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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法国又一次爆发街头抗议，并在最近几天演变成了暴力手段，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场抗议为何发生？为什么爱上街的偏偏总是法国人？它又和明年即将发生的法国大选有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场街头运动，正在变成各方争夺议程的战场。谁能借势而起，谁又会被拖下水？ Part 1：马克龙的十年之痒与法国的教育危机 03:37 在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之后，法国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危机终于爆发。法国有一套完善的师范教育体系，但当一名中学老师的门槛并不低。2010年的"硕士化"改革之后，想当老师必须读完三年本科加两年硕士。大约十年后的新一轮改革，又把教师资格考试推迟到硕士第二年末，门槛进一步抬高，法国教育系统由此陷入长期的人手短缺。与此同时，马克龙执政以来持续压缩公共开支，流向教育的财政资源和人力日益捉襟见肘。到今年开学季前夕，法国不少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没有老师、开不了课的局面。正是这一困境，最先把教职工和学生推上了街头，拉开了这场大规模抗议的序幕。 Part 2：大选来临前的「抗争剧目」20:46一场抗议之所以不断升级，离不开背后高度政治化的大环境。这场抗议发生在距离明年法国大选不到半年的时候，四位主要候选人早已摩拳擦掌。在高度分裂、两极分化的法国政坛，他们从左到右分列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与中间：极左翼的梅朗雄、中左翼的格鲁克斯曼、中右翼的菲利普，以及极右翼的勒庞，彼此之间敌意重重。法国实行两轮投票制：第一轮无人过半，得票前两名进入第二轮对决。在选情胶着的当下，这四个人都有机会走进最后的决战。因此，四位候选人都在等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事件，好让自己最擅长、最"拥有"的议题成为舆论焦点。这次抗议，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契机。 抗议之初，代表左翼的梅朗雄视之为推行自身政治纲领的绝佳机会，高调站在抗议的高中生一边。但随着暴力逐步升级，更加强调秩序的勒庞找到了反击的突破口；另外两位走中间路线的候选人，也纷纷与梅朗雄划清界线。这场抗议原本关注的是民生，但民生议题被政治化为梅朗雄的武器，抗议中的暴力又被包装成勒庞反击梅朗雄的武器。一场原本关乎民生的社会运动，就这样变成了两种议题立场之间的较量。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随着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中国冲击”“中国冲击2.0”这些说法又一次回到了公众视野。“中国冲击”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它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一样，它是一个诞生于严肃经济学研究、后来才走进公共讨论的学术概念。然而，一旦进入政治场域，它就渐渐脱离了原本的含义，变成了一件政治工具。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回到贸易理论的脉络里，“中国冲击”究竟在说什么？它的真实面目和本质是什么？“中国冲击2.0”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欧洲对它格外焦虑？ Part 1：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03:29自大航海时代起，全球贸易就成了世界历史的重要底色，“什么样的贸易才是好的”也随之成为一个反复被争论的问题。这其中，最早占上风的是重商主义：国与国做生意要分输赢，关键是保持对外顺差。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希望买到更便宜的原料和粮食，压低生产成本，也需要更大的海外市场，于是转而拥抱自由贸易，两位早就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也被推到了台前：亚当·斯密提出分工和绝对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专门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再互相交换。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样样都比别人强，它也应该专做机会成本最低、相对最拿手的产品，其余的拿去交换。这样一来，强国和弱国之间的贸易同样对双方有利。然而，这两位经济学巨人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当他们只关心一个国家的总福利是受益还是受损的时候，便忽略了国家内部赢家与输家的分野。 Part 2：谁是自由贸易的赢家和输家？赫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 vs 李嘉图-维纳框架 18:55整个贸易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贸易展开之后，一国之内谁会受益，谁会受损？赫克歇尔和奥林率先接过了李嘉图没有回答的问题，把比较优势的来源解释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比如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多寡。由此，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那些大量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随后，经济学巨匠保罗·萨缪尔森和他的合作者斯托尔珀在这个框架里更进一步，提出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自由贸易会让一国丰裕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富，让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绝对变穷。 大约三十年后，萨缪尔森又和经济学家琼斯一起，重新整理了李嘉图和维纳早年的思想，形成了“特定要素模型”，为这个定理补上了短期的一面：当生产要素被锁在原来的行业里难以流动的时候，输赢将按行业划分：出口行业赢，进口竞争行业输。 这些理论勾勒出一个基本事实：自由贸易注定会在一国之内制造赢家和输家。至于赢家和输家具体是谁，不同的理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Part 3：中国冲击1.0：一个被政治包装的必然结果 34:342013年，Autor、Dorn 和 Hanson 在《美国经济评论》（AER）上发表了《China Sydrome》。这篇论文横空出世，成为21世纪影响美国政策，乃至全球贸易格局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和前面那些理论框架不同，它是一项实证研究，用数据证明了中国进口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的重要推手，而且损失高度集中在特定地区和特定行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李嘉图-维纳框架的预测。然而，“中国冲击”这个概念一进入政治领域，就逐渐偏离了它的本意。其实，“中国冲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人类历史上，贸易给一国内部的输家带来冲击的例子比比皆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洲的廉价粮食涌入欧洲，冲垮了欧洲的农民；到了1890年代，美国农民自己也被全球粮价暴跌拖入困境；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的纺织品、钢铁、彩电和汽车又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美国。中国冲击，成为了一个沦为政治工具的概念。 Part 4：中国冲击2.0 为什么欧洲尤其焦虑？50:272025年，ADH 中的 Autor 和 Hanson 在《纽约时报》撰文，警告“第二次中国冲击”正在到来，而且会比第一次更严重。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向东南亚，中国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转向了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轮冲击的性质：这一次，被冲击的不再是美国小镇上的服装厂和家具厂，而是美国和欧洲赖以立身的高端制造业。在这一轮冲击里，欧洲比美国更焦虑。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筑起了关税墙，中国出口转而大量流向更开放的欧洲市场，欧洲成了承接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欧洲领导人由此陷入强烈的焦虑，并把矛头指向中国的经济结构：补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然而，补贴也好，顺差也好，失衡也好，市场竞争也好，这些原本可以在经济学框架里讨论的问题，一旦被卷进地缘政治，就很难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关于第一次“中国冲击”，请见：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3).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6), 2121–2168. https://doi.org/10.1257/aer.103.6.2121 Autor, D. H., Dorn, D., & Hanson, G. H. (2016).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05–240.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0315-015041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在政治上的影响，请见： Stolper, W. F., & Samuelson, P. A. (1941).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 58–73. https://doi.org/10.2307/2967638 Rogowski, R. (1989).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李嘉图–维纳模型，见： Jones, R. W. (1971). A three-factor model in theory, trade, and history. In J. N. Bhagwati, R. W. Jones, R. A. Mundell, & J. Vanek (Eds.), Trad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growth: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n honor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 (pp. 3–21). North-Holland. 关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与李嘉图–维纳模型的协调，见： Mussa, M. (1974). Tariff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The importance of factor specificity, substitutability, and intensity in the short and long ru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6), 1191–1203. https://doi.org/10.1086/260271 Hiscox, M. J.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mobi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中国冲击2.0”与欧洲，请见： Hass, R., & Czin, J. A. (Hosts). (2026, August 5). Can Europe survive China Shock 2.0? (No. 10) [Audio podcast episode]. In The Beijing Brief.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an-europe-survive-china-shock-2-0/ Szczudlik, J. (2026, July 20). The European Union faces “China Shock 2.0” (PISM Bulletin No. 49 [2681]).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pism.pl/publications/the-european-union-faces-china-shock-20 Tordoir, S., & Setser, B. (2026, May 20). China shock 2.0: The cost of Germany’s complacency [Policy brief].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s://www.cer.eu/publications/archive/policy-brief/2026/china-shock-20-cost-germanys-complacency Capital Economics. (2026, March 4). Will China finally pass its big rebalancing test? [Chief Economist’s Note]. https://www.capitaleconomics.com/print/pdf/node/89488 关于中方立场，请见：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6, July). China’s position on the so-called excess capacity issue [Material for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关于产业政策的历史合理性，见张夏准与克鲁格曼的早年讨论 Chang, H.-J.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Krugman, P. R. (Ed.). (1986).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IT Press. Krugman, P. R.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4), 469–479. https://doi.org/10.1016/0022-1996(79)90017-5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因审核原因，节目中某些部分可能出现不连贯的听感，抱歉！ 一场历史性的访美之旅落下帷幕。2026年，中美两国元首打破近十年坚冰、实现互访，堪称今年分量最重的外交大戏。在刷屏的仪式感背后，双方在实质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共识、取得了哪些新进展？这次元首会晤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节目，我们聚焦外界最关注的三大议题——伊朗问题、台湾与日本问题，以及AI军备竞赛，拆解这场历史性访美背后的三条暗线。 Part 1｜伊朗：新问题与降温 02:25 伊朗是特朗普在此次会晤中最关心、也最有求于中方的议题，双方将其列为实质性成果的首位。尽管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但"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征收通行费"这两项基本原则已经确立。可以预见，伊朗问题及其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有望进入中美合力解决的快车道。更耐人寻味的是，美方公报中提到，特朗普希望中国提高成品油产量——这是否如部分美媒所言，是特朗普在向中国"求援"，以缓解国内的能源危机？无论答案如何，能源危机确实让美国陷入了某种被动，这也为此次互访中种种隆重的仪式感，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注解。 Part 2｜二战盟友，旧瓶新酒 13:142026年并非二战爆发或胜利的整数纪念年份，但此次会晤中，双方却在成果清单和系列讲话里高调重温中美二战同盟情谊，颇为不同寻常。今年恰逢东京审判80周年，这一强调的重心在于维护战后秩序，而非单纯纪念战争胜利，也鲜明体现了特朗普对所谓"G2格局"的理解。醉翁之意不在酒——相关成果公布后，日本与台湾当局反应激烈：重提二战同盟，让当年的共同敌人日本坐立不安，也让台湾当局无所适从。这是本次会晤成果中最值得玩味的一项。它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委婉松动对台立场，在一个中国政策上做出实质性让步？ Part 3｜AI作为一场军备竞赛 26:24全球AI竞争本质上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这也让这场技术竞争越来越像当年的美苏军备竞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安全困境"：一国为自保而增强实力，却被对方视为威胁，最终各方都被迫竭力扩充军备，陷入一个谁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今天的AI竞赛，恰如彼时彼刻，中美或将面临一场"囚徒困境"：如果双方选择合作、合理管控各自的AI发展节奏，AI带来的社会风险就有望得到控制；但如果双方都无法抵御背叛的诱惑，试图通过暗中放任AI发展来谋取地缘政治优势，就会陷入AI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在技术竞争的相关研究中，像AI这样军民界限模糊、又深度嵌入经济体系的技术，与当年的核武器一样，是国际监管合作中最难啃的骨头。所幸此次会晤就AI问题建立了对话管控渠道。AI治理并非无解，而人类未来的走向，或许正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抉择。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探讨下一次世界大战何时爆发，注定是和平年代人们最热衷的国际政治谈资。站在2026年这个节点回望，有人认为世界大战遥不可及，也有人认为它早已悄然爆发。尽管2026注定是战火频仍的一年，但我们真的已经站在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了吗？ 图1：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数据表明，进入2020年代后，全球国家间战争的伤亡程度达到历史新高。 Part 1：「世界大战」是如何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04:37 人类历史上爆发过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始于1914年和1931年，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然而，如果代入当时人们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确信自己正身处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呢？回顾历史便会发现，一场战争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大战"，其实是在战争进程与战后的历史总结中被逐步建构出来的。 1848年，"世界大战"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但那时它不过是用来形容一场前所未闻、令人惊骇的战争的夸张说法。一战爆发之后，人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世界大战的意义。然而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围绕"二战"爆发的讨论甚嚣尘上，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预见它的规模。二战真正爆发后，身处其中的各国，也没有在第一时刻认定自己处在世界大战当中，仍主要将自己卷入的局部战事视为主战场——中国的抗日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皆是如此。直到美国参战之后，这场战争的"世界性"才被不断强调、逐渐建构与凸显，为了团结广大反法西斯国家的精神符号。 图2：发表于1934年《群言》杂志上的文章，代表着民国知识界对于世界大战的讨论兴趣。 Part 2：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8:15 图3：凡有世界大战，必有大规模军事联盟 世界大战的根本定义在于两个要素：其一，需牵涉众多主要国家，引发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战争；其二，战后必须带来国际秩序的根本性变革。以此为标准，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大战可扩充至至少五次。纵观历次世界大战，国家间联盟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国际关系理论表明，联盟是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凡有世界大战，战前必有大规模的国家间结盟。这一理论由两项机制支撑： 其一，世界大战意味着多边战争，而"选边站"的不确定性本身会抑制国家的轻举妄动。然而一旦联盟确立，第三方国家的立场便变得相当明确，这反而提升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938年前后，希特勒在欧洲的布局，特别是与苏联结成互不侵犯同盟，是他最终下定决心入侵波兰的重要因素。 其二，盟友与盟友的盟友，共同织就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联盟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某处冲突爆发，便可能牵动整个联盟网络，将各方悉数卷入战局。在一战当中，由一声枪响引发的世界大战，其关键机制就在于原本处于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矛盾，经由双方各自的盟友以及盟友的盟友网络传递，成了一场大规模世界大战。 Part 3：今天的世界并未出现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 40:20 大规模国家间联盟是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而在2026年，我们并未看到这一条件的出现。就美国而言，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他不断消耗着美国战后数十年苦心经营、赖以维系的盟友网络；而中国则始终奉行不结盟政策。面对"中美必有一战"这一潜在结局，世界主要大国均未通过结盟来完成选边站队——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大战爆发的必要条件，至今仍未出现。 参考文献：关于世界大战的名称流变，可见 Wilton, David. 2021. "World War." Wordorigins.org, September 7, 2021. https://www.wordorigins.org/big-list-entries/world-war.与 张士伟. 20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称的流变》.《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5年7月8日. https://www.cssn.cn/lsx/slcz/202507/t20250708_5885187.shtml. 关于世界大战的必要条件理论，可见：Vasquez, John A., and Ashlea Rundlett. 2016. "Alliances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Multiparty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8): 1395–1418. doi:10.1177/0022002715569770.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8月底，一场劳资纠纷登上了热搜：汽车行业知名供应商星宇股份以"二选一"的方式逼退应届生，引发广泛争议。比争议本身更值得思索的，是其中发酵出的"告洋状"现象——据称，一些被逼签的应届生将举报材料投向了欧洲车企，甚至试图触达欧盟，希望借助境外的跨国监管力量，倒逼国内的星宇股份。"告洋状"到底管不管用，也成了这几天争论的焦点。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告洋状何以可能？为什么欧盟总能拿捏跨国企业？它背后的跨国监管体系是怎么发展、怎么运行的？它真的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是一把万能钥匙吗？ Part 1：跨国监管与「看得见的手」—— 长臂管辖、阿尔斯通与安世案 07:31 围绕"告洋状"的争议，对应的其实是一个学术概念——"跨国监管"。这是全球化时代特有的现象：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规则，通过某种跨国机制，被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企业之上。这种强加有时粗暴直接，有时迂回间接。粗暴直接的一端，体现为"长臂管辖"——过去的阿尔斯通案，以及最近的安世半导体案，展现的正是这种直接强制的跨国监管。 图1：《美国陷阱》与阿尔斯通案 Part 2：跨国监管与「看不见的手」—— 加利福尼亚效应 18:05监管规则还有另一种向境外传递的方式，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简单来说，1970年代，加利福尼亚饱受汽车尾气污染之苦，于是在美国率先出手，制定了比联邦标准更加严苛的排放标准。由于加州本身是一个体量庞大的汽车市场，车企为了保住这块市场，被迫改进自己的排放技术——而与其单独为加州开一条生产线，不如干脆把这套更严格的标准，直接推广到加州以外的其他市场。这种监管规则从一个地区出发，借由市场机制扩散到全球的路径，就被称作"加利福尼亚效应"——是监管规则向外扩散最经典的一种间接方式。 Part 3：欧盟的监管崛起与「告洋状」的复杂一面 31:31 今天的欧盟，似乎成了全球监管力量下手最狠的地区。但在历史上，人类对大企业的系统性监管，起始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大型垄断巨头的崛起，美国政府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以及老罗斯福任内的一系列反垄断行动，打击垄断组织，开启了监管大企业的先河。 1990年之后，这股监管力量出现了一次跨大西洋的大反转。欧洲率先树立起"预防原则"这套监管理念，并借助一个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催生出比"加利福尼亚效应"更强大的"布鲁塞尔效应"。欧洲由此开启了一个强监管年代，成了跨国巨头的克星——苹果、谷歌、Meta这些曾经予取予求的巨头，纷纷在欧盟栽了跟头，付出了惨痛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告洋状"是一件真正好用的工具。在今天的星宇事件里，它未必真的立了功；而放到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中，跨国监管也未必总能带来正向效应——它同样可能演变成长臂管辖，或者被地缘政治武器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有关"加利福尼亚效应"，请见：Vogel, D. (1995). Trading up: Consumer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布鲁塞尔效应"，请见：Bradford, A. (2020). The Brussels effect: How the European Union rules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有关越南企业问卷调查研究，请见：Malesky, E., & Mosley, L. (2018). Chains of love? Global production and the firm‐level diffusion of labor standard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2(3), 712–728. 有关"跨大西洋监管大反转"，请见：Vogel, D. (2012). The politics of precaution: Regulating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先向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最近有出行行程，并且更换了设备，这次录音在中段不小心纳入了一些背景杂音，已尽力消除，还希望大家包涵~ 2026年已经走完三个季度。对美国来说，这一年的外交战线堪称"四处出击"——年初的委内瑞拉算是唯一达成目标的行动，但除此之外，在格陵兰，在伊朗，在北美，美国几乎处处碰壁。上周，美加新一轮贸易谈判正式破裂，美加墨协定（USMCA）名存实亡。为什么是加拿大？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间点？对即将迎来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来说，这场新的贸易战究竟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拆解。 Part 1：美国的内忧：债台高筑，物价难降，大考将至 04:30 中期选举步步逼近，特朗普手里的经济牌却不太好打。政治、社会、外交本就四处碰壁，原本该是压舱石的经济，这次也没能幸免。本月，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虽然距离债务危机还有距离，但长期国债收益率一路走高、利息成本持续攀升，通胀迟迟承压——多重压力压顶而来。而这一切，最终都体现在了一个数字上：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 图1：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历届总统同期最低（图源：皮尤中心） Part 2：美国的外患：雷声大、雨点小的对伊朗D-Day制裁 04:30 随着《伊斯兰堡备忘录》规定的60天谈判窗口到期，美伊不欢而散，美国顺势对伊朗的地下交易网络与"影子船队"祭出新一轮制裁。实体清单上密密麻麻列出了不少据称是伊朗"白手套"的企业，但美国在明、伊朗在暗，面对这个本就难以观察和追踪的地下交易网络，再猛烈的制裁也很难伤其筋骨。雷声大、雨点小，是这轮制裁给外界留下的第一印象。但比起制裁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在这场"石油危机"中所扮演的缓冲角色——这一点，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政界的视野。 Part 3：特朗普苦寻软柿子，但加拿大这次说不 24:15 美加墨协定（USMCA）本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难得的外交遗产，但随着他的贸易立场愈发激进，这份协定反过来成了束缚他手脚的约束。2026年恰逢USMCA的续签年，特朗普却早早拒绝续签，转而强行重启谈判。在"解放日"关税方案于国内受阻后，他另辟蹊径，于7月20日援引1930年关税法，直接对加拿大开刀，试图以打促谈。然而，极限施压这一套戏码，这次并不灵验。一边是深陷石油困境、又要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的特朗普；另一边，是坐拥美国头号石油来源国地位、背后有加拿大民意撑腰的卡尼。这场对峙，依然胜负难料。 图2：加拿大是美国头号石油进口来源国，特别是重原油资源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本期节目会涉及一些有关《欢迎来龙餐馆》电影的剧透内容，建议大家观影后收听～ 「龙餐馆」专题第二期，我们来谈谈战争爆发之后的故事。 整部电影的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战后「中东某国」这片土地上持续不断的战乱螺旋与国家失序，并由此催生了诸多人道主义悲剧。然而，这些悲剧的根源，与其说是美军的军事行动本身，不如说是美国在战后重建——那场失败的「新伊拉克」建设——所埋下的祸根。我们今天就来一起聊聊，美国的「伊拉克大捷」是怎样变成一地鸡毛的？ Part 1：仓促的的「新伊拉克」计划 03:14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所向披靡并不令人意外。不到一个月的摧枯拉朽之后,萨达姆政权便告垮台,伊拉克随即进入了由美国主导的战后治理阶段。然而,无论是与二战后占领纳粹德国、日本的周密计划相比,还是与阿富汗战争后相对快速的国家重建相比,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计划都显得异常仓促。这份计划的核心,不过是两条原则——有限的「去复兴党化」,以及对伊拉克军队的渐进式改造。然而,这项本就温和的方案,最终却在重重掣肘之下未能成型。 Part 2：美国的官僚内斗与布雷默的登场 15:38图1：伊拉克「总督」布雷默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有一个更具学术影响力的理论贡献——「官僚政治模型」。该模型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并非源自某个理性决策者的一贯意志，而是国务院、国防部等各权力部门相互博弈、彼此拉扯的产物。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过程中，这种"鸽派—鹰派"式的权力角力表现得尤为显著：原本主张温和方案的旧有机构,在这场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被架空、边缘化;而布雷默则以精英外交官与反恐专家的双重身份,粉墨登场,填补了权力真空。 Part 3：两条法令与伊拉克的历史转折 28:13布雷默上任伊始，便签署了两道行政命令——第一号令与第二号令。这两纸文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视为伊拉克战后重建走向失败的关键转折点。第一号令，将原本温和的「去复兴党化」政策推向了更激进的清洗；第二号令,则是一纸放虎归山的决定——解散整个伊拉克军队。一激一放之间，本就摇摇欲坠的伊拉克国家秩序就此彻底崩溃。 尾声：伊拉克政治与龙餐馆故事 40:00 参考文献有关伊拉克战后治理的纪实时间线内容，可见：Garrett,M.,Graff. 2023. "Orders of Disorder." Foreign Affairs, 5月5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middle-east/iraq-united-states-orders-disorder. (2026年8月22日). 有关布雷默决策幕后过程的信息，来自 Miller Center. (2019, August 19). L. Paul Bremer III or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s://millercenter.org/the-presidency/presidential-oral-histories/l-paul-bremer-iii-oral-history 有关伊拉克军队解散后的余波，可见 Thompson, Mark. 2015. "How Disbanding the Iraqi Army Fueled ISIS." Time, May 29, 2015. https://time.com/3900753/isis-iraq-syria-army-united-states-military/.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本期节目是《欢迎来龙餐馆》专题节目第一期，无剧透内容，可以在观影前放心收听 《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发生在哪里？ 虽然导演和编剧巧妙地使用“中东某国”来给故事建立了一种架空感，但是时间线和情节都无疑指向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二十三年之后，伊拉克战争仍被称作国际关系当中一场“由失败上升而成的悲剧”。作为《龙餐馆》故事的背景，伊拉克在200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中东总是离不开战争的螺旋？作为《龙餐馆》专题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顺承之前节目对于2026美以伊战争的梳理，回顾中东战争史当中由美国引入的新世纪要素。 时间轴06:12 以色列、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大三角结构09:59 1979·多事之秋阿以冲突的缓和与戴维营协议 10:27 埃及“背刺”阿拉伯世界，伊拉克蠢蠢欲动，谋求阿拉伯世界领导权 13:07 两伊的政治巨变：霍梅尼、萨达姆登场与两伊战争 14:21 故事外的故事：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本·拉登的崛起 18:37 22:45 1990·失意者的命运交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海湾战争 23:08 本·拉登主动请缨保卫沙特遭拒绝，步入流亡时代 25:29 本·拉登公开反美；1990代末的恐怖主义风暴；911事件 28:58 31:40 2001·新世纪的新战争"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 31:40 美国进攻阿富汗；本·拉登的逃亡；美国确立三大“邪恶轴心” 34:43 伊拉克「首当其冲」；鲍威尔的“白色粉末”； 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去打伊拉克？ 37:28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注：需要说明的是，本期节目所基于的《管子》一般不被认为是严谨的史料。有关《管子》是否真的为管仲亲笔所著，是否是西汉时期才出现的累积性记述，是否记录了真实历史事件或托管仲之名构造的思想实验，众说纷纭。当然，即使成书于西汉，它依然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经济著述。我们采取最小公约数，可以将《管子》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贸易战思想/谋略”的代表。 关税、出口管制、断供、卡脖子——这些听上去相当现代的词汇，似乎是全球化退潮之后才被发明出来的东西。然而，使用经济手段迫使对手屈服，是一门相当古老的人类技艺。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早已经有人在系统性地思考"如何用市场与贸易摧毁一个国家"，本期我们从这几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战」谋略《管子·轻重篇》讲起，看看它凭什么可以被称作世界上最早的经济战手册，以及这套逻辑和今天的世界究竟隔了多远。 Part 1：管仲、《管子》与他的时代 04:12 出身低微的管仲，是春秋诸子中经济思想尤为突出的一位。除了我们熟悉的"官山海"——把盐铁之利收归国有，还有一套更精妙的"轻重术"，即物价的贵贱与货币的多少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掌握了这套规律，就可以主动制造某种商品的稀缺或过剩，用价格调动人的行为。这种逻辑，构成了《管子》中贸易战谋略的基础。 Part 2：管仲的贸易战谋略：「服帛降鲁梁」与「积柴制莱莒」 07:17「服帛降鲁梁」与「积柴制莱莒」是管仲的贸易战谋略中的两个经典故事。「服帛降鲁梁」是一场"诱多+逼仓"的战术，先把鲁梁两国诱进绨帛这个单一品种，让它们把全部产能押上去，再在最高点撤单、关闭市场,让对手手里的存货一夜之间失去买家；「积柴制莱莒」则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操作。齐国先在庄山铸币，再用这些自己造出来的钱去高价收购莱、莒的柴薪。等到齐国闭关停购,莱莒两国的国库里堆满了齐国的钱，却买不到一粒粮食，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次典型的铸币税收割,是向外输出通胀的最早样本之一。两个案例，一个操纵的是价格，一个操纵的是货币，合起来构成了轻重术的两条腿。 图1：宋刊本《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所见“服帛降鲁梁”故事 Part 3：十九世纪的轻重术——美国如何巧取珍珠港？25:50无论管仲的故事是否真实，在人类历史上类似的谋略反复出现，美国夺取珍珠港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案例。1875 年，美国给予夏威夷蔗糖免税进入本土市场的特权，十几年间把这个王国的经济彻底绑死在对美单一出口上，等到 1887 年条约续签窗口时，夏威夷对美国的市场依赖既已形成，面对美国强求珍珠港独占使用权的价码，已经没有拒绝的余地。参见：Carnegie, A. (2015). Power Plays: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shape Coerc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图2: 1881年，忙碌的夏威夷种植园工人 Part 4：套牢问题、专有资产与市场权力——轻重术的现代经济解释 31:11管仲的全部谋略，放进当代经济学的框架里，归根结底建立在同一个问题上：套牢问题(hold-up problem)。所谓套牢，是指一方投入了无法收回、也换不了用途的资源之后，曾经的竞争性市场就变成了只剩一个买家的世界——对方可以随时重新开价，而本方没有退出的余地。它需要两个条件同时成立。一是资产专用性，即资产在当前用途下的价值远高于次优用途：例如，鲁梁的丝织投入无法无痛转化为农耕资本，夏威夷为蔗糖出口铺下的种植园、糖厂与港口资本也无法转投他处。二是市场权力结构：如果绨帛有十个买家，齐国撤出不过是一桩生意告吹，正因为它是唯一的买家，撤出则等于整个市场的消失。 管仲的贸易战谋略与现代经济学，在这样的情景中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回音。 图3：资产专有性概念的集大成者，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 图4：著名的费雪车架厂案例的出处，影响力深远的KCA文章：一旦一方做了专用性投资,契约签订前的竞争性市场就变成了签订后的双边垄断,对方可以重新开价。这就是套牢(hold-up)。有了这个变量后，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决策就可以得以分析——专用性越高，一体化越可能。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过去几个月日元加速贬值背后,直接的市场诱因与深层的经济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政治与经济最难解的一道题？以及，为什么说这一轮日元下跌,是高市早苗亲手唤醒的「安倍幽灵」？ Part 1：解释日元的小周期暴跌06:11 供求关系是理解汇率的最直观工具 10:20 美日利差是弱日元的经典解释，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次暴跌中出现了不寻常因素？ 16:15 美日利率调整相向而行，但是日元并未如期止颓； 17:31 什么是债汇双杀？为什么债汇双杀不寻常？为什么债汇双杀出现在今天的日本？ 27:46 美伊战争对日本的输入性通胀 图1：美元-日元汇率走势图。战后初期，美元与日元以1比360固定汇率挂钩；在经历了1971史密森协定和1985广场协定之后，日元进入强势周期；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任首相之后，日元开启以美日利差所驱动的弱势周期。 Part 2：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最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之一？34:11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s的转型；美国如何以邻为壑，通过1971年史密森协定和1985年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 44:53 广场协议后的复杂日本：「円高不況」，扩张与泡沫经济及其破裂 51:31 安倍经济学的药方：带回弱日元 55:07 为什么汇率政策无法讨好所有人？日本政府的两难困境是什么？ Part 3: 高市早苗唤醒「安倍幽灵」，但安倍经济学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的解药 58:15图2：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的所有关键职位几乎都来自安倍的提携，自视为安倍的忠实门生，更是安倍经济学的忠实拥趸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硅幕」系列第三期，我们暂时从AI与大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问题：AI，正在如何冲击“普通人”的就业？ Part 1：AI与就业，已发生的故事 05:39 从2025年末Amazon的大裁员，到今年六月以Meta为代表的新一轮硅谷裁员潮，AI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冲击，已经从概念层面走到了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证据表明，有两类群体正在不成比例地承受这种冲击：一类是AI最先掌握相关技能的行业，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另一类是可替代性强、但适应能力相对较弱的初级白领岗位，如客服、记账员和人力资源专员。一个共同的趋势是，这种冲击往往首先落到新晋大学毕业生身上。 图1：自2024年以来，仅在美国科技行业，已有超过 150 家科技公司裁员，总人数至少达到 11.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多公司的裁员声明与AI相关。 图2：在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就业正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资深工程师的需求仍相对稳健，而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却在明显收缩。 来源：Brynjolfsson, Erik, Bharat Chandar, and Ruyu Chen.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 Six Facts about the Recent Employment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未发表手稿 图3：在美国，基层服务业的就业也呈现出类似的“代际分化”，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也在明显收缩。 来源同上 Part 2：AI与就业，未发生的故事 32:37AI 对人类就业的冲击，是人类漫长历史中“创造性毁灭”的又一次体现。创造性毁灭对社会与市场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具体的人”而言，往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今，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AI是否会冲击人类就业”已基本没有异议，但分歧仍然存在：乐观派相信，这种摩擦只是暂时的，AI最终将创造新的增长点；而悲观派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历史上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单一领域技术创新。 在2025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得以一窥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创造性毁灭”逻辑。然而，在理想状态下实现人类与 AI 的和平共处，所需要的条件相当苛刻：它不仅要求新技术跨越自己的“卡夫丁峡谷”，持续创造足够多的新岗位，也要求社会制度能够及时完成调整与补偿，让被冲击的群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转型。「我们时代的珍妮机」并非危言耸听，但有关AI社会影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图4：从16世纪科隆裁缝对压针头机器的集体抵制到“卢德运动”，人类对技术进步的抵抗经历了漫长历史 图5：在莫基尔关于技术进步的解释中，开放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社会能否接纳新技术；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新兴技术所代表的群体，能否与既得利益群体达成协商，甚至对后者作出必要补偿。 图6：在 Aghion–Howitt 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呈倒 U 型，其背后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作用力：一方面，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岗位的收益预期，从而降低失业；另一方面，增长也会强化“创造性破坏效应”，使旧企业更容易被新企业迅速赶超，丧失垄断地位，进而缩短岗位存续时间并推高失业。来源：Aghion, P., and P. Howitt. 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3): 477–94.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各国社会，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却在中欧贸易摩擦中疲于应对，当下的欧洲呈现出一种撕裂与紧绷并存的焦虑状态。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在高温愈发频繁的背景下，欧洲社会在空调等基础适应性设施上依然显得格外“别扭”？欧洲左翼政党又为何逐渐转向一种「不问劳工问气候」的政策路径？以及，在热浪不断加剧的现实压力下，持续升温的中欧贸易争端将可能走向何方。 Part 1：为什么欧洲国家对空调这事儿这么“别扭”？05:03 长期气候温和的欧洲，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既未预料到今日愈发频繁的极端高温，也很少为空调等主动降温设施预留空间。即便在当下，不少欧洲政府仍将空调视为“非必要”的选择，更倾向于推广强调节能与环保的“被动降温”方案。在这样的政策与认知背景下，空调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含义：在部分左翼话语中，它近乎一种环保“禁忌”；而在右翼政治动员中，空调则被重新定义为关乎民生与适应气候风险的关键议题，甚至成为其争取选民的重要抓手。未来的欧洲政治，极有可能会上演一场“空调战争”。 Part 2：为什么欧洲左翼政党「不问劳工问气候」？20:28 历史上，欧洲左翼政党以劳工权益与社会主义为核心基础，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白左”“woke”等标签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漩涡焦点。过去数十年间，基于阶级叙事的传统左派与强调身份政治的新左派逐步合流，构成欧美政治中的一条重要演变路径。这一转型既是对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回潮冲击的回应，也是左翼政党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求新的政治基础的结果。同时，它也映射出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以及皮凯蒂所概括的“婆罗门左派”现象：左翼的社会基础从传统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受教育程度更高、价值取向更偏文化议题的群体。「不问劳工问气候」，在热浪之下显得尤其尴尬。 Part 3：热浪中的贸易焦虑，默茨的「新广场协议」之梦 42:42 自2024年以来，中欧贸易摩擦在“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等叙事框架下，逐渐上升为欧盟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2026年美国对外贸易冲突阶段性缓和，欧盟内部也开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关系，试图在既有格局中寻求调整空间。然而，无论是在产业政策还是汇率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结构性困境的回避。从产业竞争力到内部分配失衡，这些长期问题并未因对外施压而得到实质性回应。在这一背景下，默茨所设想的“新广场协议”更像是一种政治想象，在成员国分歧与现实约束之中，正变得愈发难以落地。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上周，英国政坛出现了新的变化。适逢脱欧十周年，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之位，英国由此进入到了脱欧十年周期当中第七次更换首相的流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一次斯塔默辞职的始末，背后的英国政治制度逻辑，以及未来英国政坛两个关键人物——安迪伯纳姆和奈杰尔·法拉奇之间的角逐。 Part 1：支离破碎的英国政治 07:15 英国、日本这类议会制国家，首脑更替频繁向来是老生常谈，但即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近十年间七度易相，仍称得上反常。本部分将梳理英国议会制选举的基本流程：历任首相虽非全部因大选败选而离任，但大选这道制度性阴影始终笼罩着党内政治——一旦党魁失去必要的领导威信，党内逼宫便会成为首相更迭的常态化机制。 Part 2：摇摆的工党和高开低走的斯塔默 25:22 历经保守党十余年执政乱局，英国选民求变心切，遂于2024年大选将工党推上压倒性胜利，斯塔默由此入主唐宁街。然而美妙的开局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结局。与英国历史上那些长于鼓动、个人魅力出众的政治家不同，出身文官体系的斯塔默恰恰凭借其冷峻克制的技术官僚形象赢得选民青睐；但也正因始终未能确立清晰的政治立场，执政风格又朝令夕改，最终落得"始乱终弃"的结局。 Part3：脱欧 to be continued 47:34 不出意外，安迪·伯纳姆将继任斯塔默，成为工党新一任领袖及英国首相。但未来英国政坛的主角并不止他一人——法拉奇与英国改革党正强势崛起，试图将英国政治版图全面推向右翼。脱欧并未解决真正困扰英国社会的三大顽疾——经济、移民与医保，反而让问题愈发积重难返。倘若两大老牌政党始终拿不出一位强势铁腕的政治人物，英国的"特朗普化"绝非痴人说梦。脱欧与易相，归根结底都只是延宕真正问题解决的安慰剂。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今天我们来聊聊上周达成的美伊停战协议，以及协议当中四个未解的悬念。 Part 1：“时间、地点、人物”04:52 特朗普的八十大寿和作为寿礼的美伊协议 07:20 为什么是“谅解备忘录”？ 09:32 特朗普在凡尔赛宫签署协议，是一场充满黑色幽默的仪式 Part 2：拆解美伊十四条协议与四个悬念17:43 悬念1：以色列能否遵守协议在黎巴嫩停战？ 27:41 悬念2：伊朗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海峡管理机制？霍尔木兹海峡会成为伊朗长期控制的政治工具吗？ 36:51 悬念3：美国许诺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赔款吗，钱又从哪来？ 45:48 悬念4：特朗普在伊核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后，双方能否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与2015年伊核协议相比，正面交锋过的美伊如何往下谈，新的协议将有利于伊朗还是美国？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

今天这一期，我们回到现代职业足球在工业革命与阶级政治中诞生的时刻，追溯它如何伴随殖民扩张走向世界，并进一步讨论美加墨世界杯中值得关注的政治争议与关键细节。 足球能把现代世界的冲突引导向球场上的和平竞争，在那里，原始暴力将服从于纪律和比赛规则 —— 儒勒·雷米特 Part 1：工业革命、阶级战争与足球 05:55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格兰，但职业足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起初，足球是有产阶级的闲暇娱乐，被视为“业余消遣”。工业革命塑造了庞大的工人阶级，但他们长期缺乏时间与条件参与体育活动。直到19世纪中叶工厂法实施，工人第一次获得每周半天休息时间，足球才得以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并逐步从精英娱乐转向大众文化。 在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区兰开夏郡，教会与工厂逐渐承担起组织早期球队的角色，并由此孕育出一批延续至今的俱乐部，如曼城、埃弗顿与阿森纳等。随着竞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工厂主开始通过“招募工人”“提供闲职”等方式，对球员进行事实上的经济补偿，从而推动了以足球为职业的球员群体的出现。这些职业球员在赛场上逐步缩小与传统贵族球队之间的差距，并最终实现反超，标志着足球从精英主导的业余活动，转变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职业化运动。 世界杯的诞生同样带有鲜明的阶级张力。顾拜旦在构想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时，始终坚持业余主义原则，将职业球员排除在外，这一立场本质上延续了精英阶层对体育的规范。然而，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这种排斥引发了越来越多来自工人阶级与职业俱乐部的不满。围绕“谁有资格参赛”的分歧不断加剧，最终促使国际足联推动足球赛事逐步脱离奥运体系，建立起以职业球员为核心的独立赛事——世界杯由此诞生。 Part 2：「散装」世界杯的政治大戏 33:33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一届“散装”的世界杯，也是一届政治色彩空前浓厚的世界杯。签证争议、潜在的地缘冲突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介入，正在不断重塑赛事的运行环境，使原本相对独立的足球赛场变得愈发复杂。其中，处于多重政治张力之中的伊朗国家队尤为值得关注——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少见的、主办国与参赛国之间存在直接军事冲突背景的情形。 球员的参赛资格、出入境安排乃至比赛期间的舆论环境，都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杯不再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体育盛会，而逐渐成为国家关系、政治冲突与国际秩序的一面镜子。 在小宇宙查看该单集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