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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伊始，美国突袭委内瑞拉抓捕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引发强烈质疑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次干预标志着一次重大的断裂，它不仅是委内瑞拉深重危机的残酷尾声，更构成了一个历史性转折，标志着武力蓄意入侵国际关系，以及构成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加速瓦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强化对拉美事务的直接干预姿态，强调西半球不容外部大国介入，并在格陵兰等问题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强硬信号。特朗普推行一系列极具颠覆性的对外政策，引发人们对“新门罗主义”的热议。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优先”与全球化退潮相互叠加，国际秩序中原有的规则、惯例与多边机制，在单边行动和速度政治面前显得愈发脆弱。与此同时，关于“东升西降”的说法，也从舆论判断逐渐演变为政策假设，引发对全球权力结构重塑的激烈争论。在今天的本节目中，我们连线到美国纽伦堡大学访问学者、人权律师滕彪先生，请他为我们解读特朗普式“新门罗主义”的内涵，以及它与“东升西降”叙事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 法广：特朗普近期对拉美和北极地区的强硬姿态被称为“新门罗主义”。您对此作何看法？它与19世纪的门罗主义本身有哪些本质差异？作为美国帝国战略失灵时屡被动用的地缘政治工具，用门罗主义这一概念来解读特朗普的主张是否恰当？ 滕彪：从川普在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之后，关于“新门罗主义”或者叫“唐罗主义”（“川普-门罗主义”）的讨论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在2025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有所表述。“新门罗主义”承接200年前的 “门罗主义”，当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列强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宣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已独立的拉美国家再度被欧洲列强殖民的作用。但是它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政策。 川普的“新门罗主义”，出炉的背景是非常不一样的，在1823年的时候，英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其他的强国有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二流国家，离世界最强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在那个时候美国宣称宣称美洲人要美洲人（心里想的是美国人）来管理，主要是一个政治宣言，但是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主要是得到了英国的海权保护。有人说它像“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当时的美国是在崛起的前夜，而中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当时中国还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巨大，但是已经被欧洲强国所超越。这是当时的背景。 而今天的局势完全不一样。美国在一战后成为世界级的强国、二战之后成为两大巨头之一，美苏争霸。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成了唯一的超级强国，建立起单极的世界秩序。而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川普推出“新门罗主义”，表面上看起来，他在格陵兰、委内瑞拉、古巴、伊朗等问题上都越来越有侵略性、扩张性；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收缩，代表的是美国越来越难以应付目前的日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川普一再要求欧洲要为他们自己的防卫买单、宣称美国优先，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收缩。 另外一点是，很难说川普有什么国际政策，或者说是一以贯之的原则，经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泼皮无赖，他以“交易的艺术”而知名，外交、内政一切都可交易，有的时候他把交易看成是一个零和博弈。他的“新门罗主义”没有普世价值的取向，主要是和中俄划分势力范围。200年前的世界，没有基于普世价值的全球性组织，基本没有什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二战之后世界文明秩序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而在很大程度上，川普把国际社会推向一百年前的丛林规则，这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 法广：特朗普推行“新门罗主义”意欲何为？“新门罗主义”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当今世界抬头？ 滕彪：川普推行“新门罗主义”，也是为了迎合美国相当一部分选民的需要，为了利用民粹主义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不像历史上的“门罗主义”那样有逻辑一惯性、能够持续很久。传统的“门罗主义”经过詹姆斯·波尔克、格兰特、老罗斯福等美国总统的一些修正，变得更具有扩张性，美国越来越成为世界警察，从原来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了“西半球是美国的地盘”，从防御变成了先发制人。 川普抓捕马杜罗，虽然声称是为了打击毒品犯罪，但实际上毫不掩饰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 他把加拿大称作美国“第15个州”，把加拿大总理称作“州长”，对格陵兰岛的公开威胁和领土要求，把墨西哥湾命名为“美国湾”，在巴拿马运河、古巴问题上的表态，等等，都极大地满足了一些选民的需要、铁杆川粉欣喜若狂。它的背景就是美国的右翼化和民粹化。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单级霸权的地位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所以“新门罗主义”也有它不得已的地方。但是川普的“新门罗主义”能够走多远？它对国际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还要看。川普对民主联盟的破坏、对北约的打击、对盟友的背叛、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威胁，都使他的“唐罗主义”一定会遭遇很多的挑战和阻击。   法广：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东升西降”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共产党是否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来主导国际秩序？“东升西降”是否意味着民主下降、专制上升？ 滕彪：“东升西降”，是习近平在2021年左右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后来在一些讲话、文件里也经常提到。2021年正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当时看起来中国处理疫情比西方很多国家要更好。因为它用不顾人权的集权铁腕，似乎更有效，而西方一片混乱。当然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在上升。所以习近平提出“东升西降”，背后也有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个所谓的“东”，一般来说并不是地理位置上的东方、东亚、亚洲、或者是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或者说是“中国模式”，和习近平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等都有相通的地方。 当我们说“西方”、“西方国家”，也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像新西兰、日本、韩国等民主国家，并不是在地理上的“西方”，但属于政治上的“西方”。所以“东升西降”想说的就是中国模式在上升，中国的国力、影响力在上升，而美国一片混乱、西方问题重重，西方模式（直接了当的说， 就是自由民主模式）正在下降。中国不需要像过去邓小平说的那样“韬光养晦”，中国正在崛起或者已经崛起。之前还有一个概念叫“G2”，就是中国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甚至在一些方面，中国可以超越美国，中国要和美国一样主导全球秩序，这是“东升西降”的一些背景。 “东升西降”是否正在发生？这要分几方面来看：如果要说“民主”和“专政”这两种力量的斗争的话，从理论上来讲，站在未来的角度，显然专制体制是不可能战胜民主体制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都必然会实现民主宪政体制，虽然路径、形态会各有不同，但基本的底线原则一定要达到；我坚信这一点。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遭到很多批评，或者说有很多复杂性，但是基本上，中国这样的专制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更不可能战胜民主模式的。 但是如果从近十年、二十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川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来看，“东升西降”也的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它正在发生。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等都在上升，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增加到现在的17%左右；它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包括电动车、高铁、新材料、绿色能源、AI等，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东升西降”在描述一个大趋势，中国的综合力量、影响力正在上升，似乎没有大问题。与此同时，就是美国、西方力量的下降。因为川普的上台，导致了美国民主体制遭到巨大破坏。美国现在不仅仅堕落到了“有瑕疵的民主”，最近在美国知名学者Jonathan Rauch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认为，美国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很多权威专家认可这个说法。 美国在二战之后是世界头号强国，被很多人当做民主灯塔、全球民主联盟的领袖，现在堕落到这种地步，的确是“东升西降”的一个注脚。 法广：全球层面的民主倒退是不是“东升西降”的一部分？-东升西降是否正在发生或已经成为事实？ 滕彪：根据很多智库、很多研究机构的报告，全球

2026年伊始，国际局势骤然升温。1月2日至3日夜间，美国特种部队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突袭行动，将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带离本国，押送至纽约，接受涉嫌跨国贩毒的司法审理。这一罕见的跨境军事执法行动迅速引发全球震动，也在国际社会内部激起了关于主权、安全与强权政治的激烈讨论。传统规则、国际惯例和条约，如今在力量与行动速度面前似乎显得愈发次要。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事件发生之际，中国刚刚结束一场持续在台湾周边展开的高强度军事演训，北京关于“完成国家统一”的表述也日趋明确。此外， 当下在伊朗爆发的危机、美国对格林兰的领土野心都跟中国有着地缘上的关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人们不禁提出疑问：当大国愈发倾向于以行动先行、规则随后，台湾是否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战略环境？ 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欧洲之声社长、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廖天琪女士围绕委内瑞拉事件所揭示的国际政治新趋势，以及当下的国际形势来评估一下台海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与选择。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如何看待美国军事抓捕委内瑞拉总统事件？从国际法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次行动是否构成一种“危险先例”？ 廖天琪：美国历来对外发动的战争或介入的军事行动，非常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总共有106次， 其中有一些是正义性的，如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或者如科索沃战争等，但是引发争议的 武装行动则多不胜数。一般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民主国家不会主动发出攻击他国的战事，这一条放在美国史上看，特别是美国如何对待自家后院的拉美国家，错得离谱。 回顾一下：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推翻瓜地马拉民选政府、甘迺迪60年代古巴猪猡湾事件、80年代雷根政府支持反对尼加拉瓜政权的游击队、老布希总统90年代入侵巴拿马。 川普总统新年头三日就派出特种部队，直接到委内瑞拉绑架了总统马杜罗夫妇， 事后洋洋得意宣布：“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美国军事威力和能力的最令人赞叹、最有效、最强大的展示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美国昨天所做到的事情“。 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只有在国家处于紧急状况下， 可进行有限军事行动，但是委内瑞拉虽然涉嫌毒品的流通，马杜罗虽然是个被人民唾弃，不被国际承认的「总统」，但是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对之发动入侵的军事行动，并且逮捕押解出境是绝对违反宪法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只有当a. 安理会授权 b.国家实行自卫权时，一个国家才能对另外一国使用武力。而这两项都不存在。 川普这样做的目的不外 a. 转移美国国内物价高涨，民心流失，不满情绪攀升 b. 贪图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 c.转移媒体针对他介入Epstein性侵丑闻的注意力。 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不需要国际法。 作为三军统帅，我的权力仅受「自己的道德」限制。 而人们都知道他这个厚黑总统根本没有任何道德。 您说得对，他这种做法当然对世界发出了极为恶劣而危险的信号。 必须提到的是，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出口国，而中国在拉美各国有巨大的投资和经贸合作，美国之举直接触动了中国的利益。北京虽然暂时按兵不动，保持沉默，但是以后 如何就难以预料了。 法广：委内瑞拉事件发生后，一些国际舆论便开始将其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在您看来，这种类比是否成立？ 廖天琪：类比并不恰当。委内瑞拉和台湾是截然不同的国家。马杜罗是个独裁者，被自己人民憎恨，他以不正当的手段登上总统职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都不承认其合法性。台湾是位居世界民主体制前列的国家，自由选举出国家元首，政党轮替和平公正，社会繁荣富裕而稳定。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向世界供应60-90% 的芯片，另外还拥有许多高端的AI黑科技。 台湾的地理位置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上，在印太地区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俄罗斯普京侵略乌克兰已经惊动世界，现在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武，更是展现了强权政治漠视国际规范、破坏既有国际秩序、横行霸道以武力威慑邻国、公然豪夺他国领地或矿产资源。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粗暴野蛮做法，把世界又推回到19世纪帝国主义横行的框架之中。普京明确地要强占乌克兰的土地，特朗普也直言不讳说我们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他说：“我们会有非常大型的美国石油公司，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去那里投入几十亿美元”。委国是世界上石油储备量最丰富的国家，现在这块肥肉落特朗普的口中，这也极大地损害到中、俄两国的利益，目前他们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反应，但是不安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人们担心习近平会按特朗普的手法对台湾下手，其实何须美国示范？早在2015年中国就在内蒙古建立了一座跟台北总统府一模一样的大楼，后来又扩建，把总统府周围的一些建筑也都包括进去，解放军对这一切都演练熟悉，要进行单项特殊行动，可以说如探囊取物。 法广： 在全球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对台湾展开了新一轮军演，与以往相比，这次军演在规模、方式或时机上是否具有新的特点？北京希望对外释放哪些信号？ 廖天琪：中国年底最后几天毫无预警地对台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军演，我称它为“实战预演”，这不只是针对台湾的加大力度的打压，也是演给世界和美国看的一场大戏，以此测试各方的反应。我列举这次军演的特点： 其一：无预警，时间选在年尾，人们在送旧迎新的节庆气氛中，突然海陆空三面包抄台岛，如霹雳惊雷，炸响天际，三天之后鸣金收兵，双方无任何冲突和人员伤亡，如噩梦过境，烟消云散。其二：规模和力度超过前几次，海陆空的军事行动涵盖台湾海峡 和北部、西南、东南和东部。火箭军介入的实弹射击仅距离新竹140公里，而这种PHL9的远箱式火箭炮的射程是150-500公里之间，能进行「点穴」式的精准打击。战略目标是「封控」，夺取海空制权，对主要港口，军事基地进行断线、断供，甚至让台湾的军机无法升空。 其三：这次军演名为「正义使命-2025」，这是佩洛西访台以来的第七次。2024年5月，这种「环台军事演练」的代号叫「联合利剑A和B」，2025年4月的叫「海峡雷霆」，如今改为「正义使命」。这表示习近平要作 a. 履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b. 这是中国内部「正义」正当的事务，警告外国势力不可介入。 其四：军演让亚洲欧洲各国心中都作了一番盘算，亚洲国家怕中国，欧洲国家口惠而实不至，美国也是不能指望的。但是 俄罗斯、北朝鲜都是中共盟友，普京和习近平是目前同穿一条裤子，金三胖把自家男儿都送到俄乌去当炮灰，有事时，北京不开口，他都会把子弟兵送上门来。 总之，这次军演是把「大限」又往前推了一步。好在台湾朝野都还能稳住，军方也进入紧急迎战状态，平民百姓还是以「岁月静好」的、令人惊讶又佩服的态度面对威吓。 法广：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对台湾提出了更高的安全与防务要求？这是否意味着台湾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廖天琪：特朗普这个唯利是图的地产商再度当上总统后，唯一追逐的就是「利」，利益看似为美国，更是为他个人。他的眼光视角也只有任期内的四年，如今剩下3年。在这四年之间，他敌友不分，极力收刮、勒索、强抢。他对全球发动关税战，绝大部分国家都屈服在淫威之下，只有中国不吃他那一套，这就令欺软怕硬的他知道该如何舍取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采取「战略模糊」，拜登总统曾经说过，台湾有事，美国会出手，这种话到了特朗普就完全无效了。委内瑞拉事件后，记者问他，习近平如效法，对台下手时，怎么办？他说：「这取决于他想做什麽。但你知道，我已经向他表示，如果他那样做，我会非常不高兴，我认为他不会那样做。我希望他不会。他不会在我任期内这样做。」 我们知道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压榨不断，近些年来由于中共对台威逼加剧，美国更是从中得利，所谓的“刺猬战略”，逼台湾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3%甚至更高，逼台湾巨额购买美国武器，武装到牙齿，台湾出高价得到的往往是二手武器，台湾乖乖付款，但是美方迟迟不交货。欠的货还没交，特朗普去年底又勒索到一份大定单，完成新一项对台军售，额度是110亿美元。 前数日台美又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对台进口关税将从暂时性关税20%降至15%，附带条件是台积电将增加对美投资，并在亚利桑那州再兴建至少5座半导体厂。特朗普一心想吞下台积电，吞不下也要来榨油。这又是一项让台湾大出血5000亿的买卖，但是这不但不能为台湾的安全有任何保

2025年深秋，超快时尚平台希音大张旗鼓要在巴黎开设全球首家线下商店的声势最终被一片争议声淹没。两个月后，虽然巴黎法院12月19日驳回了法国政府要求平台暂停在法运营三个月的诉求，但首日的喧闹之后，巴诗威(BHV)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百货公司显然没能给希音首家实体商店带来期待的开门红，希音在网络上风生水起不仅没能让巴诗威如愿走出困境，反而加速了多家传统合作品牌的离去。冬季削价甩卖季节到来，BHV没有了曾经人潮涌动的景象，希音柜台更常常门可罗雀。虽说希音实体店有些生不逢时，正赶上美欧各国相继要对中国产能过剩推动下的倾销行为筑起关税壁垒，但希音巴黎实体店遭遇滑铁卢不单单是因为平台上的违禁商品售卖，也不单单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冲击在地服装行业激发的舆论反弹。长期从事市场营销、文创战略的分析师Jay Smith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品牌重在叙事，需要打造一个自己独有也吸引顾客认同的理念，而希音等快时尚平台重在快捷、低价，但不追求任何理念认同。巴黎高等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Benoît Heilbrunn则认为，希音以及拼多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其实是极权体制的商业版演绎。 虽说法国政府以售卖违禁产品将希音在法运营权送上了法庭，但真正让希音实体店在法国遭遇滑铁卢的更是它所代表的快时尚产业背后，与法国以及西方当今社会理念以及商业运营规则的冲突。在儿童外形的成人玩偶广告风波之前，希音已经因为与它相伴而行的超快时尚模式相伴而行的环境问题以及劳工权益问题引发争议。对于既要考虑欧盟逐年细化的环保和健康标准，又要考虑劳工权益的欧洲业者来说，希音平台价格超低，款式更新快捷的产品更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而对于中国劳动者来说，价格优势的背后又何尝不是廉价的劳动付出。中国劳工观察等团体的调查显示，支撑整个快时尚生产线上的中国劳工不仅工作时间长，没有社会保险，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他们从每件产品中获得的报酬极少。 但希音等中国电商平台在法国舆论中引发争议的原因显然还不止于此。 西方品牌有故事方能立足，希音没有使命，没有故事 Jay Smith题为“la rupture asiatique ” 的文章重点解释希音等中国和亚洲品牌与西方品牌截然不同的商业运营理念。在文章作者看来，数十年来，西方品牌都自认必须有故事才能立足，认为有文化、能激发共鸣的情感以及叙事才能催生欲望，激发购买的行为。一个西方品牌的诞生往往是想赋予一个产品某种意义。而中国以及亚洲品牌则完全不同。三星不传达任何理念，比亚迪也一样。希音、抖音、小米都没有故事，不会带来任何情绪共鸣，百分之百是数据导向，百分之百是科技，百分之百是倾轧市场价格。 作者指出，在西方，消费也是一种语言，购买行为也是一种自我表述。文章引述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行为的分析指出，人们消费的不是物件，而是符号。身上的始祖鸟（Arc’teryx）牌背包不只是用来承载物件，而是也将背包主人归入某一类人群。纽约潮牌KITH卖出的不只是人气鞋款，也是某种文化的标志。也就是说，西方人将购物变成了一个身份认同问题。物件变成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 文章将中国的营销模式归结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三个逻辑。首先，阿里巴巴，腾讯，微信，抖音等等，更是建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这些平台没有使命，没有叙事，只是在运算，将人类的行为翻译成数据，由数据指导战略。 其次是重速度轻深度。希音平台每天推出六千个新产品，没有故事，没有核心理念，只有算法。销量好的，上热搜，销量差的从此销声匿迹。西方品牌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获得信任立足，而中国模式只是以数量和精准的算法快速让物品铺天盖地。 中国模式的第三个逻辑是产品的同等效能使得打造叙事失去了意义。文章举例指出，一件始祖鸟牌的外套承载着户外生活体验的叙事，代表着上乘的使用功能，售价450欧元，但同款的中国产品质量与功能相当，售价只有140欧元。 亚洲模式模糊了文化与潮流的界限 Jay Smith 认为，这种亚洲模式模糊了文化与潮流的界限。他以一时间风靡全球的拉布布为例指出，这个有着尖牙利齿的绒娃娃形象并非源自中国，但它代表着中国成功推动的一种模式，也就是没有任何叙事却同样可以被渴望。KITH以纽约潮牌鞋款起家，始终没有偏离品牌的叙事基因，是一种文化归属投射。拉布布销量爆炸式成长，只因为它流行，激发出一种担心错过的不安，但它没有任何理念投射，也无关身份认同。 Jay Smith 由此指出数字时代的一个商业悖论，那就是，市场鼓励速度，但帝国建造需要时间。中西方品牌理念虽然截然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盈利。只不过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更善于伪装。 希音等平台正将极权政治体制引入到西方社会 巴黎高等商学院哲学和市场营销学教授Benoît Heilbrunn（贝诺伊特·海尔布伦）在《人文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重点强调西方品牌商业营销理念构建一个集体想象的过程中，欲望与失望，承诺与现实，投射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包含的张力。品牌正是在打造相对于他人的不同之中定位和定义。有不同才有意义。选择某个品牌意味着对品牌故事的认可。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当下，品牌更承载了要代表和传播某种理想的使命。而希音和拼多多跨境卖家中心Temu的到来，打破了这种逻辑。但作者认为，希音和temu 这些数据平台没有叙事并不意味着全无观点，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 希音：一个政治上被抹平了棱角的空间 他指出，这些品牌表面上看不构建任何叙事，不强加于人某种象征性的世界观，只是在捕捉各种潮流。它不投射任何世界观，只是追随流通，即时自我调整。但在他看来，这些品牌正有意无意地在将中国的极权政治体制引入到西方社会。这个极权体制的目的不是要说服谁，也不明确强迫什么，而是阻止个体自由思考，不能怀疑，不能有另外一种可能。任何对体制的抗议和质疑都必须被压制。这些品牌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模式的商业演绎。在这种模式中，持续的刺激取代了思考，即时调整取代了冲突对立。在作者看来，希音这样的品牌并不是空无内涵的所在，而是一个政治上被抹平了棱角的空间。它的价值所在只取决于平台算法疏导最佳购物过程的能力。这是一种没有矛盾摩擦的经济模式，崇尚的是排除一切障碍、畅通无阻的流量。 流量至上的品牌在一个对立不能存在的体制里运行 希音等平台不仅以低价，而且以速度取胜。但贝诺伊特·海尔布伦认为，当速度决定一切的时候，思考辩论的时刻烟消云散。当一个品牌不再是一种叙事，而只是一个技术空间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有矛盾形成的可能。这些中国电商平台代表着的是一种流量逻辑。这些平台不是在售卖物件，而是在让物件流通更顺畅，他们不是在构建一种想象，而是在调整人们行为方式。他们没有什么理念可捍卫，他们只是利用各种潮流。西方品牌在象征性的对立中立足，而流量至上的品牌在一个对立不能存在的体制里运行，因为流动使得对立不再有形成的可能。一个承载着某种理念的品牌需要与其它理念一比高下，不承载任何理念的品牌只需要随波逐流。作者指出，这些平台将用户置身于一种永久的当下状态，让他们无法思考，而只能做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平台完成了任何极权模式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消除矛盾对立，阻止人们思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音平台每天都可以推出六七千个新款式，每天空运送往世界各地的产品可以高达五千吨。对西方在地服装产业无疑构成巨大挑战。但是它更是中国特有的以外国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希音的设计和生产线全部在中国，但消费对象却在国外。平台2012年在中国创立之初，就是以向国外出售中国制造的婚纱起步，而且到目前为止，该平台仍然无法向中国境内的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希音海外用户群近年来的迅速膨胀可以说都得益于中国为疏导国内的过剩产能而对跨境电商服务的政策支持。希音在巴黎开设实体店遭遇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其价值所在更是价格低廉，而不是引领巴黎时尚之都的一股新潮。

2025年已近尾声。在经历长期动荡、分化与重组的十年之后，2025年的全球局势依旧十分混乱。俄乌战争仍在继续，前途未卜；巴以冲突持续深化，战线僵持、人道危机加剧；国际合作体系步履维艰；而技术革命与地区冲突正在重塑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竞争呈现出“言辞激烈、低温互动”的新常态；中欧关系则面临不确定而微妙的战略再定位。。。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连线到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请他从历史视角来解读一下2025年的国际局势以及中美、中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法广：首先请您点评一下即将结束的2025年。 刘学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2025 年的世界，我会说：世界被彻底搅乱了，但还没有被重新写过。 旧秩序已经松动，新秩序却迟迟没有登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不稳定、但尚未失控的过渡地带。 2025 年，并不是一个“发生了决定性事件”的年份，但它是一个趋势开始显形的年份。 这一年最突出的特点，并不是哪里又打起来了，而是很多冲突都“打不动了”。 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却看不到真正的胜负；巴以冲突持续升级，却找不到政治出口；国际合作机制还在，但明显力不从心。 世界没有彻底失序，却进入了一种我称之为**“低效稳定”**的状态：问题足够严重，却没有力量能解决；分歧足够尖锐，却没有一方愿意为终结冲突付出代价。 更深一层看，2025 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国际政治正在从“价值口号主导”，重新回到现实主义主导。 谁能撑得住，谁就有空间；谁能算得清成本，谁就不至于翻桌。 世界并没有变好，但它至少在慢慢停止失控。 法广：2025年的中美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两国间的竞争模式是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刘学伟：如果说 2025 年中美关系有什么实质变化，那就是一句话：对撞停止了，缓冲开始了。 过去几年，美国几乎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了一遍：关税、科技封锁、供应链重组、金融限制、地缘围堵。结果是：中国付出了代价，但没有被打断；美国加了强度，却没有得到决定性回报。 于是，中美竞争的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它正在从一种情绪化的正面冲撞，转向一种更冷静、也更长期的结构性博弈。 科技战最能说明问题。美国原本希望通过芯片封锁制造“断层”，但现实是，中国绕开了断层，走上了另一条路：算法、工程整合、应用密度、国产替代。 AI 的竞争，不只是算力之争，而是谁能真正把智能落到现实社会里。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最新的安全战略文件，不再强调“改造中国”，而是改成了“竞争管理”“风险控制”。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打不垮，也不想摊牌。 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种不舒服、但可持续的状态：不是缓和，而是可控；不是脱钩，而是低温互动。 法广：作为日本的传统盟友，美国在紧张不断升级的中日关系中将如何表现？ 刘学伟：谈到中日关系，美国的角色常常被说得很重，但实际上，它的处境非常矛盾。日本近年来对华姿态明显强硬，但这更多来自安全焦虑，而不是战略自信。在真实的力量结构中，日本并不具备独立塑造地区格局的能力。它的政治语言，往往比它的战略能力要激烈得多。 而美国这边的问题是：它当然愿意牵制中国，但它的力量分散、战线过多、优先级有限。 这就决定了一个现实结果：美国会在政治和军事上继续“站在日本一边”，但会非常谨慎，避免被拖进一场不可控的中日冲突。 所以，日本更像是东亚局势中的“高音部”，而真正决定风险高低的，仍然是中美关系本身。 法广：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2025年显得紧张而复杂：一方面贸易摩擦不断；另一方面又在具体领域保持合作。您对欧洲在中美竞争格局中“既依赖又警惕”的地位作何评判？ 刘学伟：欧洲在中美竞争中的处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安全离不开美国，经济离不开中国。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结构问题。 2025 年的中欧关系，看起来紧张又纠结：贸易摩擦不少，政治互信不足；但在气候、产业、市场层面，又谁也离不开谁。 所谓“去风险”，更多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条真正清晰的战略路线。欧洲不敢和中国走得太近，但也没有能力真正与中国脱钩。 只要欧洲的安全仍然外包给美国，它在对华政策上就不可能完全自主。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欧关系大概率还是：斗而不破，磨而不断。 法广：您如何评价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技术竞争-尤其是人工智能？ 刘学伟：技术竞争，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生物技术，已经不只是经济议题，而是国家能力本身。 但这里有一个常被误解的地方：AI 的竞争，不只是“谁的模型更大”，而是谁能把技术真正变成社会能力。 在这一点上，中美各有优势：美国强在平台和原创研究，中国强在工程整合、应用落地和规模扩散。 这意味着，技术竞争不会迅速分出胜负，而是一场长期拉锯。 同时，技术也让各国重新意识到：供应链、安全、产业控制，不能完全外包。全球化的“自动合作时代”，已经过去了。 法广：最近美国公布了新的《国家战略报告》，引起舆论很大关注。你能不能对此特别发表一点意见？ 刘学伟：关于美国最新公布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我并不感到意外。其实从几个月前开始，我就已经感觉到，特朗普正在重新评估过去那种与中国全面激烈对峙的路线。几轮试探之后，效果并不理想；韩国会晤之后，这种转向就更加清晰了。读到这份 NSS，我的判断是：战略收缩，这一次基本已经坐实。 从原则上说，美国确实需要收缩。过去十多年，战线拉得太长、目标设得太高，本身就难以持续。但问题在于，特朗普的收缩方式，依然是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过于粗糙，也缺乏历史与文化的敏感性。 这一点，在他对欧洲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欧洲不是美国的普通盟友，而是其在血缘、文化和文明意义上的母体世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而不是一份可以随时重新谈价的商业合同。特朗普的一些表述，对欧洲缺乏必要的尊重，这在短期内或许能施压，但长期看，会侵蚀美国自身的战略基础。 与此同时，战略重心向拉丁美洲回收，也让我颇感意外，甚至有些错愕。那种感觉是：他似乎真的准备先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或许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本能反应，但更像防御性收缩，而不是经过精细设计的全球重构。 在对中国的表述上，语气明显缓和，事实上已经承认中国是几乎对等的大国，同时又反复强调美国在经济上“吃了亏”。但需要注意的是：**语气缓和，并不等于战略放松。在东亚，美国依然牢牢地要守住第一岛链，只是更明确地要求亚洲盟友分担成本。 至于对俄罗斯、对普京的态度，确实令人意外。但我个人并不反对推动停火。这场战争已经高度僵持，再打下去，结局也难以发生根本变化，只会不断累积新的破坏。 总体来看，这份 NSS 标志着美国从扩张性管理世界，转向防御性管理风险。这是现实压力下的必然选择，但执行方式依然粗糙，其代价很可能由盟友和国际体系共同承担。 法广：最后请您简要地展望一下未来的世界格局？ 刘学伟：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既不是单极，也不是冷战式两极。更可能是一种：中美两强牵引，多极并存，但缺乏稳定压舱石的结构。这种世界看起来更分散，但并不一定更安全。 真正的风险，不在力量本身，而在误判、误读，以及叙事不断自我加压。 未来十年，决定世界走向的，未必是谁更强，而是谁更能克制冲动、管理风险、拉长时间。 世界正在重新学习一件事：如何在竞争中，不把自己拖进灾难。

 “治外法权”概念在中国的官方论述中，承载着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当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也常常谴责美国的“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作为。但是自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以法为名的“治外法权”工具箱在所谓“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口号的推动下，内容不断丰富，日益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民主社会法制理念的冲突也不言而喻。如果说美国的“长臂管辖”作为常常会让包括欧洲在内的外国企业付出代价的话，中国的“长臂管辖”近年来最引人不安之处是它对海外流亡人士，尤其是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跨境镇压。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邀请中国人权律师、德国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同大家谈谈相关话题。在他看来，中国的跨境镇压手段不断升级，但西方国家的应对措施还远远不够。其中原因很多，但总体来说，随着中国国力的成长，西方国家有太多议题需要中国的合作。人权议题因此常常被放在他们与中国谈判清单的末尾。但滕彪认为，听任一个专制体制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不仅仅会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利益，也会影响到其它地方最基本的人权与自由。 中国的“治外法权”很多时候变成了跨境镇压的一部分 法广：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强化一种被称作“治外法权”的法律工具。中国官方对这个概念的论述上诉到历史，就是所谓“屈辱”的一百年，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一些例子。另一方面，也引述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例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国对一些企业实施的“长臂管辖”和中国现在推出的这种“治外法权”是不是可以等同呢？你怎么理解中国的“治外法权”？ 滕彪：首先，中国它越来越强调民族主义，用所谓的百年国耻不断地去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它在外交方面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它的“战狼外交”等等在国际上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所谓的“治外法权”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都变成了“长臂管辖”或者是跨境镇压的一部分。我能够想到比较典型的“长臂管辖“就是香港《国安法》第38条。（根据这条规定），基本上你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批评中共的香港政策或者倡导香港的民主，支持香港的独立，那你就归这一条管。你在香港转机或者你到香港旅游的时候，就很有可能被被抓，然后被起诉。那这是对人权的一个很大的威胁。不管你在哪里居住，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可能受到这一条法律的管辖。所以它跟美国（对企业的长臂管辖）那是不太一样的。 跨境镇压情形越来越严重，但应对措施远远不够 法广：所谓的“长臂管辖“或者”治外法权“，它实际的意思就是把一个国内的法律的权限一直扩展到国外。那所在相关国家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它和这个相关在地国家的法律框架之间是不是也会冲突呢？它在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可以实施呢？ 滕彪：这个肯定会和所在国家的法律有冲突，尤其是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中国想要去用自己的法律体系，去管辖生活在别的国家的公民，不管他是中国公民或者香港公民或者是别的国家的国民，这都会有一个法律冲突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司法协作。就是中国跟一些国家有这样的司法协议。但是中国跟美国并没有这样的司法协议。所以，这就引发了很多问题，不仅仅是立法的问题。比如说，人权组织关注到，“猎狐行动”以及一些类似的反腐行动，把一些逃到国外的涉及到贪污腐败的官员列入黑名单。有时候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有时候是——在“猎狐行动“中很多法律之外的方法，比如说用威胁、恐吓、跟踪、骚扰，甚至是一些身体上的攻击等等方法。或者是威胁、骚扰他们的家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家人和或者是国内的家人，然后用各种手段去“劝说”他们回中国。这里面有一些手段，包括跟踪、威胁等等骚扰，就是违反了所在国家的法律。这些国家的执法部门就可以去用法律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一些中国的官员也好，或者是一些代理人也好，涉及到这种跟踪、骚扰、袭击行为的话，就涉嫌犯罪。有一些（行为）没有到犯罪的程度，这就是变成了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跨境镇压的一部分。至于如何去处理跨境镇压，现在很多国家都在都在研究和关注，因为它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立法的问题。 有一些东西在法律上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大量的跨境镇压的手段，只是一个个轻微的违法或者是还没有涉及到违法犯罪的程度。但是它的确威胁到生活在别的国家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包括学术自由等等。这些越来越成为一个现象。除了法律层面之外，还有政策层面、外交层面、国际关系层面等，所以不太容易处理。 比如，几年前，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道披露，中共在海外有一百多个警察局或者警察站。有些被称作警侨服务站等各种各样的名目。有一些所谓的警察站就设在同乡会的办公室。显然，中国也没有法律去规定这样的设置，所在的国家可能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那就只能是根据一些现有的法律去处理。比如说，（美国）曼哈顿有两名“长乐公会”的负责人被逮捕（2023年4月）。再比如，在波士顿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因为用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性的语言，去威胁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而被逮捕、被判有罪……也就是类似这样的行为，已经违背了所在国的法律，所以要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多数情况下没有法律可以依据。比如说同乡会或是商会，或学生、学者联合会。他们做很多渗透的工作，比如去阻止一些大学邀请一些反对中共的人演讲，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法律规定。 法广：这其实更涉及到相关国家是否会在政治层面上意识到这样的作为的危险性…… 滕彪：对。这是最基础的层面。实际上中共统战部门的各种形式的跨境镇压很早就存在，而且此后越来越严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概六、七年之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却几乎没有媒体报道，没有学者关注，也没有人权组织关注。但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是这是第一步。如果不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话，就不可能采取法律政策去应对。这些年以来，中共的跨境镇压以及中共的统战工作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报道。也有一些国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法律以及其他方面的措施去对付中共的跨境镇压。但是，基本上这些应对措施还远远不够。 以恐吓方式逼迫活动人士放弃人权工作 法广：2020年7月，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后，几次三番对曾经参与2019年和2014年抗争运动的民主活动人士发出悬赏通缉令。2025年11月，中国官方又先后对台湾民选代表沈伯洋和两位网红：八囧和闽南狼发出通缉令和悬赏追捕。这种跨境镇压行为是否也在升级？ 滕彪：对。中共用红色通缉令、用悬赏令等情况越来越多。这肯定是一种升级。过去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它会操控国际刑警组织——这是基本上是成员国最多的一个国际组织，中共的公安部长孟宏伟还曾经是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如果是按照程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去通缉一些重罪犯，这当然没问题。但是，中共是在滥用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把一些民主人士、异议人士包括维吾尔族活动人士（列入）红色通缉令。这很显然就是一种严重的跨境镇压。 有很多香港的活动家被悬赏追捕，导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有一些甚至已经是美国公民。比如说Samuel Chu，他是（香港）朱耀明牧师的儿子，也是一个人权活动家。把一个美国公民列入悬赏令，可见中共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过分。其实它并不在意实际效果。这些人被抓回香港、抓回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这些悬赏令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有效的威慑，让你感觉到威胁，让你感觉到在全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然后，通过这种恐吓的方式，让他们放弃人权工作，让他们不再敢批评中国。这是它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在很多案例当中，它的确起到了威慑的效果。 集权控制模式对外输出对国际秩序形成挑战 滕彪：中共的跨境镇压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有的是比较轻微的，也有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比如强制把一些维吾尔人从埃及、从土耳其、泰国等很多国家遣返回中国，然后关押，或让他们失踪。大家所了解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的事件就是跨境镇压这一系列方法当中比较可怕的一类。它把一个有瑞典公民身份的人，从泰国绑架回中国，然后让他放弃瑞典公民身份……这种跨境镇压手法，中共使用的越来越多，也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反感和焦虑。 另外一个跟跨境镇压有关的，同时也涉及到法律的形式，是中共向国外输出监控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包括法律法规。我把它称作“数字极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资讯的传播带来了无数的可能，但海量的信息借助无数渠道快速传遍世界不仅冲击着传统媒体的市场，也扰乱着公共舆论空间。令人眼花撩乱的真假内容蜂拥而来，挑战着媒体人追求真相的本心，也令受众在纷纷扰扰中多有迷茫。如果说网路技术的到来曾为打破专制政权对资讯的封锁带来希望的话，它也为权力控制和利用资讯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9月底，法广有幸邀请到两位资深媒体人：美国“大声”传媒创始人吴薇女士和“Global Voices » 多语种网络平台编辑Filip Noubel 先生。请他们以自身的媒体从业经历，介绍他们对如今资讯纷扰时代的观察，以及对独立媒体和独立媒体人在后真相时代如何自处的思考。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为大家摘要介绍部分内容，欢迎大家在法广youtube 油管网页，了解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 吴薇女士拥有二十年在中英文电视、报纸、杂志和全媒体平台采编、管理的经验。她曾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京记者站任职。曾先后担任BBC 香港分社社长兼 BBC 中文新闻总编、《端传媒》中国主编、《人物》杂志编辑总监等职务。2023年她在美国创立独立网络媒体《大声》传媒。这种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的双重经验让她对中国的媒体生态与变迁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与观察。 服务于多语种媒体平台Global Voices的 Filip Noubel先生，他的中文名字是马云华。他掌握十几种不同语言。特殊的生活经历丰富着他对不同国家媒体生态的观察。他参与了许多网络媒体平台的搭建工作，如今也与《大声》传媒合作，制作节目。 资讯纷扰年代，我们缺少一个公共空间 两位媒体人都注意到，数字技术虽然带来了一种资讯大爆炸的景象，但尤其在中国语境下，却也伴随着一种公共舆论空间的缺失： 吴薇：因为在中国这样的集权社会，权力控制所有的媒体，控制所有的平台的声音。民众因为拒绝相信所有的洗脑和权威发布，而且自由媒体和独立媒体的声音——刚才Filip 说了，是在快速的消亡。中国曾经在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出现了一个我们说的公共舆论场。比如说微博，大家人人都可以提供一些事实。好像每个人用事实的拼凑，可以完成一个事实的核查。但这条线因为中国的强烈的媒体和互联网控制也不存在了。所以就变成老百姓在中文的语境下，一切都不信了。但一切都不信，就像我说的，也会失去对事实核查的需要。 Filip Noubel :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不一定是fake news。因为在我们的行业，我们看到很多的项目，说是要反对fake news。其实，花费时间告诉大家：这个news是假的。你花的时间，你花的钱，真的不值得。因为被（假新闻）影响的人不会再一次看，到底这个新闻是否本来就是假的。所以，我其实更感兴趣是那个叙事，就是narrative。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管是不是媒体人，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讲故事说服人。讲故事不是说讲假的（编的），不是没有专业的。而是有专业的。 但是你要看。不管是所谓的左派，还是所谓的右派，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跟你有交流？因为我们都住在一个bubble里，就是在一个空间，觉得大家跟我想的一样，我们都同意这个是好的，那个不好……如果你不认可这个，我就不要跟你交流…… 法广：就是一种同温层现象…… Filip Noubel : 是。但是后面其实都是那个叙述（叙事），就是narrative。因为有这个故事，那我们觉得你说三句话，我意识到你是跟我一样的还是相反的。我就决定（是否）继续跟你谈……我们最缺乏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不管是在线的还是传统的媒体。这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 Infotainment：新闻娱乐化现象 法广：刚才吴薇女士提到，中国的舆论空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所在。一方面，如果登录中国的网络平台，可以感觉好像资讯非常丰富，非常热闹，但同时有政府对于网络资讯传播的非常严格的控制。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好像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它同时又有民间舆论和政府舆论的一种较量。近些年其实发生了很多所谓的舆情事件。最新的一起就是演员于朦胧坠楼事件。民间好像是要为于朦胧讨回真相，但是真相在哪里，可能也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大家在借这个事件，来表达一种情绪…… Filip Noubel :对。我觉得，英语里有个词，法语好像没有,就是Infotainment。就是把information新闻和娱乐entertainment放在一起。这可能是现在传统的媒体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不是infotainment，不把新闻变成了娱乐，我们说，观众不愿意听，不愿意看…… 但是第一，我觉得不是这样。比如我们一起做的《大声》项目是比较放松的。从一个比较传统的背景来看，你会觉得我们两个人谈的像是一个对话。但我们谈的内容不是娱乐。完全不是娱乐。我们有时候自己开玩笑说：你要看我们的内容，你可能会更郁闷，因为我们谈的问题是比较沉重的。但是还是有8万人跟着这个节目。为什么？我们也不逼着他们来看我们的节目。所以，需求是存在的。 我觉得，很多人说现在什么都是Infotainment。如果你不做Infotainment，就没有希望。这个我不同意。 “人人都有麦克风，但是插销在党的手里” 法广：吴薇女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观察？就像您刚才提到：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年代，同时又面对中国政府对舆论的严格控制。在发生一些特殊的舆情事件的时候，（两者间会）有一种非常大的张力…… 吴薇 : 我跟吴国光最近有一个访谈。在这里为《大声》做个广告，请大家去看。和吴国光我们俩就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当年《人民日报》说互联网给了人人麦克风。他说，我再加一句：但是插销在党的手里。就是其实只要在中文语境里，不管你人在墙内还是墙外，你会发现，一个是Filip说的，大家缺乏一个就事论事的（空间），然后，分开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情绪，什么是娱乐，什么是评论。这种把事实、情绪、评论、舆论这四件事情搅在一起的操作，它的始作俑者，最刚开始的是权力，是媒体被政府控制，它有意识地去消解政府不喜欢听到的声音。所以那种所谓的自由开放的讨论是假象，因为它需要大家去把注意力放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关乎公权力、关注真正的真相的注意力就消解了。你会看到，这十几年，中国有所有的娱乐节目。它其实制造了所有人都觉得，好像信息让我们大家很忙碌。但是，公共的讨论、公共的认知，公共对一些重要的公共的问题，比如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比如，中国这么多年，如果有独立的媒体，同时有独立的司法，同时有透明的发布，就不会出现任何事情真相都不知道在哪里。 最简单的一件事，现在记者没办法去调查，所有的信息发布由谁控制?蓝底白字的公安通报 ! 但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公安也是不自由的，司法的调查是不自由的，公检法一家，那么一个"小小"的坠楼事件（我们说小小的是带引号的），像于朦胧这么一个有几千万粉丝的公众人物。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娱乐明星到底怎么死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司法事件。可是这样一个事件被警察寥寥几句话，完全不合常理的报了。所以公众对于这个东西的挑战是很正常的。 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很多事情，它本身起头不是政治事件，就是个小小的事儿。但是如果权力，我说的权力是所有由政府控制的国家媒体。这些国家媒体的第一反应，见到事实，它不是发布，而是压下去。而且这个压下去和不压下去的选择标准，是这个事件能不能引发成一个公众事件。可是什么叫公众事件呢？就是集体聚集，集体要求一个事实。不管是在网络上集体聚集，那更不能是在街头。 我们知道，街头最大的聚集是白纸运动。所以，我觉得政府他们现在很会学习，就是他们会学习，任何事情都要把它扼杀在小小的火苗里。只要一个事情有明确的目标，有严密的组织。 那我们都知道，像于朦胧这样的粉丝群是很强大的。而且因为粉丝是很爱一个人的，这个爱是很大的能量。所以就会组织起很巨大的（聚集），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办法去提供事实…… 但是实话说，于朦胧这个事情我也看到了。推特上也在转发一些据说是被国内的小红书、微信等平台删掉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说，这里面有大量的后面制造的东西在出现。最后就变成，一边是惯性地压，另一边是惯性地往舆论场里扔新的燃料。最后，大家为什么而吵？为什么而争？不知道了！ “在信息忙碌的状态下，去除政治上的抑郁和孤独感” 吴薇 :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是来自对信息的不信任，还有每个人的原子化生存。大家都需要在一个信息很烦躁，很busy的状态下面，就是很忙碌的状态下，去除一种政治上的抑郁和孤独感。而政治上的抑郁和孤独感，为什么？是因为权力让你变得空虚和孤独。如果大家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团

近些年来，性别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最时代年轻人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质疑性别刻板印象，关注性别流动性，跨性别群体的权益，以及性别身份的多样性。并且这时代更倾向于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束缚，推动性别平等和多元化的社会认知。可以说这一代人对性别表达的自由度，有了更开放的态度，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定义和展示自己的性别身份。 而在海外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华语酷儿群体显得更加活跃。本期公民论坛邀请到了学者包宏伟，他是当代中国酷儿文化领域的知名学者。从学术到文学创作，他用诗歌重塑华语酷儿想象，并用自己的书写告诉人们，酷儿书写不只是抗争，也可以是温柔的自我凝视。     RFI：首先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能不能请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也介绍一下您的新书。 大家好，我是包宏伟，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媒介研究专业的副教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然后我同时是一个作家、诗人，还有戏剧创作者。最近两年我专注于写诗歌。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The Passion of the Rabbit God，叫《兔儿神之生死爱欲》。那今年刚书版的这本新的诗集呢，叫做 Self-Portrait as a Banana，叫做《香蕉的自画像》。 RFI：能不能给不太了解的听众讲一讲，您这本书写了什么或者想表达什么？ 这本书的切入点是用“香蕉”作为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听说过“香蕉人”这个说法，通常指生活在西方的华人。在日常生活中，“香蕉”或“香蕉人”多少带有一点贬义，意思是这种人“不伦不类”，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 我在书里把“香蕉”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把它作为一个华语酷儿的象征性符号。我的意思是，作为“香蕉”其实没有什么不好。香蕉还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它永远是弯的。大家都知道，“弯”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不直”，也就是非异性恋、偏向酷儿的形态。 所以，这本书的核心，是通过重新书写“香蕉人”这一形象，去想象、去构建一种亚洲酷儿的身份。 当然，全书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的，而诗歌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书写特质。我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移民经历，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对身份的思考与挣扎，以及个人的情感与欲望，把这些都写进了这本书里。 RFI：我看到您很早就开始从事酷儿研究、性别理论以及酷儿文化的研究。您能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正式开始大概是在2006年。当时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有一个很巧合的契机，我见到了中国的酷儿运动家、电影人、作家崔子恩。崔子恩向我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酷儿运动现状，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兴趣。后来我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做了一些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中国城市中酷儿社群的情况。这些研究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核心内容。 之后的学术研究，其实都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与深化。我主要聚焦于中国现当代的酷儿历史，尤其是酷儿社群的文化史，包括文学与艺术创作、戏剧表演形式等方面。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我无法回国继续田野调查，所以研究的重心转向了海外华人社群，特别是他们的生存状态与文化创作。 RFI：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您本身是学者出身，但在这本书里，您并没有采用理论分析，或者中国当下比较流行的那种“非虚构”写法来讲述自己的经历，而是选择了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而且还是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小说。我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呢？ 是的，写作方面我的确是以学者的身份出发的。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已经出版过几本关于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这些学术书写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虽然它们在分析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做宏观性的论述时非常有力，但同时也有局限，因为它们难以触及那些更细微、更个体化的层面，比如个人生命的体验、内心的感受、情感的波动等等。而这些，恰恰是文学和艺术更擅长表达的部分。 我真正开始写诗，是在疫情之后。那段时间我常常在想：怎样才能用一种方式，把自己的个体经验表达出来？于是我就开始像写日记一样创作诗歌，有时每天写一首，有时只是写下几行想到的句子。慢慢地，这些片段积累成了这本书。后来我意识到，虽然这些诗源自个人的感受，但它们其实也反映了某种群体经验，以及我对社会、身份与情感的思考。于是我决定把它们发表出来。 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当然非常不同。文学写作让我感觉到理论变得更“有人味”，更有深度，也更能体现生命的温度。我不再是在讨论那些抽象的大理论，而是试图触及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个体。 我发现，文学，尤其是诗歌，比起学术研究，更容易打动人。它能拉近我与读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引起共鸣。它还能起到沟通的作用，让更多人理解这个群体，也促进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一点，是学术写作所难以做到的。 RFI：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您希望它能在海外的酷儿群体中引起怎样的反响呢？ 首先，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每个人的经验，无论多么独特，都是有共性的。过去我常常以为，自己的经历太个人、太特殊了，读者可能不会感兴趣，也不会理解。但后来我发现，在我们日常接触的文学、艺术、电影或电视作品中，大多数描写的都是主流社会的生活经验。而像我们这样的“边缘经验”，这些非主流的、被忽视的生命体验，其实同样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书写。 所以对更多的酷儿群体来说，我想传达的信息是：你的经历很重要。无论它多么个人化，它都具有社会意义。它既反映了社会如何塑造个人，也体现了个人如何回应社会。也许你的反应方式与别人不同，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可以共鸣的部分。 过去在一些社群运动中，比如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人们往往强调抗争性的行动方式，比如上街游行、呼喊口号等等。这些当然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认为诗歌、小说、艺术、电影这样的创作也同样关键。因为这些形式记录的是微观的生命体验，它们能把群体凝聚在一起，让人们在创作和共情中建立联系。这种以文化为载体的抵抗方式，是一种更温柔但也更深刻的抗争。 此外，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广泛的公众能更深入地了解华语酷儿社群。这个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经历和身份背景。而正是这种身份的交织与交叉，造就了他们独特而复杂的生命体验。 RFI：近年来我们看到，Z世代的酷儿群体在海外变得越来越活跃。您认为这一代的酷儿群体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觉得当下的Z世代华语酷儿群体，表面上看似面临很多困难：在国内，他们承受多重压制；在海外，他们又要面对种族歧视、保守势力的反弹等问题。但有趣的是，这种外部的压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他们更强的行动力与创造力。过去两年，欧洲各地涌现出越来越多新的华语酷儿组织和文化活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 酷儿群体本身是很难被单一定义的，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不相同。但就我的观察而言，我其实很欣赏、甚至有点羡慕当下这一代年轻的华语酷儿。他们大多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里，生活条件也比上一代更好，有更多机会去探索自我、表达自我。 当然，他们也面临一些当代的共同困境。 第一，他们往往更强调个体经验，注重自我表达，但有时可能忽略了个人经验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或群体之间的联系。 第二，如今的年轻一代非常善于寻找自己的“同温层”。这很好，因为同温层能带来情感支持，也能增强面对社会压力的勇气和智慧。但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减少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交流机会。过于强调差异，反而容易忽视各群体之间潜在的共性。其实无论是酷儿群体、移民群体、黑人群体还是劳工群体，都有许多相似的处境与经验，而这些共性正是对话与团结的基础。 当然，我也要强调，所谓“代际差异”这个说法本身其实是有局限的。每一代人、每一个个体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差异，可能与成长环境、时代机遇、社会挑战等多种因素相关。每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与抗争策略，而这些多样的策略都值得被理解和肯定。

随着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中国政府投入大笔资金推动的对外宣传有了一个更加明确的目的：“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何为中国故事？日本专修大学国际沟通学部教授土屋昌明（Tsuchiya Masaaki）先生选择了以放映中国独立纪录片，来帮助学习中文的日本年轻人拨开舆论导向下的官方叙事迷雾，了解真实的中国。纪录片的本性是通过展现真实，引发人们的思考。但在中国对言论空间的控制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一度蓬勃兴起的中国纪录片创作越来越不为当局所接纳，只有少数创作者仍然坚持记录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真实样貌。土屋先生9月初结束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 EPHE）访问学者行程之际，接受巴黎「自由谈」沙龙邀请，介绍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日本渊源。如果说日本的纪录片文化对中国九十年代纪录片的兴起有颇多影响的话，这种影响也从侧面反映着自80年代起曾经一度热络的中日关系。而这种热络关系此后不断降温，甚至跌至冰点。土屋先生在巴黎「自由谈」沙龙之后，接受本台专访，介绍了他为何认为独立纪录片对了解真实中国十分重要   法广：您在日本的专业是教授中文语言文学。您为什么会选择放映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来帮助学习中文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社会呢？而且您选择的是独立纪录片，在您看来，这与其它纪录片有什么不一样？  土屋：独立纪录片还是真实的。故事片虽然是中国人导演的，不过它是一种有脚本、有演出的舞台式的做法，而且中国的电影都要经过审查。独立纪录片可以让大家看到的真正的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样子。另外，中国国内的纪录片（非独立纪录片）都需要有龙标（中国国家电影局对审查合格影片颁发的准映凭证，俗称“龙标”——法广注），也就是要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如果使用的话，就一定会有版权问题。而我的这些放映活动是我个人做的，如果需要很多钱，很多资金，那没办法接受的。而那些独立电影，作者都想要放映自己的作品，我们也将观众的感想反馈给他们。这样的话，作者自己也很高兴。   法广：也就是说，这些独立纪录片其实经常在国内不能够上映。这样的话，他们通过这些国外放映，也可以获得一部分观众的反馈。   土屋：对。而且，这不是一种商业行为，没有商业性，完全是学术上的，教育上的。  最关键的是，独立纪录片不是商品，不是商业性的，所以，学生看了以后就感觉非常的激动。如果是从商店里买过来一些已经有日语字幕的影片，他们看了就看了，虽然是有意思，不过他们感觉，这就是拿过来的一种娱乐性（影片），没有意思。另外，普通的中国纪录片（非独立纪录片），其实在日本买不到，基本上没有卖……  法广：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土屋：不知道。可能那些中国国内的纪录片就是为了中国人看的。有很多背景，日本人看不太懂。比如关于故宫文物的纪录片，我可以理解（看懂），不过，一般的日本人，如果没有什么解释的话，就没办法看懂。  法广：换句话说，其实您选择通过放映这些独立纪录片，让日本年轻人更了解中国，不仅仅是资金问题，也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是您觉得这些独立纪录片更能够真实地反映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  土屋：对。还有一个原因是，有龙标的故事片，在日本可以买来放映。但学生就会觉得：这个老师不想讲课……他们学习的动力也就减少了。但是使用独立纪录片，是我来翻译和加贴字幕，或者是我的学生在学校里翻译成日文，学生会觉得很新鲜，老师非常努力，觉得他们作为学生，也一样可以学习翻译……，这就让他们自己很有学习的动力。  法广：这些独立纪录片也更能引发学生自己的思考……  土屋：对，  法广：中国的独立纪录片通常在中国国内不能够放映。土屋先生对其中的政治原因并不陌生：   土屋：中国国内不想放映（这些影片）的原因是，对中国政府来说，电影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当年就已经写了那个文艺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就是，文艺作品是为了政治服务。尤其是电影，电影的感染力比较大，所以要用来做一种宣传方法，不让民间随便做。这是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是不希望对外展示某些问题。不过，我觉得，七十年代时就已经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也不仅是独立电影的问题。比如，1973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就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这让江青非常生气，就不让公开放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安东尼奥尼拍摄到当时中国农村的一些自由市场的情况。江青是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农村不能有这种自由市场……  可是，比如来自日本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他（她）心里幻想法国巴黎非常好看，什么都好。不过，他（她）来了以后发现，马路上有狗粪，非常脏。巴黎的公衆洗手间，我们都接受不了。他（她）就会很抑郁。那我作为老师，对他（她）说：你不要去巴黎，因为你去巴黎的话，一定发忧郁病……这种教育可以吗？这不行的！还是得他（她）直接去巴黎，自己亲眼看法国人怎么过日子，这样才能理解。所以，不喜欢让外国人看独立电影记录的一些现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  法广：您选择播放这些独立纪录片，是希望能够让日本的年轻人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那对于中国来说，这些独立纪录片不能够放映，其实也影响着中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  土屋：对对对，独立纪录片对中国人来说也有好处，因为中国社会，城市和农村差距很大。住在城市里的比如说知识分子，都不太了解农村的情况。有些导演直接到农村采访时才知道：中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认识到问题之后才能有办法解决啊。所以，纪录片非常重要。又比如说，有一个导演拍摄到煤矿的情况，就是矿工的工作情况。后来，中国发生了很多煤矿事故，很多人死了。胡锦涛任下，当时的领导人问中央电视台：你们有没有煤矿矿井里面的调查？回答是：没有——因为那里都不让记者进去的。所以他们手里没有这种记录。但那个导演拍摄到了矿井里面的情况，所以有人就找他。这个领导人看了以后，才认识到煤矿里面的情况，后来就制定了法律。有了法律以后，事故就少了。就是它有一种实际的效果，   法广：就是说没有独立纪录片的这些报道的话，实际上不只是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彼此不了解彼此的生活，而且对领导层来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土屋：对啊。所以，独立纪录片有这样的作用，可以说是公益电影。  法广：从您的介绍来看，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兴起受日本的影响非常大，这和中国在90年代初接触到新的技术手段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90年代，也是中国在1989年经历一次剧烈的政治震荡之后。那您觉得，独立纪录片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是不是也有它的必然性呢？   土屋：我认为，这跟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震荡没有关系，因为只要艺术家手里没有这种机器（便携式摄影机），他就没办法表现（他要表现的内容）。他们当然表达出一些政治思想或者外国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手里没有机器的话，没有办法表现，所以还是没有关系的。1995年是一个偶然的节点。日本的机器偶然地在这个时候可以进口了。但日本机器能进口的原因，是1989年以后，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政府，所以日本公司很早就进到中国国内。结果就是中国人都能接触到这种日本机器，这对中国纪录片发展产生影响。  法广：就是在1989之后，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在政策上的宽松，造成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还在继续，它为独立纪录片的兴起，提供了一个物质条件。   土屋：对。就是物质条件，不能说很便宜，不过可以买。所以，一些以前用笔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都用摄像机，因为摄像机更有感染力。   在土屋先生向他的日本学生介绍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时，也并不回避与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记忆相关的话题，放映片当中也包含日军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谈到中日两国民间社会出现的彼此排斥，土屋先生注意到，中国社会虽然长期存在一种反日情绪，但许多人在真正看到日本社会以后，都改变了态度，对日本印象很好。他认为，这说明，中日双方还需要进一步彼此了解。他表示，日本国内针对中国的排外情绪主要涉及年纪较大的比较保守的人群，年轻人对中国有一定好感，但他认为必须警惕一些政党利用这些排外情绪拉选票的行为。  在访谈中，土屋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些独立纪录片面对的保存困境。的确，这些独立影片因为不屈从于中国政府的舆论导向方针而通常无法在中

2025年10月6日星期一，法国再次陷入政治危机的漩涡。上任不足一个月的总理勒科尔尼在公布新政府名单仅15小时后，便闪电辞职。这是自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数月之内，第三位总理相继倒台。而总统马克龙自2022年连任以来，已经更换了五位总理，其中两位甚至未能撑过一年。如今，勒科尔努这位短命总理的闪电离任，凸显出政治的紊乱局面，法国似乎陷入了制度性的瘫痪。这一局势不仅引发普遍担忧，也令震惊与愤懑的本国民众深感不安。这一系列动荡是否意味着第五共和国正走向极限？为此，我们连线到旅法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请他针对法国当前的政治危机局势来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对法国当前这场政治危机的看法，这场危机的根源何在？这是否是一次制度性危机的集中爆发？ 刘学伟：各位听众好，很高兴在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对法国最新政治危机的一些观察。 大家都知道，这次总理勒科尔努闪电辞职，任期只有28天，震惊了法国，也震惊了欧洲。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长，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孤立的事件。真正的转折点，其实发生在去年。 2024年6月，马克龙总统突然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想通过一次冒险来赢回议会多数。结果却完全事与愿违：他不仅没有得到多数，还把法国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三体世界”。一方面是他的中间派联盟，另一方面是极右翼国民联盟，再一边是左翼联盟。三股力量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取得稳定多数。 这种局面就像刘慈欣小说里的“三体世界”，没有秩序，时刻动荡。自那以后，法国进入了一种政治“乱纪元”：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有三位总理相继下台。可以说，勒科尔努的辞职，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制度和政治操作双重失误的必然结果。 制度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戴高乐当年设计第五共和国，就是为了避免第四共和国那种一年换好几个政府的混乱。但是同样的制度，可以有得当的操作，也可以有错误的操作。马克龙这次解散议会，就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政治豪赌。他赌输了，也把整个国家推入了瘫痪状态。 法广：您如何评判法国的总统制和议会之间的关系？ 刘学伟：我们知道，第五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是“强总统、弱议会”，总统掌握大权，总理是总统的执行者。这种制度，在法国历史上确实发挥过作用。例如戴高乐本人，在60年代依靠强势的总统制推动法国独立外交，让法国在冷战格局里拥有独立的声音。 但制度的前提是，总统必须在议会有多数支持。如果失去了多数，总统的权力就变成“空中楼阁”。马克龙连任后，本来就没有绝对多数，解散议会更是让局势雪上加霜。结果就是：总统权力很强，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落脚点，总理夹在总统和议会之间，成了“夹心饼干”，谁来当都很难坚持下去。 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是法国独有。我们看英国，虽然是议会制，但2019年特雷莎·梅因为脱欧议会僵局被迫辞职，鲍里斯·约翰逊上来后，也一度陷入议会反对的困境。再看美国，总统和国会经常长期对立，政府关门、法案卡死，都是类似的制度失衡。只是法国的制度更依赖总统的个人威望，一旦总统决策失误，整个机器就会停摆。 法广：法国如今的政治版图，已随着左右两极格局的瓦解，以及中间派和极右翼的崛起而得到重新划分。这样的政治版图对于传统政党意味着什么？ 刘学伟：法国这几年的政治版图变化特别剧烈。过去几十年，基本是左翼社会党和右翼共和党轮流执政，这是一种“双支柱”的稳定格局。可是现在，两个支柱都倒了。 社会党在奥朗德时代失去民意，如今已经被边缘化； 共和党在萨科齐之后持续分裂，失去了号召力； 极右翼国民联盟，在勒庞家族的长期耕耘下，反而逐渐走向主流； 马克龙的中间派，本来是“横空出世”的创新力量，但因为缺乏基层根基，很快就陷入消耗。 这种局面，不只是法国的问题。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出现了传统大党崩塌的现象。比如在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的得票率越来越低，绿党和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不断抬头；在意大利，更是由右翼民粹政党长期执政；在西班牙，社会党和人民党也要依靠地区势力来凑多数。 这说明，西方社会的分裂和多元化，使得传统政党体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提供稳定的大多数。法国只是更早、更剧烈地表现了这一趋势。 法广：您如何预测法国将怎样摆脱这场危机？ 刘学伟：法国怎么办？可能有几条路： 第一，重新解散议会。这是马克龙手里还剩下的一张牌，但风险极大。新选举很可能让国民联盟成为第一大党，法国可能迎来极右翼执政。这对法国社会来说是一次地震，对欧洲也是。 第二，组建跨党派大联盟。德国就靠这种模式维持了几十年：基民盟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虽然争吵不断，但保持了稳定。问题是，法国的政治文化不同。戴高乐传统强调总统权威，不擅长妥协。法国政党之间的互相敌视，也让大联盟难以长期维持。 第三，制度性改革。法国历史上，每一次共和国更替，都是因为旧制度无法解决现实危机。现在已经有人提出“第六共和国”，要么削弱总统权力，加强议会，要么引入比例代表制，鼓励联盟政治。但这需要高度的政治共识，而现在的“三体世界”里，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四，根据8号晚上看守总理的讲话，总统有可能任命一位社会党的总理。这样就会出现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共治。但与前两次不同。现在的社会党即使加上梅朗雄的不屈党的支持，也是远不够半数。“三体世界乱纪元”的实质毫无改变。中右派一旦和极右联手，左派政府也是分分钟会倒台。能不能接受左派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废除马克龙的唯一立法成就，退休制度改革，会是最严峻的考验。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法国未来几年将处在一种“低度治理”的状态。政府会继续更迭，但很难推出有力的改革。法国将陷入长期的制度疲软。 法广：最后请谈谈，法国本次政治危机将对外部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学伟：法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一旦陷入瘫痪，影响是全方位的。 首先是欧洲。欧盟正在面对乌克兰战争、能源危机、经济衰退等一系列挑战。德国自身也在衰退，意大利、西班牙影响力有限。结果就是，法国的不稳定，导致整个欧洲缺乏领导力。 其次是对美国和中国。马克龙曾经试图在美中之间走一条独立路线，比如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但现在他自己在国内焦头烂额，已经没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推动独立外交。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将被大大削弱。 最后，法国的危机也会影响西方民主的形象。人们会发现，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同样陷入治理困境。其实，美国的政治对立、英国的脱欧乱局、意大利的长期政党轮替，都是同样的问题：制度并不能自动保证稳定，如果缺乏共识、缺乏责任政治，就会陷入反复的瘫痪。法国这次，只是把这一危机表现得更加集中和戏剧化。 总结来说，法国这场政治危机既有制度的结构性矛盾，也有领导人操作失误的成分。马克龙去年解散议会，是整个局面的转折点，可以说是愚不可及的决定。结果就是把法国带入了“三体世界”的乱纪元，总理频繁更替，制度优势转为制度困境。 法国是否会走向第六共和国，是否会迎来极右翼执政，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五共和国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对法国，对欧洲，乃至对整个西方民主，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法国是否会走向第六共和国，是否会迎来极右翼执政，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五共和国正在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对法国，对欧洲，乃至对整个西方民主，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此后二十多年间，一直将此一理念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结构性危机不断，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增加，大规模群众抗议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今年8月，发生在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和政治事件，恰恰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多个层面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何评判江油事件引发的民众抗争？中国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们请中国学者和人权律师、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一起校园霸凌案为什么会引发数千民众上街抗争？ 滕彪：这起江油校园霸凌案经过了一个过程，7月22号，他（受到霸凌同学）的父母就报了警，反映情况，但校方、警方都迟迟没有处理。到了8月4号警方才有通报，这中间有校方和政府不作为；而且警方通报的处理比较轻。霸凌视频传到网上引发群众愤慨，面对抗议，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镇压、抓人，而且用运猪车把抗议者带走，这就又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 这些只是事件的一些诱发因素。至于警方的处理是不是妥当，处罚是不是太轻，其实并不重要；打人者是不是官二代、有背景，也不重要。（后来政府辟谣说，打人者没有官方背景。）重要的是民众认为官方不公正，民众的怨愤已经积累到一点就着的程度。这就和整个中国的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有关了：中国的腐败、官民矛盾非常普遍、非常严重，普遍存在着巨大的不公正；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底层民众还有上升的空间、改变命运的空间，现在上升的渠道基本上被堵死。几十年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众往往敢怒不敢言，当局维稳至上，采取严密监控和暴力压制手段；中国缺少最基本的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缺少“紧急出口”；而且，经济下滑，失业严重，民众对经济前景越来越不看好，很多人选择躺平、或逃离中国。这种形势下，一个突发事件、可能是一个小事情、甚至是一个谣言，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中国现在像是一个火药桶，群体性事件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官方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些抗议、不满给压下去。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积累，随时产生比较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法广：实际上，校园霸凌事件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但反应的社会问题却不尽相同。您如何看待发生在中国校园的霸凌事件？ 滕彪：校园霸凌的确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民主国家都有。中国的校园霸凌相当普遍，相当严重。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比较新的报告，有53.5%的学生都曾遭受过校园霸凌，包括被同学欺负，也包括被老师体罚等等。霸凌在中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霸凌经常和家庭背景连在一起，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有1/3的被霸凌者，是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留守儿童的家庭，如果再加上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这个比例就非常非常高。中国的霸凌现象和长期的社会问题、体制性问题相关。留守儿童现象，恐怕是中国独有的。中国有6693万留守儿童，他们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关爱、照顾，也受到歧视、受到欺负。留守儿童现象，更宏观一点讲，又和中国的户籍制度连在一起。这种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糟糕。 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霸凌行为是从社会学习到的。中国的校园之外，社会上也有很多霸凌，强者欺负弱者，官员欺负百姓，警察、城管、协警滥用职权、暴力执法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都会被孩子们看到、学到。一些学者用“社会溃败”来描述这种状态，道德冷漠，缺少信任，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政治上、生活中流行弱肉强食的文化。 还有，中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考试成绩至上，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以一种非常功利、狭隘的角度来推行教育。家庭和学校都不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不重视公共精神、社会责任和人际交往。生命、尊严、平等、博爱、宽容的价值，怎么做一个人格独立的、精神自足的人，这些方面的教育都是缺位的。很多孩子在家里不但没有得到关爱，而且受到家暴。（在中国，家暴也是非常普遍的、严重的现象。） 他们在学校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霸凌，回家还要被父母家暴。另外一些家长过度溺爱孩子，而溺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另一种伤害，也会导致很多问题。在学校欺负别人、霸凌其他孩子的那些学生，他们的家庭往往也是不健全的，也有很多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问题家庭等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民间组织对于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起到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中国缺少健全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因为当局一直在限制、打压公民社会，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组织的打压就变本加厉。总之在中国，不但立法落后、政策落后、管理不善、教育弊端重重，而且社会风气恶劣，民间组织难以发挥作用。 法广：在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时有发生，一般的抗争是如何收场的？民众的诉求是否通常可以得到满足？ 滕彪：中国政府（多数情况下是地方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多种方式同时采用，包括镇压、封锁、封网，也包括和民众进行谈判、给予补偿、进行安抚。有时候，当时给予一些补偿或承诺，但事后又对组织者、积极参与者进行秋后算账。多管齐下。 首先就是镇压和封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极少数的民众抗议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因为民众的抗议而导致政策调整的就更少。所以政府的处理，治标不治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问题，需要最基本的司法公正，基本的民主选举、信息透明的制度，需要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让政治有制度性的对话，让社会有一个出气阀。像中国现在这样一味地去隐瞒、封锁、镇压，有时甚至大规模抓人，处以非常重的刑罚，“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这只能让矛盾加剧、让民众的怨气越积越深。 法广：本次江油校园霸凌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原本是为了伸张正义，民众却喊出了“要民主”的口号，您对此作何评判？ 滕彪：从对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针对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诉求也是非常具体的，绝大多数是非政治性的诉求，涉及经济利益，涉及拆迁、征地、劳资纠纷、环境问题等等。而且抗议的规模一般限制在本地，很少是跨地域的。因此，群体性事件中喊出“还我民主”这样的口号，是不普遍的。 过去也曾经有一些民众抗议，涉及到选举权、涉及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比如南方周末抗议事件、乌坎事件、福建三网民事件，比较典型的是2022年白纸运动，喊出很多政治色彩很强的口号。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别的拆迁、环境或校园霸凌，问题的根本不是个别官员或地方政府，而在整个体制。在没有喊出政治口号的那些抗议里，可能不是因为人们不想要民主，不想要政治改革，而是因为喊这样的口号风险太大，可能会被抓，被判刑；人们更担心，如果喊出敏感的政治口号，可能会影响具体诉求的解决。在群众抗议、社会运动中，只要有一个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就会迅速得到大家的共鸣。像上海的万圣节抗议或是白纸运动当中，只要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或者是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口号，大家心里都是支持的，很多人会跟着喊。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之下，喊一些有风险的口号是完全可能的。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积累，民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根本的政治改革，所以在未来的抗议中，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要民主、要自由”这样的口号。  法广：中国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滕彪：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它的社会一定是不和谐的。胡锦涛时代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也说明了这个社会是相当的不和谐。中共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首先是政权的稳定，它把政权稳定当做最大的目标。所以就看到，严密审查言论，限制民众聚集，网格化管理、高科技监控、暴力维稳。但是暴力之下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专制之下的稳定，也不是真正的稳定。 一个社会必然会有冲突、有抗议。民主法治国家也会经常有抗议、有社会运动。在开放的、民主的体制下，这些社会运动和抗议往往是促进法律进步、推动政策完善的契机。这些抗议一般能在司法或代议政治的框架下得到处理，这与社会的和谐是不矛盾的，它恰恰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部

如果说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话，对这项决议案的诠释近年来却日益成为两岸关于台湾国际地位的攻防焦点。而且不仅美国国会，还有英国议会、欧洲议会等近年都曾先后通过相似的决议，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未确定台湾的国际地位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联合国大会第80届年会在纽约开幕之际，美国在台协会9月12日回复台湾媒体查询时强调，北京当局引以为据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等二战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地位”。此番表述更将“台湾地位未定论”重新推上两岸争辩的核心。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9月18日对此做出回应，称“历史不容篡改，台湾属于中国地位已定。”这项半个多世纪前诞生的决议为何重新成为争议焦点？中美台三角关系在特朗普任下微妙互动之际，如何理解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表述？台湾朝野各自的立场又有何不同？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王宏仁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法广：最近，联合国2758号决议又成了一个热点话题。这个决议其实是在1971年的时候通过的。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后这项决议突然又成为争议热点呢？  王宏仁：2021年是这个2758号决议的50周年，可以说是一个有象征性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北京当局很多在国际上的攻势，就是透过北京自己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去要求联合国体系，无论是它的周边组织或者是联合国本身，不能让台湾人，包括记者，用他们的识别证等证件入场，有点是限制或者是说阻挠台湾的国际参与。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台北也连同当时自己的友邦，发起了一场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拆解迷思的努力，拆解中国方面的解读，也用重新诠释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与北京当局打宣传战。也就是说，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的互动在2021年就已经开始。  除此之外，我觉得，美方过去这几届政府，虽然是不同政党，从拜登到川普，其实他们也相当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比如，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也有通过一些法案，去支持台湾的友邦协助台北方面来争取国际参与。最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25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的网站也把“不支持台湾独立”的这样的措辞删掉了。  最后，其实美国方面也有一些改变，导致于说这些情况就晋升到了中美双方围绕台湾的国际参与的一个角力。大概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就会知道，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联合国2758号决议又变成了国际论述战里面的一个焦点。  法广：从两岸各自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来看，双方关键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王宏仁：中国方面在解读2758号的决议的时候，将它与“一中原则”绑在一起的，把这样一个国际文件解读成证据，去证明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国际组织就不能让持有台湾护照的或者相关证件的人进入这些场所，除非中国同意。也就是中国在借由这项决议，去要挟其他国家这样做。我们认为这是过度解读。过度之处是2758号决议的原始文件里面，讲到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政权的唯一代表。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份决议并没有提到台湾……  法广：但是提到将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驱逐出在联合国的席位……  王宏仁：对，就只有这个。但是中国方面认为，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当时承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这是中方的解读。  台北的解读与美国的解读相近，或者说跟美欧国家支持的立场比较一致。也就是认为2758号决议只解决了当时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归属问题。决议中提到的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取代了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涉及的是它在联合国权力的代表性，并没有涉及到台湾主权或代表权这个部分。那就不能过度解读说，之后，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因为有这个文件就不能让台湾参加。 因为决议里面没有这样说。如果把一个文件过度解读，国际社会会认为这对台湾当然是不公平的。  法广：但是当时1971年这项决议解除蒋介石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将它排除出联合国之后，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否认了对台湾中华民国的国际承认呢？  王宏仁：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北京希望大家这样过度解读的部分。可是，如果就法论法，从法律意义的层次来讲，这个文件上面没有提到的内容，我们能不能把它衍生某个意涵？不同的法律专家对此当然有不同的想法。就看你是要用局限的方式来解释还是用扩张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部分。北京和台北的立场当然完完全全相反。北京方面要扩张解释。可是，从台北观点来看，决议当然只提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取代蒋介石政权的代表席位，并没有具体去讲，在取代之后，怎么样处理台湾的国际参与。决议对此并没有过度延伸。我觉得，站在台北的立场，会认为这其中其实还有一些解读的空间，而不是像现在北京所说的，它代表确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法广：中国官方现在非常强调几个国际历史文件，一个是《开罗宣言》(1943年11月)，一个是《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在这之后，跟台湾有关系的就是《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这三份历史文件是在不同时期。中方承认头两个文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但是否认《旧金山和约》的内容，但这三个文件并没有规定台湾的国际地位……  王宏仁：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在台北方面的立场就是不管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都比较属于一种宣示，并没有法律效益。与treaty不同，不是条约。真正能够去确认国际共识的文件是《旧金山和约》部分。当时中华民国并没有参与签订《和约》，它是在1952年4月在台北，与日本另外签订《中日和约》。我自己去读《旧金山和约》的时候，想法是，《和约》全文只在第二条提到台湾，在第十条提到中国。理论上讲，我觉得有一个解读问题，对于当时的《旧金山和约》签署方来讲，在第二条和第十条分别提及台湾和中国，代表当时的日方在与其他国家在签订《和约》的时候，刻意分开处理，在第二条提及台湾（文件上面写着Formos和澎湖），在第十条是写的是China，也没有明确是People's Republic pf China或是Republic of China。如此分开处理的时候，就让人不得不推论说，这是把台湾与所谓China当作两个不同的东西来对待。 更何况，蒋介石政权后来他也已经没有办法代表整个中国大陆地区，因为他实际占领的地区当时就只有台、澎、金、马等部分。 法广：美国在台协会（AIT）9月12号有一段很明确的评述，特别强调《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并没有确定台湾的国际地位。在中美台三方关系当前状态之下，您觉得美方为什么要做这样明确的表态呢？  王宏仁：我觉得美方很多举动其实也是被动而为。就是说他在做很多动作之前，会去观察两岸在国际社会上面互动的情况。如果你从近期来看，中共在九三大阅兵之前，包括王毅外长， 在8月的时候，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已经开始大肆宣传九三阅兵。但这次九三阅兵不只是阅兵，它更是将中国官方的二战史观重新做立场的声明和解读，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种地位。但它不只是政治宣传，而是也在利用国际文件，去强化其他国家对于台湾与中国关系的认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美方也认为有必要在历史文件的解读上，让叙事角度更公平，不能让国际社会只听中国的一面之词。当然，台湾也加强了国际宣传，只是毕竟我们的友邦国家数目现在也只有12个。在中国透过它的友邦国家做宣传的时候，美方可能还是会比较愿意站在一个公允的角度，来替台湾来发声，为台湾多争取一些国际空间。我觉得可能是美方的主要出发点。  法广：台湾朝野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同之处何在？  王宏仁：我觉得民进党的主张是蛮清楚的。第一，它当然反对中国方面扭曲2758号决议的作法。而且民进党立场认为， 2758号决议没有处理到所谓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或者说没有明确表明，联合国应该禁止台湾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的周边组织。何况，民进党立场是不承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有任何的代表声音，因为它已经被中共驱逐了（2758号决议）。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唯一代表中国，所以，从民进党的立场来讲，我们不是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来去重新诉诸和加入联合国体系的组织，而是应该用台湾的名称加入，因为从2758号来看，蒋介石政权和他所谓的中华民国已经是被排除了。假如再去跟对岸去争执这个部分没有意义。这是民进党的立场。 国民党的立场当然会侧重我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内战时的状况，ROC这个中华民国自始至终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也是主权国家。所以，虽然

9月初，中国以举办上海合作组织「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峰会」以及随后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展开魅力外交，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这两件大事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南方和多级世界的中心地位，也展现了中国不断现代化的庞大军力，以及习近平打造独立于西方的新秩序，同时强化对全球、尤其对欧洲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力的决心。除了令人瞩目的武器库，在北京盛大的阅兵式上，中俄朝三国领导人罕见并肩现身，谈笑风生的画面更令人印象深刻，凸显了「反西方轴心」的形成，并勇于挑战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北京的盛大阅兵式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如何看待中俄朝三国领导人重新一起公开亮相？我们带着诸多问题，连线到欧洲之声主编潘永忠先生，请他就与北京大阅兵相关的话题来阐述一下他的观点。 法广： 首先请谈谈，您在观看北京大阅兵视频时的感受。 潘永忠：通常来说，多数男士钟爱观看足球赛，也热衷观摩阅兵，其中道理很简单：1、两者均呈现了眩目的仪式感，足球赛通过满场的热烈、狂欢、充满期待的临门一脚；阅兵通过各兵种队列的气宇轩昂、整齐划一，及耀眼的各兵种先进装备，展示了庄重、严肃、神圣的整体气势。2、两者均追求「卓绝」与「顶级」水平。足球赛讲究的是技术水平和战术素养，智慧而勇猛，细腻而激烈，比赛中充满着变数和悬念，足球场上的博弈与驰骋，令人极度激越与亢奋，魅力无穷；阅兵是观赏绝对纪律、意志和训练所能达到的井然有序、分毫不差的极致，及装备的升级换代，展示了集体力量的巅峰时刻。 今年7月14日我们在巴黎，这天是法国国庆日也举行了阅兵式，我全过程观看了法国阅兵，特别欣赏法国骑兵马队，欧洲马体格高大、强壮有力、体型优美、气质优雅，据说法国的佩尔什马，兼具阿拉伯和安达卢西亚种马的血统，马队整齐有序地行进，可说是气势宏大，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9•3阅兵」开始，是欧洲凌晨3点，我起床观摩，实话实说，确实令人眼前一亮，可对于大部分装备，我却一知半解，它们认识我，我却不知道它们。因为阅兵前有各种信息散播，估计中国可能在军事装备上已步入世界前列，为中共专制政府的炫武与霸凌提供了力量，这不是好事。 法广： 中国在阅兵式上大力展示包括核三位一体、远程导弹、无人机、激光武器等新型装备，意欲何为？ 潘永忠：所谓的核三位一体（陆基、海基、空基核打击力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作战系统等，对内意图是：1、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爱国主义情绪，阅兵对百姓来说是政治动员宣传，展示先进武器可以激发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或国际环境不利时，通过军事成就凝聚人心。2、展示军事成果，近年来习近平对军队进行系列改革，如军种重组、精简裁军、联合作战能力提升。展示新型装备表明军改已见成效，是对「党指挥枪、能打胜仗」的一种背书。3、展示先进装备，表达强大威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避免真正陷入战争。不战与避战是中共长期备战的终极目的。 现代军事行动不再依靠单一的军机或军舰执行任务，而是需要将陆、海、空、天、网等多种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整体，以实现更高的作战效率。这种「体系建设」的理念强调联合作战能力，将不同军兵种的装备和力量融为一体，共同应对复杂的军事挑战。 前一阵的印巴空战，就证明了「一机独秀（法国的阵风）」与「三位一体」（有人、无人、信息感知）的转变，展示了体系建设的趋势，即力量的多元化和能力的整合化。证明了单一力量作战难以应对战局。 令人忧虑的是：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已全面展开，这是人类的不幸与悲剧。 法广：中俄朝三国领导人十分罕见地一同出现在北京的阅兵式上，是否意味着特朗普在外交上的失利？ 潘永忠：北京「9•3阅兵」上，中俄朝三国领导人罕见「同框」，在当前国际局势高度紧张的大背景下，绝不仅仅是一场仪式，它展示了全球战略格局的重大改变。三国在安全观、反美立场、主权观念等关键议题上，展现了高度一致性。这一组合，或者称回归，恰好强化了「非西方阵营」极权国家的战略集结趋势，三国最高领导人同时出席阅兵式，释放了「政治共同体」的强烈特征。从根本上来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在恢复与重建毛时代「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大战略。中国一度曾「联美制苏」，「中韩合作」（偏重于韩国经济）等。俄罗斯曾希望回归美欧怀抱，投入西方民主阵营，几十年来均告失败，中俄朝重新拥抱，以三国地缘政治利益作依据与考量。习近平在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基础上，推行「一代一路」政策，进一步深耕、深化了阵营体系。时下这个政治军事联盟，正向亚太、台海、南海进行军事延伸与扩张，必定令全球警觉与重视。 至于问题川普是否在外交上有失利？或者失误？我认为是显然的，主要是削弱了盟友体系与合作，川普执政主动退出多边组织（巴黎气候协定、TPP、WHO等），放弃全球领导力，一味批评与指责同盟的北约和欧盟，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对大西洋联盟国一视同仁，导致欧洲、日韩、东盟等盟友对美国可靠性产生怀疑。其次美国忽视了地缘政治现实，放弃了战略平衡策略。中美冲突加剧时，拜登政府继续挑战俄罗斯，川普总统「离间中俄」之策失败。再则川普针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在朝鲜核问题上，左右摇摆，令金正恩最终认定美国「不可信」，及川普的「极限施压外交」，促使各国抱团自保，同时推动了「中俄朝伊」的联盟加固，造成了南美国家、东盟国家等弃美投入到上海和金砖联盟，中俄则趁机填补了真空。 西方有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中冲突与对峙是系统性与持续性的，奥巴马执政时期已开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已促使中俄加快安全合作步伐。克里米亚危机后，美欧制裁俄罗斯，莫斯科主动靠拢北京。伊朗反美是根深蒂固的，伊核协议只是暂时缓和态势，川普退出协议确实激化美伊矛盾，但伊朗本身早就有向中俄靠拢的需求。中国崛起导致的系统性冲突不可避免，无论哪位美国总统，在面对中国挑战时都会采取强硬路线。拜登执政时，同样也延续了对华「科技脱钩+印太围堵」政策。 法广： 在9月3日的北京盛大阅兵式上，主要欧洲大国领导人均未到场。您对此作何解读？这是否表明“西方阵营”的外交失败？ 潘永忠：有很多说法，比如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被全面制裁，欧洲几乎与俄「断交」，欧洲民主国家首脑不愿意在有普京出席的场合出现；再比如，朝鲜因其核试验、导弹试射与人权问题等，使欧洲多国对其采取敌视立场。笔者并不觉得这些是重要的理由与依据。 关键还是美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与复杂。中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系统化的冲突与博弈不断，川普不参加「93阅兵」也是预料之中、可想而知的；中欧关系近年来，从「脱钩」到「去风险」持续不歇，中国被民主国家定义为「系统性竞争者」，具体来说，中欧在经贸、价值观、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明显加剧。面对北京「93阅兵」的高调摆谱与仪式，欧洲国家显然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但「93阅兵」所呈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军事宣言，已引起西方民主国家普遍警觉：《南德意志报》评论：「这是一次与西方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大国崛起」。《新苏黎世报》文章认为，「习近平的阅兵式向川普发出了讯号：中国不再需要西方，但西方却需要中国」。 确实有人说是：欧洲缺席，从舆论引导权和外交影响力来看，是中国的阶段性收获，而西方则是被动回避，是外交上的失败。可我不这么认为，中欧是互为需求，应建立在双方谅解与合作的基础之上。所以，倘若说欧洲的外交失败，并不表明中国的外交成功。再则美欧国家的同步同进，相反佐证了大西洋联盟政策与决定的一致性。 法广：最后请谈谈，您认为，这次北京大阅兵将对全球战略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潘永忠：「93阅兵」，是一次「政治军事双重宣言」，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强军。 普京、金正恩高调出席，是乌克兰危机后首次「联袂亮相」全球舞台，以此表达了与美欧西方国家的泾渭分明，刻意展示了中俄加强战略协作，以此阅兵是中俄战略协调由「后场配合」走向「前台联动」的拐点，为今天的中俄战略联合打下了舆论与政治基础。 「93阅兵」，也是展示了中国军队「正走向现代化与专业化」，大幅提升外界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认知，中国阅兵成为「软实力+硬力量」复合外交工具，成为战略姿态公开化、话语权夺回化、军事现代化转折点的重大事件。 「9•3阅兵」，加速了印太、南海、台海等周边区域局势的紧张及高风险，也展示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出文革桎梏的步伐也曾伴随着各种宗教信仰的回归与兴起。但信众群体人数随社会的快速巨变而迅速扩张的同时，政府的控制与打压其实从未真正停止。2018年曾经隶属国务院的宗教事务局改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标志着在习近平任下，推进“宗教中国化”的政策正被纳入党的意识形态控制。这项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的宗教本土化努力不仅成为信仰自由的紧箍咒，而且也被看做是中国政府通过宗教本土化推行更严厉的民族政策，加速族群同化政策的手段，尤其与中国政府近年在新疆和西藏等不同信仰居民聚居地区的打压政策相伴而行。在这些民族群体看来，宗教本土化其实意在进一步消融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法国民间社团Lhakar8月底9月初在巴黎十二区举办的藏文化宣传周特别组织了一场关于宗教本土化议题的讨论会，邀请法国藏文化专家Katia Buffetrille、在巴黎中央理工-高等电力学院任教的法国中国问题专家Alain Wang， 以及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的藏传佛教僧侣Tashi Dakpa Gyatso共同介绍他们对这项宗教中国化政策的观察和体验。 Alain Wang 早年曾专注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他在讨论会上梳理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后对不同宗教信仰的政策措施以及这些政策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当前中国政府推行的宗教本土化政策与宗教信仰在与不同社会文化碰撞时所必须的适应和调整完全不同。   Alain Wang：“这绝不是文化适应措施，而是名副其实的试图将不同宗教信仰纳入一个特定框架的努力。在当下，这个框架就是政治框架，是所谓习近平思想下的中国特色。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推崇马克思列宁思想，宗教信仰被看作是人民的“社会鸦片”，并以此为名而加以镇压，而且镇压十分残酷。这种镇压尤其针对那些来自西方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信仰，尤其是新教信仰。”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邓小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对外开放的年代。此时的中国希望吸引西方投资，吸引西方知识，来发展经济。这种开放意愿也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教堂、寺庙等开始重建，海湾国家资助的清真寺也不断沿传统的丝绸之路建成。但这种开放与宽容也还是在政府的监控之下。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不愿意完全归顺政府的政治导向的神职人员或信徒被捕的消息，对这些人的镇压依然在继续。”   “但随着习近平2012年底-2013年初上台，形势完全不同了。在我看来，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过去，此前的相对开放也结束了。我们能感觉到政府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更加独断专行，并全面收紧控制。中国开始进入习近平和他的智囊王沪宁想象的宗教文明框架，试图将习近平思想，将所谓的中国特色融入各个宗教信仰。” Alain Wang 强调，虽然当前的宗教中国化政策针对所有宗教信仰，并不特别针对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但是对于藏人和维吾尔人来说却有着极为不同的意义： Alain Wang："因为针对维吾尔人和藏人的政策更是一项汉化政策，也就是一种殖民政策，是一种种族屠杀政策。对这两个族群来说，他们的文化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政府对这些地区的信仰打压也因此更加强硬。" 法广：如果说基督教信仰因为来自西方而尤其成为中共政权上台后打压的目标的话，更加本土化的佛教信仰似乎一度有相对多的存在空间。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为联合亚非拉国家的支持，以便走出国际孤立，曾顾及佛教信徒众多的周边国家的压力而对国内的佛教信仰做出网开一面的姿态。而如今中国政府也与许多穆斯林国家有着日益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合作，这些国家是否还能对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政策有所影响呢？Alain Wang 的回答是否定的:  Alain Wang：“不能。因为时代完全不同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在东南亚地区尤其明显。而且在伊斯兰教信仰众多派别中，维吾尔人的信仰更接近苏菲派，而伊朗或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信奉的是更严格的教派，与苏菲派相反。中国政府如今当然就会利用这些不同教派间的分歧。” 法广：藏学家Katia Buffetrille 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中国境内的藏区小住。可以说亲身体验到了汉化进程的推进对藏文化的蚕食。 Katia Buffetrille: "实际上，藏区的汉化现象比比皆是。这甚至表现在景观上，首先是有很多标语。其次，去年我在康区看到一些我以前无法想象的景象，那就是藏人的房屋通常都是平顶，但现在他们被要求改成带有龙雕的中国式屋顶，而藏文化传统的五色风马旗不见了。伴随这些景观的汉化改变的，是宗教象征的民俗化。你可以看到佛塔被用作环形交叉路口的核心。你甚至可能在完全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甘丹寺的火车站，看到祈祷用的五彩经幡。这完全是在将宗教符号民俗化和去神圣化。最令我震惊的，是藏区不计其数的大小寺庙。我甚至无法分辨出那是些重建的寺庙还是新建的寺庙。我想不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寺庙建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曾在一个山谷看到三座寺庙。我知道，有时候，这些寺庙被用作旅游景点。但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方面有这么多的寺庙，另一方面又有这么多反对宗教的规定。" 法广：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其实刺激了民间对宗教信仰的需求。民间社会也曾兴起一波对藏文化的好奇与热情。 Katia Buffetrille: “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一些汉人对藏族文化有着极大的热情。在拉萨，甘丹寺，在我很多很多地方，都能遇到许许多多的汉人，尤其是年轻汉人，他们打扮成藏人的样子旅行。他们有着我无法理解的对藏族习俗的想象，比如，他们会在眼部下面涂抹东西，好像藏人有刺青一样。可我从未见过有刺青的藏人。他们会穿着藏服去寺庙，但有时候需要提醒他们摘下帽子，因为他们对最基本的礼仪规则不太了解。但确实有一股潮流，许多中国人真正成为藏传佛教的信徒，并且有自己的喇嘛。他们通常更喜欢密宗。因为密宗有很多神秘的仪式，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等大型的藏传佛教修行地，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汉人。这也让中国政府感到恐慌，因为确实有许多中国人真正成为藏传佛教的虔诚信徒。”  法广：近年来，旅游业正成为对藏区经济的一大助力。但在Katia Buffetrille 看来，旅游业的过度开发正在毁灭藏族文化：  Katia Buffetrille: “我个人认为，这种大规模旅游更是一种对文化和宗教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当然也是对整个藏族文化的毁灭性武器。西藏依然保持着这种神秘的魅力，看起来很有异国情调，那里空气纯净，山高水长。但你在甘丹寺这样的城市看到的景象，拉萨的情况也是这样，一切都是假的，就像迪士尼乐园。那里很像我们在迪士尼乐园里看到的那种房子。一切都是为了游客准备的。这简直令人恐怖。说它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实不为过。”  “在寺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装扮成藏人的汉人。这种文化服饰的占有已经非常让人感到不安，看起来很有些殖民色彩。而且，面对这些打扮成藏人的游客，你会感到不适，因为他们行为不当，他们不了解也不在乎最基本的礼仪习俗。这样的旅游业确实是一种以保护文化为名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说是要保护文化，但你会看到，人们把五彩经幡、转经筒等物件放在尤其不该放置的地方，而同时，藏人却被阻止去对他们来说有特别意义的地方，进行绕行祈祷活动，等等。” 法广：中国的官方言说强调，种种政策的目的，都是推动藏区走向现代化，是为了改善藏人的生活，但Katia Buffetrille 不这么认为： Katia Buffetrille: “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的是一种殖民式的统治。西藏地下的所有资源都被运往内地。水资源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近读到一篇分析雅鲁藏布江下游兴建大坝计划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些专家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建造这么大的水坝，因为当地没有如此大的电力需求，但是，如果没有这座大坝工程，中国可能会失去与非洲某国争夺“世界最大水坝”称号的机会。这种说法当然需要验证，但如果确实如此，我不会感到意外。”  “这座专家看来没有必要修建的大坝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它的规模将是三峡大坝的三倍还多。又是在一个地质环境非常脆弱的地方，使用从未使用过的技术。何况，大坝还容易诱发地震。另外，这座 大坝修建计划也意味着中国将有可能控制下游国家，也就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水资源。事实上，印度已经多次提出抗议，印度非常清楚这项计划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风险。” 尽管中国政府2018年公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并没有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信教，但在具体执行中，一些地区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在西藏，一些寺院不

2025年7月，中国“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际，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第二本书《美好中国》正式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作者的成长经历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梳理了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不断汲取人权民主思想，最终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事业的不凡人生。在法治意识尚十分模糊的年代，许志永便与另外几位法律学者创办了公盟，开始公益维权活动，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从而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他们曾不遗余力地为公民社会呐喊，建议完善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建立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并不顾个人安危，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许志永多次身陷囹圄。2023年，他受到“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获刑14年。 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连线到曾与许志永共同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著名法律学者、人权律师、现旅居美国并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任客座教授的滕彪先生，请他就许志永所著《美好中国》一书来谈谈他的感受。 法广：您曾与许志永等人权律师一道积极投身于公益维权活动。作为当年的热血青年，你们在中国法律改革的过程中，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正义。如今却命运各异，当您读到许志永的这部《美好中国》一书时，有着怎样的感触？ 滕彪：我有参与许志永这本《美好中国》的编辑和出版，所以感触非常多。从2003年开始，我和许志永还有其他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一起，推动和见证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中国维权运动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相当坎坷的过程。一般认为，维权运动，或者叫公民维权运动，是从2003年兴起的，孙志刚案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公盟在维权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许志永也在整个运动中，在整个维权团体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从2003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国的维权人士普遍有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我们觉得用维权的方式，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宪法、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这是一个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法治、进而走向民主的一个绝佳的途径。我们把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理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切身的基本利益——尤其是一些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维权运动也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10年——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按照我的梳理，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呈现了政治化、街头化、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说，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公民维权运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这样的成果，还是有点出人意料，虽然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去分析的话，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民间自由力量的发展势头迅猛，让中国政府感到了威胁。在他们看来，民间维权运动，或叫公民社会、自由派或民权运动也好，已经威胁到了现有政治体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当然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民间的骚扰、打压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镇压，从规模、力度、彻底程度都很不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清洗。 从维权运动登上舞台的2003年开始——当然许志永个人参与维权更早一些，从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到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的法制在大踏步地倒退，许志永和其他很多维权人士、很多良心犯现在还在监狱中受难。中国现在和22年前相比，离自由民主更远，政权对民间的监控、对社会的监控更加严密，这是让人非常失望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有那十几年的人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或者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毛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习近平的很多做法、想法与毛有相近、相似的地方，甚至有超越的地方（比如高科技的运用），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民间社会的觉醒和自组织能力，民众的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和社会的连接，以及维权运动、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的群体抗议活动所带来的民间的历练。民间社会的自由精神、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这是和毛时代非常深刻的不同。 当然国际环境也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经常说东升西降，中国的专制力量在上升，而西方的民主力量在下降，甚至在蜕变。全球的自由民主指数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志永这样的良心人士、民主人士仍然在坐牢，为他们的呼吁得到的国际回应也越来越少。这是很令人感慨的。   法广：许志永在《美好中国》一书中，使用“十年”这样一个词，详细地描述了你们在2003至2013年间，为建立自由平等社会、捍卫自由公义、推动民主法治；为建设公民社会、为中华宪政文明转型，“努力了十年、战斗了十年、执着前行了十年”。您能不能谈谈，您认为你们在十年间不遗余力地推动的“新公民运动”在中国社会留下了哪些印迹？ 滕彪：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多的时间，是中国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当然许志永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的努力不止十年，从2000年之前就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4的世纪。就那十年来说，许志永、我们的公盟群体，做了很多事，参与了很多公共的、有影响的事件。孙志刚事件中，我们的努力、包括民众的强烈呼声，让一个明显违宪、明显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那之后，我们就成立了公盟。我们经常开会，经常借助一些有影响的个案，提出一些倡议，开展一些行动。比如要求废除劳教、废除户籍制度。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联名呼吁完善宪法的人权保护条款。我们综合记录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版了一些人权发展报告。我们发起讨论会，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我们征集受害者信息，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谈判，争取到更多的赔偿，这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琐细的工作。我们还鼓励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法，要求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与民生、与民众权利、公共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推动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区、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许志永自己也两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后来有更多的公民去积极参选区、县人大代表，虽然由于政府的限制和操控，能够成功当选的很少，但是这个运动对于民众提高权利意识，对于民众了解中国选举的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8年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公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很多律师一起推动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 关于上访制度，许志永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经常扮成访民，在各个访民集中的地点去采访他们、了解情况、帮他们维权。有好多次，他被当作访民被殴打、被抓起来。 我们介入临沂暴力计生案和陈光诚案、邓玉娇案，介入大量的冤案，错案。江西乐平的案件、承德陈国清案件（四名出租车司机被冤判死刑），贵州的杨明案、何胜凯案、辽宁的冷国权案、广东的甘锦华案等等。我们长期关注了很多起死刑冤案错案，在维权律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一些被冤枉的公民被平反、获得自由。 再后来公盟发起了“公民承诺“，这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前身，2012年正式启动了新公民运动。它主要有三项活动，一个是教育平权运动，一个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一个是推动公民同城聚餐。教育平权运动的目标是消除中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极度不公平，我们要求保障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常运营，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等等。教育部迫于压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随后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开放或者承诺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公民同城聚餐也很有意思。我们发动各个城市有共同信念的、最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中国法治人权的人，以聚餐的名义，大家一起来聚会，不是简单地吃吃喝喝，而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做法，从民间、从最底层做起，去参与公共讨论，去实践民主。 公盟在那个年代留下了很多历史印记。公盟可以说是那时候中国唯一一家敢于触碰大量敏感问题的民间机构，反腐、酷刑、拆迁、上访、计划生育、户籍制、选举、言论自由、西藏问题，等等。 法广：20多年来，许志永一直坚持不懈地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即使在狱中也没有放弃信仰。您认为，在许志永追求的《美好中国》与当今的极权模式之间，中国未来前景将会是怎样的？ 滕彪：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和孔杰荣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许志永VS习近平》作为序言。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中国两种政治前景、法制前景。一个是许志永所呼吁、所践行的法治、民主的中

台湾2024年初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选举产生的朝小野大局面经过一年多的朝野尖锐对立，也经过2025年7月26日和8月23日两次立委罢免投票的动荡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两波罢免投票中31位受到挑战的国民党立委都顺利过关，保住了席位，立法院的政治版图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尽管这次罢免国民党籍立委的运动首先由民间团体发起，执政的民进党也因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重挫。民进党秘书长已经换人，行政院长卓荣泰领导的内阁团队也将改组。如何看这次一度风生水起的大罢免运动以失败收场？它对此后的朝野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峻豪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认为导致两次罢免投票失败收场的四大原因。在他看来，执政的民进党虽然受挫，但也很难说国民党取得一次胜利。而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策略也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失去着力点。 大罢免投票失败四大因素 法广：台湾7月26日和8月23日举行了两次立法委员罢免投票，针对的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是罢免案两次都没有通过。如何解释这样的一种结局呢？  张峻豪：我想这两次罢免案最后造成民进党被玩崩的结果，其实真的是有许多的原因。我觉得首要的第一项原因当然是在2024年的选举结束之后，这样的一个政治议程很快就被带到了所谓大罢免上面。这个会让许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有一种很想要去翻盘，或者是不去承认在国会选举里面失败的状况。这样的想翻盘的想法很快就带入到大罢免的一层，让更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好像把焦点都放在想要去翻盘，而没有去顾虑到民生经济上面的问题。 我想，这是让许多选民最后投下了不同意罢免票的首要原因。  第二项原因，当然也就是在这整段的过程里面，其实搭配上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它让很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打着所谓抗中保台的旗号，可是跟美国这边却没有更进一步有更多友好的关系，甚至带来了在经济上面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当民进党在打这场选战，而要用抗中保台的牌来号召选民，号召力相对也就比较低。这个也是造成在大罢免投票中遭遇这样的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其实两次罢免案涉及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蓝营相对优势的选区，也就是在上次选赢的时候，除了几个选区是属于比较紧张的所谓五五波的局面，但是许多的选区，比如说傅崐萁的选区，都是在上一次（国民党）赢得非常的多的选区，在这一次8-23投票涉及的七个选区里面，也都是赢很多的选区。那么在原本就是蓝大于绿的结构里面，本来打罢免就是相当不容易。我想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原因。  最后一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这一次的罢免投票动员中的操作确实奏效。也就是它去打一个危机牌，在地方上面，喊出哪一些的立委可能比较危险，这激起了在地选民的一种危机意识，所以蓝营的选民愿意出来投票，最后造成了在整个动员上面很有效的情况之下，击败了民进党。  法广：这次大罢免行动由民间发起，民进党本身和这个罢免运动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的明确。而国民党打的是一场立委保卫战，由政党出动去动员，是不是对选举结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张峻豪：对，除了刚刚谈到国民党的竞选策略奏效外，您这个问题提到公民社会或者一些公民团体因素。在罢免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许多公民团体张峻豪：对，除了刚刚谈到国民党的竞选策略奏效外，您这个问题提到公民社会或者一些公民团体因素。在罢免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许多公民团体发动。这些公民团体包括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拍直播的直播主或者是在地方上教书的老师等，这些都是比较素人型的。但是，后续的发展中，民进党看着这个声势，也逐渐跟进，可是跟进之后，与这些公民团体保持的是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 也就是说，民进党直到今天，都还是说这是一场社会运动，是一场公民运动。可是对这些公民团体而言，民进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相当程度上在后期越来越积极。但民进党在后续的动员中，并没有能够真正让整个政党机器投入其中。我觉得，在原本属于比较素人型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又没有完全倾政党之力，同他们完全站在一起，也造成了最后在整体动员不够的情况之下，一消一长之间，当然就输给了国民党。  重启核三公投失败，但“非核家园”主张并未真正进入民心  法广：这次8-23投票不只有立委的罢免投票，还有关于核三重启公投。这项公投也没有通过。对于一直主张“非核家园”的民进党来说，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在罢免失败的情况下，也稍微挽回一点面子呢？  张峻豪：我想这要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这次的核三重启公投主要是由民众党发起。也就是由黄国昌以及整个民众党来推动。这跟黄国昌可能有比较直接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黄国昌在整个动员上面，他更加动员出了一些仇视民进党的，或者本来就是一个白营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我们看到重启核三最后拿到430多万张的同意票，这远远高过于在2021年的重启核四公投得到的支持，那次重启核四公投拿到380万张同意票。这样的数字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真的也算是一剂强心剂。我觉得这是这次重启核三公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政治讯号。  第二点是，其实民进党的所谓“非核家园”，也像“抗中保台”牌一样开始生锈了。也就是说，从不同意票非常少的结果中，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整体的“非核家园”相关政策配套，其实是没有进入到选民心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拒绝核能，我们有什么替代方案？在大家都比较感觉缺电的情况之下，民众会想：民进党如果要非核家园，可是又没有给我替代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催票成功。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势必要在这样的政策上，更清楚地对选民说明和交代，可能才会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大的号召力。  民进党受挫，国民党也没赢？ 法广：两次罢免投票以无一过关的结果结束。至少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是两次罢免投票的赢家，但是国民党是不是真的由此得势了呢？国民党很快要开始党主席改选，但好像目前没有人接棒。怎么解释这种局面呢？  张峻豪：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次罢免投票其实都是在蓝营处于相对优势的选区。 所以，在原本国民党就比较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说这是国民党的胜利，恐怕也是比较过头的推论。毕竟原本国民党就占有优势，那胜选的机会当然比较大。所以我个人会解读，这一次恐怕不能说是国民党一个大的胜利，而是说许多的选民对民进党在当下做出了不信任的投票。而且，这些投票呈现出来的是立委的选举，比较偏向于地方性的格局。而这种地方性的格局，面对不管是接下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或2028（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可能会更加增加一些两岸、国防、外交等议题的时候，国民党是否还能够稳操胜券？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内部未来一定很快也会面对到的问题。   当然，在国民党主席接班人这件事情上面，我想，对于卢秀燕来讲，她当然是要更加稳固她在地方上面的地位，而不要这么快得卷入到涉及两岸、国防、外交，甚至是亲中等问题中，因为她如果要作为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一定也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她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这是非常合理的。  投票结果显示：民众认可立法院的政党制衡格局 法广：在赖清德上任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朝小野大，政府提案在立法院通过十分困难。这次两次罢免投票结果对朝野在立法院的对立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政府刚刚提出了一个新的年度预算案，有意提高国防支出。  张峻豪： 我想，这两次的罢免已经很清楚得传达出来，民众对于现代行政跟立法由不同政党来掌握的现状是肯定的。 就是说，民众传达出的讯息是：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牵制民进党的执政，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状况。接下来重新回到立法院，我认为朝野之间的攻防当然会更加激烈，甚至因为在罢免行动中衍生出来的一些仇恨，国民党籍立委监督制衡民进党的力道一定会更强。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也要同步去面对，因为接下来这种少数执政的状况会延伸到这一届立法院的结束。所以民进党会不会拿出更多的诚意，来跟国民党进行协商和妥协，甚至透过内阁的改组去纳入更多蓝白营的人士，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让赖清德伤脑筋的地方。因为预算的问题，或者是美国对于台湾的信任，可能都会因为这次罢免结束之后，让民进党面对更多的不信任，让赖清德面对更多的不信任以及难以预测性。所以，民进党受迫于外在的压力，他要不要去做更多的调整，我想这是民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