示：“日中两国首脑提出建立‘战略的互惠关系’，但实际情况却是‘战术的互损关系’，非常令人遗憾。”现在的日中关系，就是抛弃了“战略的互惠”的“战术的互损”关系。

据中国央视新闻7月6日报道，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这次发射引起了日本的深度担忧和关注。 木原稔官房长官在6日表示：“今天上午，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接到中国国防部的通知，对方说明将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我方已向中方表达了对中国军事活动日益活跃的严重关切。” 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联合发出题为《关于中方通知将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的通知，通知表示：1、7月5日（星期日），日本海上保安厅接到中国航海主管部门通知，称“将在潮岬以南等海域划设因航天器残骸坠落而实施管制的区域”。经确认，所划设区域的一部分包含了位于潮岬以南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此外，日本国土交通省根据中国民航主管部门的通报，已发布航空情报通告（NOTAM）。2、7月6日（星期一）11时30分（日本时间），日本驻华大使馆接到中国国防部说明，称上述事项涉及发射弹道导弹。对此，日方表示，对中国军事活动日趋活跃深感关切，并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有关弹道导弹发射训练计划，确保不会出现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等危及日本安全的情况。3、基于上述情况，日本政府将继续由有关部门密切协作，努力确保日本领空和海域的安全，并要求防卫省切实做好警戒监视工作。 为什么日方对此表示深度担忧和关注呢？首先日本担心该导弹飞跃日本上空，这样无论从现实的威胁程度和对日本民众的心理压力来看，都是重度的。2017年8月29日，朝鲜试验火星12导弹，经过日本第二大岛北海道上空，这是朝鲜的导弹第一次飞过日本领土。一般来说，飞行器在未进行通知的情况下无故穿越他国上空将被指严重挑衅外国主权，这样的行为引发日本乃至国际震惊。导弹升空后4分钟，导弹轨道附近区域的日本民众手机上收到蜂鸣警报，警报声吵醒了一些睡梦中的人。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表态称：“这种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的鲁莽行为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2022年10月4日早上，朝鲜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横越其领域，最后落入太平洋，日本政府呼吁公民寻找掩体，日本北部也暂停列车行驶。日本方面还立即通过驻北京大使馆管道，向朝鲜提出严重抗议，“并以最强烈的表现方式予以谴责”。如果中国导弹飞越日本上空，将表明中国对日本的威胁陡然上升，是拦截、击落还是听之任之，让日本面临外交与安全保障方面的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四个坐标点：其中一个位于菲律宾外海，两个位于所罗门群岛附近，另一个位于距离和歌山县最南端约370公里的海域。其中有一部分区域与日本的专属经济区（EEZ）发生重叠。中国于5日曾向国内发布两处可能有坠落危险的区域通知，其中一处位于辽宁省外海、包括渤海在内的北部海域；另一处位于广东省外海的南部海域。日本方面有分析猜测：如果将这两处区域与中国向日本通报的导弹落点连接起来，可能会经过日本海、东北日本附近、本州东北部附近，那么，是否意味着中国导弹会飞越日本上空呢？但后来日本方面证实，此次中国的潜射洲际导弹并没有越过日本上空。 7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外务省、国土交通省、防卫省又联合发出题为《关于取消因中方通知将发射弹道导弹而发布的各项警报的相关信息的通知》，通知中指出：“截至目前，日本政府掌握的情况显示，未确认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也未确认飞入日本专属经济区（EEZ）。”日本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二，这次中国发射潜射洲际导弹是针对以岛链封锁中国的日美一次令人震撼的举动。凤凰网7日报道，据凤凰卫视报道，中国海军7月6日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此次试射的导弹型号很可能是在去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的“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 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JL-3）是中国研制的海基战略核导弹，2025年9月3日首次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该导弹射程超过8000公里，可达1万公里以上 ，采用多弹头分导技术，可携带6-10个分导式弹头，并与096型战略核潜艇配套使用，服役标志着中国潜射弹道导弹进入洲际时代。此导弹可在近海发射覆盖对中国实施核威胁的国家目标，使战略核潜艇具备近海区域执行二次核反击的能力。二次核打击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遭受敌方核打击后，仍然具有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能力。按照相关理论，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二次核打击能力，就可有效威慑和遏止敌方，显著提升核威慑效能。 几十年来，美国和日本等依靠太平洋上各大岛屿连结的岛链，建立了美国及盟友的一个战略地理空间，以抵御中国解放军向太平洋移动。美日等在中国东出太平洋的航道上布满了反潜巡逻机和攻击型潜艇，利用P-3C、P-1、P-8A等海上巡逻机进行大范围巡逻，投放声呐浮标，由配备反潜声呐的护卫舰、驱逐舰开展搜索，利用水下监听网等固定式传感器，对潜艇通过海峡进行监视和持续跟踪，力图在关键时刻封锁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把中国战略核潜艇堵在近海，使其无法展开第二次核反击的战力，而中国核潜艇一个弱项就是噪音较大，无法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让携带核武器的潜艇出海入洋，因此导链封锁使美国的核战力维持了对中国最大的威慑力，也可以保障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保护下的日本的安全。 而关于这次中国发射潜射洲际导弹的地点，目前尚无官方信息证实发射海域。部分军事分析人士根据航行警告和飞行轨迹推测，发射地点可能位于渤海湾，据香港新闻网7月8日发表题为《“罕见实力展示”！美媒聚焦中国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文章（编辑 李雪萍）报道，维也纳研究机构“开放核网络”分析师徐天然称，根据中国航空和海事机构发布的通告，该导弹很可能从中国东北部的渤海湾发射，并飞向南太平洋。在他看来，本周进行的导弹试射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形成了“巨大反差”——中国以往通常在境内沙漠地带试射导弹。“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展示或信号传递。” 渤海平均水深不到20米。如果海水只有20米左右，潜艇几乎没有上下调整深度的空间，稍有误差就可能接近海底或露出水面。渤海虽然并非所有海域都如此浅，但整体属于浅海环境。如果这枚导弹真的发射于渤海湾或其他浅海，则可以表明中国战略核潜艇在浅海姿态控制方面已有较高水平，冷发射系统能够适应较复杂的浅海环境，中国具备在受保护海域（即所谓的“堡垒海域”）实施战略核反击能力，说明中国不需到数千里外的大洋就可以在中国近海发射潜射导弹，并覆盖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达到如此成熟的高度，会大大对冲核弹头在数量上少于美国的劣势，美日联手，以日本为最近基地的核威慑力也会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