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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鉴于近年来，无论是中国藏区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还是新疆维吾尔人所谓“在教育营”事件都凸显出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引发的种种紧张关系，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现引发尤其是国际人权团体的广泛关注，担心这项法案意味着北京当局正进一步收紧民族政策。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认为，中国是在借这部法律强制推动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在社交平台上不仅担心同化政策法律化，会“限制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压缩宗教与文化自由的空间。”，而且相关条文可能过度限制言论、信仰与集会自由。如何理解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意义？为什么该法案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引发特别关注？我们电话采访了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专栏作家杨建利博士。他在采访中强调，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通过意味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2001年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可能将逐渐被取而代之，而这项法案背后的最大动机，是打造”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上的大统一。 "民族团结法"通过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成为官方钦定的未来方向 法广 : 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了一项《民族团结促进法》。这项法案一经通过，立刻就引起了国际社会，就尤其是人权团体的关注和担忧。其实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新疆、西藏等地加速推进一种同化政策。在您看来，这项法案是否只是给这些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还是说对于政策的执行或实践意味着一些方向或指导方针上的改变？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杨建利：“我觉得，这项法律通过，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基于民族自治的原则。 民族地区的自治是写进中国宪法里的。这是中共从苏联那边学习的一个宪政原则。虽然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认真地执行过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原则，但是他们从原则上不能够公然反对。表面上他们还是要称民族自觉，等等等等。对外也是这样宣传。习近平当政以后，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变化，比较明确的（变化）就是在各民族地区采取了坚决的同化的政策，也就是说要从文化上让这些民族消失，就是完全成为汉人或者成为中国人，然后强化“中华民族”的这种叙事方式。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的打击，大家也都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个政策还是非常坚决地在执行。” “这项民族团结法的通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对这些政策的实践进行法律化，就是说从法律上做一个规范，这个方向（今后）就很难改变了。以前，人们还幻想，也许习近平下台以后，同化的政策可能会减弱，甚至发生方向性改变……但是，这个同化政策一旦被法律给确定下来，它就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再改变这个方向就很难了。” “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政策的人中有一种观点，把习近平（上台）之前基于民族自治原则制定的一些民族政策称为第一代少数民族政策，对习近平（上台）以后进行同化的政策称为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民族团结法通过就意味着第二代民族政策正式启动，成为官方钦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方向。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的。” “将56个民族同化成为几乎带有同样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法广：就是说，第二代民族政策是在进一步地淡化自治…… 杨建利：“对。实际上中国在80年代制定通过了一项《民族区域自治法》（于1984年通过后，于2001年2月28日修正）。比照这两项法律的话（《民族区域自治法》和《民族团结促进法》），矛盾之处非常之多。那么，（前者）今后就会被抛弃了，会以现在刚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为主要的法律依据。” “中共制定政策或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有它的规矩可循。就是说它不是公开地否定它以前的法律，而是通过一些新的法律。新的法律在老的法律之下实际上是非法的，但是它会按照新的法律去做，慢慢把老的法律抛弃。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进行的。如果当时按照宪法还有法律的话，那些私有制还有市场化的改革都是不合法的。但是，它先从政策上进行规划，慢慢、慢慢地进行修改。对于少数民族政策也是沿用了这种方法：它先不从《宪法》上把民族自治这一条去掉，也不去修改或废除80年代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而是通过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新的法律就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成为这个政策的依据。在未来的可能的修宪过程中，在未来的法律的制定中，可能就会把自治的原则从《宪法》中拿掉，也慢慢地把1984年通过的民族自治法废除了。” 法广：其实在《民族团结促进法》3月中下旬通过之前，自2026年的1月1日起，2025年底通过的《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版开始生效执行，它等于进一步强化了汉语的功能，进一步淡化了不同族群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地位。这些政策联合起来，您觉得目的是什么？是想把56个民族这样一个多元存在，变成一个“同一” 现实吗？ 杨建利：“对。中共的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他们的学者认为，民族地区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冲突，甚至带来严重的冲突，而且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自治原则：那你给了少数民族自治的这么一个空间和法律依据，当然他们就会要求更多的权利。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开始逐步收紧这个自治空间。他的办法就是同化。所谓同化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慢慢地消除掉，让他们和多数民族也就是汉民族越来越像，最后成为几乎是带有同样的文化特征的一个民族。”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语言，另外一个就是宗教。宗教，我们都知道，中共对宗教的控制一直非常严格，而且最近几年强调宗教本土化、中国化，这基本上就是政策的方向。以前，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还是有比较宽松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执行起来，各个地区并不一致，有的地方宽松一些，有的严格一些，有的空间大一些，有的地方空间小一些……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延续着一个政策，就是你在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时候，可以用汉语教，也可以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教，比如说在藏区教数学，可以用汉语教，也同时可以用藏语教。但现在不行了，所有这些文化课都得用汉语教。藏语可以作为一个选修课目，就像我们选英语一样。就是说，藏人在学校接受数学、化学、物理、自然科学等等这些教育的时候，必须是汉语教育。包括历史、人文、经济学等等，都必须是汉语进行。同时，你也可以选修藏语作为你的一门课程。那这就是很大的改变了。就是等于把藏语变成一个第二语言了——可学可不学。” “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以前，少数民族籍的大学考生既可以考汉族的卷子，也可以考少数民族的卷子，比如说藏人在藏区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用汉语的卷子还是藏语的卷子。但现在不行了，他只能用汉语的卷子……的这些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民族语言可能慢慢的就会被消失掉了。语言消失掉了，宗教又中国化了，那你文化特征基本上就消失了。” ”构建中华民族概念及政治大统一” 法广：民族团结法让大家马上联想到的是，这是涉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和所谓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一项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它不仅涉及这些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宗教的群体，也同样提到了香港、澳门甚至是台湾。您怎么来理解这项《民族团结促进法》也提到这些地区呢？ 杨建利：“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是对大中华区的这几个地区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香港、台湾、澳门等这些地区，那些想争取更多的民主决策机制，争取更大的政治自由权利的这些人，都把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看作是一个风向标。一般来讲，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严苛了，那一般就会对台湾也会在言辞上更加严厉，而且可能政策上会更加具有压迫性。对香港和澳门也是一样，这之间有一定的连贯性。因此，中共在制定少数民族政策的时候，肯定会想到这几个不是完全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大中华区。这是一个原因，因为它有这种联动性。” “第二，香港、澳门和台湾虽然从文化的意义上讲不是少数民族，它属于汉文化的一种延续，但是由于长时期的分离，在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亚文化，已经和在中国大陆的汉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叫它亚文化。更严重的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一种政治文化：一个地区的文化有它的政治文化特征，那么从政治文化特征上来讲的话，台湾已经是另外一个政治文化民族，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具有特点的

近期，台湾政坛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莫过于前台北市长与2024总统选举候选人柯文哲所涉及的贪污与政治献金争议。这起案件不仅是一宗单纯的司法事件，更引发了一连串更深层的问题：台湾的民主制度，尤其是选举制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此类争议？而司法体系，又能否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维持其应有的公正与独立？ 2026年3月26日，柯文哲因涉及“京华城案”与政治献金等四项罪名，经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并褫夺公权6年，意味著他将失去2028年总统选举的参选资格。其中，他因违背职务收贿罪被判13年，另涉及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名。案件起于他在台北市长任内，被指控在都市开发案中图利特定企业，以及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不当处理政治献金。尽管判决已出，案件仍可上诉，最终结果尚未确定。 然而，柯文哲一案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并不仅止于个人责任的认定，更牵动出台湾政治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若将视角从个案延伸至制度层面，便会发现其背后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选举与政治资金困境。 高成本选举：制度压力下的灰色地带 在制度层面，选举不只是理念的竞争，同时也是资源的竞争。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指出，柯文哲及其所属的台湾民众党，曾试图将案件定调为“政治清算”，将其上升为政治对抗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从制度与事实来看，案件中仍涉及多项可能的法律问题，包括图利、背信，甚至贪污与政治献金申报不实等。 他认为，即使退一步来看，仅仅是政治献金未诚实申报，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属于严肃问题，很难单纯被解读为政治迫害。这也凸显出台湾社会当前的分歧：在高度政治动员下，民众是否仍能理性判断事件本质？ 更关键的是制度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张宏林指出，台湾选举长期存在“高成本”现象。以立法委员为例，一个任期的薪资总额约一千多万台币，但实际竞选支出却可能高达四、五千万，甚至更多。庞大的资金需求，使得政治人物在竞选与任内都面临极大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透过制度边缘操作来补足资源，例如利用助理费、政治献金，甚至更不透明的资金来源。这些行为未必一开始就触法，但却可能逐步滑向灰色甚至非法地带。 制度存在，但落实不足 台湾并非没有监管机制。现行制度已包括政治献金申报、财产揭露与相关税务规范。 然而，问题往往出在“落实”。 张宏林指出，现行制度在执行面上仍有明显不足，例如金流监管不够严密、未申报或不实申报的罚则偏低或实际查核能力有限。 此外，财产申报制度本身也存在界线问题。目前仅要求政治人物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报财产，但在实务上，资产可能透过成年子女、兄弟姐妹甚至父母持有，形成监管漏洞。 当然，这也牵涉到隐私权与人权的平衡：是否应要求更多亲属揭露财产，一直是一项具争议的议题。 总体而言，在高成本选举、监管不足与激烈政党竞争交织之下，政治人物面临的诱因与压力，往往比外界想像得更为复杂。 司法体系：中立性、权力结构与个案争议 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问题便不再只是制度设计，而是回到司法体系本身的运作与公信力。 真理大学法学系主任吴景钦指出，在实务上，被告是否认罪，往往会影响检察官的处理方式。若被告选择不认罪，却因此面临更长时间的羁押或更强的侦查压力，可能形成对认罪的变相逼迫，进而削弱审判制度应有的功能与意义。 他进一步质疑，在起诉之后，检辩双方理应处于对等地位，但实务上，检方仍可透过声请羁押或主张串证风险持续影响程序，使权力结构出现倾斜。这种制度与实务之间的落差，也让司法中立性在高度政治对立的环境下，更容易受到质疑。 除了制度与程序问题，本案在具体法律判断上亦引发争议。吴景钦指出，一审虽判处有期徒刑17年，低于检方求刑的28年6月，但核心收贿罪仍判13年，显示法院在一定程度上采信检方主张。然而，在证据评价上，却存在明显争点。例如，被认为关键的“1500万元”相关资料因属传闻证据而未被采纳，但法院仍以另一笔210万元政治献金建立收贿关联，其资金流向与对价关系并不明确，是否已达刑事案件所要求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备受质疑。 此外，他也指出，将政治献金违规直接上升为刑事贿赂，以及在侵占与背信罪中对“财产归属”的认定，在法理上仍存在争论。整体而言，本案在证据法则与刑事诉讼原则的适用上，仍有进一步检验的空间，预料将成为二审攻防的核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司法制度本身具备一定的程序保障与透明性，个案中的争议仍可能被放大，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对司法公正性的信任。 民主制度的核心挑战 综合来看，柯文哲案并非单一个案，而是制度与运作问题的交会点。 一方面，台湾的选举制度仍存在高成本与监管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司法体系虽具备一定透明度，但在政治对立加剧的环境中，仍难以完全避免公信力的质疑。 这反映出台湾民主发展中的一项核心挑战：在高度竞争与政治极化的情况下，如何同时维持制度的公平性，以及社会对制度的信任。

冷战的结束曾引发民主终于战胜了独裁的欢呼。然而此后的数十年间，民主与专制甚至极权的博弈其实从未停止。这种博弈的张力尤其体现在新闻自由空间面对的种种压力。从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年度报告来看，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度正呈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迹象。如果说越来越拮据的财政资源导致不少媒体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从而在独立报道原则上让步的话，专制政体也正利用资源的诱惑，以软硬手段诱导媒体为权力服务。“无国界记者”组织在2024年针对俄罗斯启动 “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中国，于2026年3月推出最新报告，综合多项调查以及不同地区的学者、智库、媒体从业人员等多方人士提供的资讯与分析，以多项具体的实例，剖析中国力图在海外打造媒体新秩序的努力。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 “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自“无国界记者”组织2002年开始公布对全球近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排行以来，中国在这个排行榜上的位次一直不断下滑。2002年还排在第138位，但自2010年起就已经跌至第170位以下。2024年甚至跌至第179位，仅好于排在最后一位的朝鲜。 中国的新闻自由度虽然一直受到诟病，但越来越令“无国界记者”组织担心的是政治宣传取代媒体自由的中国模式的对外输出。该组织早在2019年就推出报告，梳理中国政府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塑世界媒体秩序的努力。2026年，“无国界记者”的“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报告显示，中国对外宣传机器的部署已经更加广泛，在不同地区重塑媒体秩序的战略推动也形式更加多样。 中国对外宣传的最重要工具可以说就是2016年集合不同官方媒体组建而成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指出，十年间，这个原本只是集合了不同语言的媒体网络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运作的多平台国际媒体网络。报告称它是一个提供65种不同语言广播内容的“扩音器”，是语言服务最全的广播电台。 但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广播电视，也同样广泛活跃于社交媒体。“无国界记者”组织报告引述总部设在美国的“自由之家”2020年公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在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数以千万计的订户 报告指出，中国环球电视网看上去似乎与其它国际信息网络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它系统性地优先传达中国政府的指示的角度，而不是就事论事的新闻报道，会刻意掩盖某些资讯，传播官方叙事，是中共宣传机器的传声筒。“无国界记者”亚太区办公室的倡议经理白奥兰（Alexandra Bielakowska）女士指出，“中国得以借助中国环球电视网有效地传播中国的信息控制模式”。 事实上，根据2018年3月中国政府颁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中央宣传部领导。对内保留原呼号，但对外统一呼号为“中国之声”。 利用当地媒体传播中国官方叙事 非常熟悉亚洲地缘政治议题的巴西记者伊戈尔·帕特里克（Igor Patrick）接受“无国界记者”组织采访，梳理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媒体战略以及它对当地媒体的透明与独立原则提出的挑战。他指出，鉴于拉美地区媒体市场难以进入，中国的对外媒体战略从最初主要依靠自己掌握的国际平台与当地媒体直接竞争的战略，调整为注重与在地媒体分享内容，利用当地媒体已经拥有的听众和观众，传播想要传播的内容。多数情况下，中国国家媒体免费向当地媒体提供文字、照片、视频，或电视节目等内容。理论上双方有内容交换，但实际上，这种合作尤其对中方有利。主要目的是重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既要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要传播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一致的叙事。 而这种免费提供内容的作为在当前传统媒体都面对资金困难的背景下尤其具有吸引力。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指出，传统媒体原本十分依赖广告带来的收入，但如今这些广告收入大部分都转向了数字平台。他举例指出，一家墨西哥媒体的领导层就曾因为与一些中国企业签有广告合同，而要求下属删除了一篇批评中国的文章。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商业合同必然导致对相关媒体内容的干涉，但那些规模较小的媒体或资金有困难的媒体的确面对这样的风险。 中国近年也开始投资社交媒体，投资网红，提供越来越针对当地特殊人群的内容。帕特里克介绍指出，这种情况在拉美各地都有。一般来说，这些社交媒体账户开始时，内容主要是文化，美食，生活方式等等。只是间或会涉及政治话题。这种作法使得相关内容显得与传统的政治宣传无关，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伊戈尔·帕特里克在采访中特别强调区分公营媒体和国家媒体的重要性，指出，像英国BBC广播公司或德国之声广播公司这些公营媒体虽然都有政府拨款的公共资金支持，但这些媒体保留着编辑独立性，也经常发表批评自己政府的内容。而中国环球电视网或新华社等都更是国家媒体。他们的功能是传播与中国政府制定的重点一致的叙事。两者间的这种不同不仅决定了内容如何生成，而且也决定着这些内容如何被使用。 资金投入伴有编辑方针要求 2025年，“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年度报告特别指出，脆弱的资金形势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构成对新闻自由的一大威胁。2026年，该组织“宣传信息监控站”调查计划中关于中国外交官与太平洋岛国所罗门媒体的一些互动可以说是这种威胁的一个具体案例。 报告指出，所罗门的广告市场本就十分有限，如今又被社交媒体平台吸走了大部分广告收入，这使得当地媒体面对诸多结构性的困难。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外来资金就成为当地媒体能否存活的重要因素。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在当地都有投资。但中资与其它外国资金的一大不同，是中资投入通常伴有涉及编辑方针的要求。曾在所罗门媒体工作15年、如今正在澳大利亚某大学深造的普斯特利·哈布鲁（Priestley Habru）告诉“无国界记者”组织，他从仍在当地的同事那里获知，一个中国外交使团向当地媒体《群岛太阳报》捐赠了一批电脑，该报编辑部随后就接到指示，要求停止发表关于台湾总统的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切断了与台湾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 从“无国界记者”的报告来看，中国外交官对当地媒体的干涉并不只涉及一家媒体。除《群岛太阳报》外，当地另一份大报《索罗门星报》也曾有相似遭遇。而这两家媒体都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 “无国界记者”组织也引述一家国际调查报道机构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的报告指出，《所罗门星报》曾在2022年从中国获得一笔大约12万5千欧元的款项，用于报社设施的现代化，最为回报，该报承诺会为中国做宣传，称赞中国是所罗门“最慷慨也最值得信任的伙伴”。 免费提供内容+提供全包式旅游+培训项目 在这些显性的干预之外，“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向当地媒体提议免费提供内容。已经有地方媒体与中方签订了合作协议。 中国在所罗门的媒体战略也包括向当地的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全包式免费旅游。“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的70名记者会员中，至少有30人接受了这样的邀请，有些人还去了不只一次。这种全包式旅游也不只是针对记者。所罗门群岛媒体组织（Media Association of Solomon Islands）主席奥法尼·艾勒梅（Ofani Eremae）就向““无国界记者””表示，在他看来，自2019年以来，所罗门90%以上的公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政府的媒体联络负责人都至少曾去中国一次。 组织新闻从业人员免费旅游或参加所谓的媒体培训是中国政府近年来扩大在国际媒体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一名不愿披露姓名的格林纳达记者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在他看来，可能格林纳达90%以上的在职记者都曾应邀去中国，去了解中国的新闻原则。一名圭亚那记者则向“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他注意到，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这样的特殊旅行，不一定只是针对记者，更多的是针对那些在国家媒体工作的人。主要针对那些与圭亚那政府关系密切的媒体。另一名圭亚那记者表示，他认为中国是想改变人们对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看法。而这就要从媒体如何向本国人民介绍中国政策预计中国意识形态开始。 中国政府也经常在当地媒体上发表观点文章。上述圭亚那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会将文章发送给当地媒体，希望能一字不差的原文发表，而不是希望当地媒体以此作为新闻素材。

特朗普重返白宫才一年多的时间，本已动荡的国际关系格局更进入了一个快速而且不乏混乱的重新洗牌进程。全面开打的关税战冲击着国际贸易秩序，对传统盟友的极限施压进一步破坏着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他自诩是和平缔造者，甚至成功让多个战场实现停火，但是，2月28日，特朗普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手，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打击，令不久前才勉强看到停火希望的中东地区又重燃战火。特朗普政府这一年多来的表现正严重冲击着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信誉。如何理解特朗普如何得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一个无视民主规则的强势总统？为何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框架难以有效发挥权力制衡作用？特朗普现象对其它民主国家有何启示？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邀请中国人权律师、德国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同大家谈谈相关话题。在他看来，特朗普的两个总统任期令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多方面的侵蚀，而这些并不会因为特朗普个人的离任而自动回到正轨。 法广：首先，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11月的大选中变成一个十分强势的总统：他不仅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且也让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拥有微弱的多数。怎么理解现这个现象呢？  滕彪：实际上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选举之后，关于这个政治现象就一直有很多讨论，包括很多著作和学术文章。因为，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说话又不靠谱、也原本没有什么民调看好的人，竟然能两次当选，而且第二次当选还获得了比对手贺锦丽更多的普选票。其中原因实际上有很多方面，不可能是单一的原因导致这样一个相当奇怪的政治现象。 往大的方面说，一个是全球化产生了很多失落者。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贫富悬殊加大，制造业外移，产业空心化，造成了很多人失业、生活水平下降。这些人想要改变。其次是美国固有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排外主义，把一些问题归罪于有色人种、外来移民，包括对边境安全的焦虑——在2024年的选举中，边境问题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再次，美国的宗教保守化、右翼化，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的越来越保守和右翼化，八成以上的白人福音派把票投给川普。 还有就是，对进步主义运动的一些反弹。很多投票给川普的人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美国的觉醒文化，包括性别平权运动、LGBT，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等这些进步主义身份政治和社会运动，走得太过分了，带来了保守派的反弹。 美国的政治极化当然不是从川普开始的，但是川普大大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不少人不是因为喜欢川普或支持川普而投票给他，而是因为对另一方（民主党）更厌恶或者是更害怕，这在政治学上叫“负党性投票”。 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和右翼浪潮，在欧洲、南美洲、亚洲一些国家都有抬头的现象。比如说，美国选举制度的一些弊端，美国的城乡的分裂和教育水平的差异，民主党竞选策略的一些失误，川普的一些个人因素、金钱的影响，这些算是次要因素。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虚假信息。社交媒体的算法大大地加剧了信息茧房的效应，网上充斥了各种假消息、阴谋论，右翼一些大的传统媒体也助长了阴谋论的传播。大量投票给川普的人，就真的相信各种假消息。 2024年川普再次赢得总统和前面说的这些都有关系。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复杂和深刻的，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法广：可是它毕竟是一个民主体制，它有一个国会本应当发挥的制衡作用。当然，共和党在2024年的选举后，基本上把控了参众两院，虽然只是微弱的多数。只是因为这种数字上的微弱多数，制衡的作用就完全消失了吗？  滕彪：美国的政治制度引以为傲的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国会的制衡作用应该体现在它的立法权（总统不能单方面立法，国会可以否决总统的一些行政令），它的财政权、监督权、一些高级官员的批准权、弹劾权等等。国会本应发挥它的制衡作用。但是从川普上台后，国会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弱化了。川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共和党，就是几乎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要看川普的态度，他们不敢投与川普的意见相反的票…… 法广：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最近国会也在讨论是不是要限制总统发起战争的权利，并有过一次投票。但是，因为共和党拥有多数议员，法案没有通过。怎么理解特朗普能够绑架共和党议员？  滕彪：这个就和前面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发展状况有关，比如政治极化。 美国是两党制，不像一些法、英、日、台湾那样是多党制。美国虽然也有小党，但是小党极难进入国会，更不可能赢得总统选举。而且，美国总统的权利——他的行政权也在逐渐的扩大，总统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几十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如果某一个共和党议员反对川普，川普就会对选民说不要再选他/她了…… Elon Musk这个全球首富也公然利用他的金钱施加影响：如果你不支持川普的话，我们就会支持另外的候选人……这是挺容易的事情。在2025年之前有两个著名的议员，一个是丽兹-切尼，就是前副总统的女儿，另外一个是Adam Kinzinger。他们都是因为反川普而做不成议员了。这些就导致了国会的制衡力量被大大的弱化。川普的很多政策绕开国会，他超越总统权力的时候，国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有投票的话，基本上也是对川普有利。 “美国如今成了民主倒退的一个最大例子” 法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还可以说美国是民主灯塔呢？如果一个人的立场可以决定其他民选代表是否能够继续当选，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呢？  滕彪：首先，美国是民主灯塔这个说法是不太可靠、不严谨的。当前美国的民主已经受到这么多的侵蚀，很多人仍然把美国当做民主灯塔。但实际上美国从来不是民主的灯塔，它刚刚独立的时候，还有奴隶制，黑人也没有投票权，种族隔离制度到1964年才算废除，实在算不上是民主灯塔。 如果我们看具体的民主排名和分数：全球有很多权威的智库、权威机构对各个国家的民主情况进行打分。我们知道，排在前五名基本都是北欧国家——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等，新西兰也可以排在前十名。而美国几乎没有排到过前十名，它的民主质量、自由度比不上很多欧洲国家。美国被当做民主灯塔，是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科技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它被当做全球民主自由秩序的一个保护者。 现在，从2017年川普上台后，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已经受到了侵蚀。 对全球各国民主制度进行评估的权威机构（比如V-Dem，自由之家）已经把美国列为部分民主国家。它已经不再是完全民主国家，它的民主质量在大大地下滑。所以，美国的民主灯塔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说原来还算的话，那现在美国不但不算民主灯塔，它连完全的民主国家都不算了，它在很多方面都在滑向威权，成了民主倒退的一个最大的例子。 法广：司法独立是民主体制至关重要的一个支柱。 如果说共和党议员的选举可能和特朗普在选民中的号召力会有一些关联的话，司法独立是不是应该是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呢？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司法体制是不是对执政机关形成了一种制衡？  滕彪：司法独立是一个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因素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支柱。川普上台之后，尤其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严重伤害司法独立原则，破坏司法独立的传统。比如说直接介入一些高度敏感的案件，要求司法部重新审查一些政治案件；比如说他批评一些不听他话的检察官，或者是撤换检察官。 这就导致了司法部门的“再政治化”。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像小罗斯福总统（在任）的时候，也有司法部门政治化的现象。但是，那和川普正在做的事情不可同日而语。川普把本应独立于行政权力、总统权力的司法体系政治化，武器化，对政治对手，比如说像拜登或者希拉里等这样的政治人物进行司法调查，或者是以起诉相威胁。 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六个大法官属于保守派，其中三个是川普任命的，这对川普是极为有利的。最恶劣的一个判例就是2024年最高法院裁定，总统在履行核心宪法职能的时候，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总统的官方行为至少享有推定豁免权，只有纯私人的行为才能被刑事起诉。这个判例实际上是给总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刑事豁免范围，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尤其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它为川普破坏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开了绿灯，这是极其可怕的。 总的来说，最高法院的表现以及整个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在大大弱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独立于总统权力。司法被高度地党派化、政治化，甚至个人化，这削弱了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这个影响会非常恶劣。 法广：过去这

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会曾经是政治激进活动的中心，也在2019年掀起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2016年2月5日，香港学生联合会又称香港学联宣布正式解散。该组织成立于1958年，有将近70年的历史，曾在动员香港学生社群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学联的负责人Isaac Lai，他向我们讲述了香港学联的解散如何代表了一段历史的落幕。Isaac 就像是一面镜子，他代表了香港社会中许多年轻人的态度。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从他的讲述中理解香港社会，尤其是当下年轻人的想法，以及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困扰着所有香港人的问题：在激烈的对抗之外，我们又能为香港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感到乐观或悲观吗？到底应该如何理性看待香港公民社会的未来？ RFI：那么你觉得（香港社会）周围你接触的人，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状态在过去和现在的改变是什么呢？ Isaac: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香港人、或者说香港市民心目中，现在弥漫着一股无力的感觉。大家觉得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没办法去改变社会，没办法为政府带来一些改变。 大家心中弥漫着一股无力感，于是就不想再参与了，不想再“玩”了。那就只去做自己的事情，去吃喝玩乐、去消费、去让自己开心，而不再理会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既然自己没办法改变，也已经无能为力，那还能做什么呢？没有了，那就不去理了。 RFI：现在能够在香港持续存在的社会组织，大多数都是关于性别议题的。我看到很多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有想改变社会的诉求，但现在好像能够允许他们发声的空间，主要就是性别议题，或者还有其他一些议题？我也不太确定，所以想知道你怎么看。 Isaac: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性别议题相对来说是一个没有那么政治性的议题，因此在香港比较容易生存下来，也比较容易避免触碰到那条红线。所以现在大家主要做的，多半是性别议题、环保议题，或者一些比较民生性的议题。这三类是目前比较还能继续做、也还能做到一点事情的议题。 例如有一个本土研究社，是一个关注香港社区或规划议题的民间研究组织。他们在2019年以及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继续运作，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内尽力做研究，也尽力就一些议题发表意见。 另外，性别议题本身也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 香港一直都有一群很热心的人士，例如LGBT同性社群，一直在争取权益，持续提出司法复核案件，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为同性社群争取空间，去做一点点事情。 例如在去年的冬天，也就是2025年的冬天，香港仍然有一些同志团体在铜锣湾的行人专用区举办一年一度的活动，好像是名为“一点粉红”的同志活动。他们继续举办活动，继续关注同性或性别议题。 所以现在在香港，还可以做的，多是一些相对没有那么政治性的议题。也仍然有人继续围绕这些议题发声，因为这些是目前还能够做的、也是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RFI：我明白，就是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去做能够做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年轻人是社会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像学联这个组织也解散了，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年轻一代在未来香港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 Isaac:我觉得，年轻一代永远、永远在任何社会里面，不论是在香港、中国，或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是社会未来的栋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说要放弃这一代年轻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会老，也会离开，所以年轻人永远是所有人、所有政府都应该聆听的声音，因为他们是整个社会未来的主人。 我觉得香港的年轻人应该继续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发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坚持自己的理念。 虽然近期香港有学生会、学联，以及一系列不同的公民组织先后解散，好像出现了一股解散的趋势，但我认为组织的解散，并不代表学生运动或社会运动就会死亡、就会完结，也不是说永远都不会再存在。 只是当没有一个主要的平台时，作为普通人，要去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当然会比较困难，因为没有一个平台让你去认识理念相同的人。不过，我觉得大家依然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发表意见。 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例如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篇帖文，如果你的论点有事实、有论据，是合理的，也得到大家认同，自然会引起回响，会有其他人关注，甚至有记者跟进。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因为近期很多组织解散，就感到非常哀伤，什么都不做，甚至觉得要放弃社会、放弃香港，千万不要这样。 我认为大家仍然要保持期望，保持内心的信念，坚持下去。总有一天，大家会有办法的。我觉得事情总有一天会变好的。 RFI：我们刚刚提到香港学联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而你是最后一任主席。在你任内它解散了，你有什么感受吗？ Isaac: 作为最后一任学联主席，我当然觉得很悲伤，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决定。要告别一个在香港社会拥有这么长久历史的组织，真的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成员在商量过后、仔细思考之后，都觉得在当下解散，对大家的安全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决定，是对所有人最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都觉得、也都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在香港继续走下去，再继续下去，对大家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是在一种无可奈何、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能这样走下去。对，真的没有办法。 RFI：你刚才说你是2022年加入学联的，对吧？你当时加入学联的初衷是什么呢？ Isaac: 我的初衷，是希望继续支撑这个组织。正如你刚才说的，整个社会的状况是在往下走，而学联也越来越难找到愿意投入的同学来参与和承担这样的责任。但我觉得，无论在社会的任何阶段，都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都需要有人继续推动香港的社会运动，对社会上一些群体和一些发生的事情去发声。 所以我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同学服务，也希望社会上仍然有人可以代表年轻人、代表大学生的声音去发声，去讲一些应该讲的话。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说一些应该说的，让大家应该听到的声音能够被听见。 RFI：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看到学联解散的新闻时，真的有一种一段历史谢幕的感觉。作为学联的最后一任主席，如果要你对那些身处这段历史、知道学联解散的人说一句话或几句话，你最想说什么？ Isaac: 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对学联的解散感到太过悲伤、太过哀伤。我认为学联的解散，并不代表香港社会运动或者学生运动的终结。 虽然组织解散了，但人还在，思想还在，理念还在。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还点着一盏灯，有灯就会有人。只要大家仍然还有一口气，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尽力为社会带来改变，令社会进步。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不要因为学联的解散而气馁，不要放弃，要继续努力，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去奋斗。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邀请法国记者、作家兼纪录片制作人，《三合会：中国黑帮走向世界》一书的作者Antoine Vitkine 向大家介绍了他对帮会团体在当代中国与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观察。Antoine Vitkine在这本书著的引言中指出，他之所以对研究与有组织犯罪密切相关的帮会组织产生兴趣，是因为在十多年专注观察独裁政权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独裁体制周边总会有很多黑帮组织，这些团体在独裁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这些有组织犯罪团体在专制体制下尤其可以发展壮大。但是从他的调查来看，当年从大陆随国民党转往台湾的三合会组织虽然渐渐式微，但新的帮会团体也在台湾出现，这些团体既有要掩人耳目的一面，却也公开存在，而且两大政党也都与一些帮会团体有着或明或暗、或近或远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些黑帮团体在台湾民主体制下的存在？欢迎您收听对Antoine Vitkine先生的采访的第二部分内容。 三合会在台湾保留了公开存在的特质 在这次采访的第一部分中，Antoine Vitkine向大家介绍了中国三合会由伴随反清复明运动的民间秘密社团发展而来的历史。这些团体往往借助特定的政治环境赋予自身某种社会合法性。这些团体因此既是从事犯罪活动的隐秘组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存在。 Antoine Vitkine：“我认为这确实是三合会的核心本质。三合会不仅仅是犯罪组织，类似于黑手党。黑手党这个词源于意大利。与意大利黑手党一样，三合会等帮会团体不仅仅是犯罪组织，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和政治基础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既有完全秘密的活动，也就是犯罪活动，比如毒品贩运、武器贩运，以及各种更现代的金融犯罪等。与此同时，它们还有一个比较可见的政治外表。这些政治外表的具体情况取决于帮会所在地点。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台湾和香港、澳门。” “香港和澳门是三合会组织的一个后方基地。那里的情况更为复杂。直到1997年，在香港，英国警方禁止公开声称自己是三合会成员的行为。因此，这些团体被迫变得更加隐秘，但仍然保有一定的公开性。比如，三合会的首领通常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很聪明，非常注意与犯罪活动之间设置一道防火墙，尽量避免被司法当局抓住参与犯罪活动的把柄。” “在台湾，由于历史原因，三合会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大陆失利败走台湾时，随着国民政府进入台湾的。这些团体在台湾继续扮演着此前在大陆时扮演的角色，变成了蒋介石政权和国民党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存在形式。一个非常著名的三合会叫“青帮”，如今仍然存在，但几乎已不再具备什么影响力。这样的帮会因此既有从事犯罪活动的一面，又有一种与政治相关的外表。可能有点像一种“共济会”，也就是具有一种仪式性，有些深不可测，带有些宗教和政治的特征。 ” “此外，自1950年代起，台湾出现了一些新成立的三合会团体。这些团体保留了这种公开性。例如，在今天的台湾，自称是某个三合会的成员并不违法。还例如，一个大型三合会的重要领导人去世时，帮会成员可以在台北的街道上组织数十辆车的庞大灵车队，甚至展示武器。当然，这些武器是假的，否则就会被禁止。死者的武器放在棺材旁边。所有这一切当然有警察拍照和监视，但除此以外，警方并不能有所作为。这充分体现了这些帮会组织公开存在的一面。” “立法委员王定宇（民进党籍——法广注）在和我交谈时，将三合会描述为一种宗教极端主义运动。这形象地说明了三合会如何运作，如何利用其历史和宗教的合法性，获得一种公开的存在。” “和香港的情况一样，台湾的三合会团体也控制着一些庙宇，人们可以来这里祈祷。这是这些团体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公开场所。意大利黑手党的情况也是一样。意大利黑手党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西里岛等地，与当地市长、教会和牧师等紧密联系。这使得打击这些组织变得更加困难。” 对与中国的关系讳莫如深 法广：这些台湾的帮会组织虽然因其历史发展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当代社会，它们对自身与中国的关系却讳莫如深。 Antoine Vitkine：“简而言之，在台湾，帮会组织现象因为其悠久的历史，而有着深厚根基。确实，台湾两个主要政党都有附属黑帮组织。比如比较接近国民党的“竹联帮”和“四海帮”。还有我提到的“天道盟”。这个帮会组织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它可能更接近于台湾当前的执政党。”  “‘天道盟’盟主‘铁霸’在与我的访谈中非常开放。但有一个问题我被特别禁止提出。当然，正如我在书中所记录的那样，我还是问了。那就是关于中国，关于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其他地方，黑帮团体都与中国有非常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当局允许这些团体在中国大陆投资，甚至允许他们继续犯罪活动。这种关系当然非常隐秘而且复杂。当局还为黑手党提供进入中国海外投资市场的机会，尤其是为了保护著名的丝绸之路及其沿线的基础设施。因此，对于这些帮会组织来说，中国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你无法与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翻脸。 ” “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为中国做些什么呢？涉及到台湾，这确实非常复杂，也很令人担忧，令台湾当局十分忧虑。人们怀疑这些帮会团体或某些帮会团体可能帮助中国当局进行破坏、渗透，并可能在军事入侵时参加行动。例如，台湾当局在一起谋杀案调查中就发现有武器库，从而意识到这些黑帮团体能够走私各种东西，这包括毒品、人口，甚至武器。可以想象，在一个面临威胁的小岛台湾，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 “三合会团体在台湾的活动有各种可能的政治影响。倘若中国入侵台湾，这些影响就可能是战略性的。台湾当局非常担心一些帮会组织会拿起武器，为中国方面服务。” 帮会组织在独裁统治下总是更加繁荣 法广：Antoine Vitkine先生提到，他之所以开始关注帮会团体这个主题是因为他注意到，一个独裁体制下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帮团体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政体，如何理解这些帮会组织依然能在政治及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呢？这些黑帮组织是否可以与民主体制共存？ Antoine Vitkine：“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需要指出，台湾的民主实际上还相当年轻，并没有太长的历史。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台湾历史，更好的理解三合会在台湾的影响。台湾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是‘白色恐怖’时期。也就是蒋介石来到台湾并对当地居民实施其独裁统治的时期。当时的台湾人并不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蒋介石以极其暴力的方式施加了他的独裁统治。一些三合会团体也参与了这些暴力行动。例如早在上海时就以从事肮脏工作闻名的‘青帮’（晚清时期三大帮会之一）。” “台湾在民主转型近二十年后，才有大批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帮会现象，并将事情摆上台面。这并不是说之前禁止研究这个问题。虽然随着蒋氏政权的崩溃，台湾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进展也有些缓慢。这些帮会在台湾社会已经有很坚固的根基，因为它有很长的历史。这种历史影响力使得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我认为这是台湾民主在对抗这些帮会组织时面临困难的第一个原因。”  “回到您提出的问题：民主与黑帮的关系。这几乎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面对帮会团体，哪种体制更有效？独裁还是民主？同样，三合会和黑手党通常在哪种体制下感觉更好？是在独裁体制下还是在民主体制下？这是一个相当根本的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面对威权模式与自由或民主模式犹豫不决的时刻。” “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观察三合会这些帮会组织的历史及发展时注意到：这些帮会组织在独裁统治下总是更加繁荣，因为在独裁体制下，他们能够进行贿赂，而贿赂是这些团体生存和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在一个民主体制下，意味着会有独立的法官可以在不收受贿赂的情况下对这些团体进行审判，尤其是会有媒体揭露它们的罪行，这显然对这些团体的影响更大。 ” “台湾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才进入民主时代。比如，当年，蒋介石之子曾通过他的情报头目向三合会支付贿赂，雇用这些团体在美国刺杀一位反对派人士（法广注：江南案。1984年10月，三名“竹联帮”成员赴美，在加州刺杀了笔名为‘江南’的美籍华裔作家刘宜良。此事一度引发台美关系紧张，也对蒋家政权产生巨大冲击。三名刺杀行动参与者，一人逃亡后遇刺身亡，两人在台湾被判刑入狱。）后来我还遇到了这位三合会成员。” “台湾在2000年前后进入的民主转型期。虽然进展非常缓慢，但也为台湾当局提供了更多的工具来对抗三合会。如今，台湾当局显然想尽其所能

近年来，东南亚一带活跃的网络诈骗活动以规模之大、受害群体之多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网络诈骗中心的受害人大多数都是华人，尤其是中国人，这些中心的操盘者也常常是与中国关系错综复杂的华人。近日刚刚落网并被引渡回中国的所谓柬埔寨籍商人陈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这些个人背后也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将触角伸往世界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体。法国记者、作家兼纪录片制作人Antoine Vitkine 2023年将多年针对中国黑社会团体的调查制作成纪录片在法德公共电视台ARTE 播出，又在2025年将这些调查汇集成册，出版书著《三合会：中国黑帮走向世界》。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中国黑帮社会因其规模之大，以及与中国政权关系和对经济体系的渗透而影响力居全球之首。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分析，欧洲三分之一的有组织犯罪活动都与这些三合会团体有关。而这些中国黑帮的活动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忽视的挑战。Antoine Vitkine在巴黎接受法广采访时，特别强调了这些中国黑帮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他们与中国政权或明或暗、难以切割的复杂关系。 黑帮团伙与中国政府相互利用的默契 法广：Antoine Vitkine在采访中首先介绍了这些类似黑手党的三合会在中国的历史渊源。这些帮派团体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7世纪伴随“反清复明”运动出现的民间秘密社团。随着皇权统治日渐衰弱，中国社会进入更加动荡和混乱的年代，这些社团也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虽然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事犯罪活动，但也在他们得以出现并发展的特定政治环境下，借助保护弱者、伸张正义的旗号，获得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通常也带有某种宗教色彩，以便他们更容易对参与其中的人员实施心灵控制。 1949年起，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这种有着长远历史背景、又有相当社会基础的秘密社团大部分都前往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但此后又重新在中国内地出现。近期人们常常听到的关于缅甸、柬埔寨等地的网络诈骗中心背后似乎都有黑帮团伙的影子。如何看待中共政权与这些黑帮网络之间的联系呢？ Antoine Vitkine：“其实在80年代以前，这些黑帮团伙与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完全处于隔离状态。两者间重新产生联系是在80年代的香港。那时，北京正准备收回对香港和澳门的控制权。这些黑帮团伙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北京当局意识到这些团伙非常有实力，与这些团伙作对于自身不利。于是，双方形成了一种几乎明确的默契，也就是：你们不要干扰香港主权移交，不要捣乱。那么作为交换条件，可以允许你们来中国大陆投资，也可以更隐蔽地在各地继续原来的犯罪活动……” “这不是在给与这些团体一种合法性，而完全是一种默契，我在书中特别阐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不明说的默契。当时的内政部长甚至与香港一个黑帮团伙联手开了一家夜总会。中共以及中共领导下的中国的权钱交易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开始接近这些黑帮团伙就是在那个年代开始的。不过，此后，这些三合会没有遵守此前的默契，在中国内地也开始从事犯罪活动。” 黑帮团体与“一带一路”项目 Antoine Vitkine先生继续说道：“但这种相互利用、你来我往的关系一直在继续。只是，要知道，这些黑帮团伙只为自己的利益行事。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这些团伙要捞钱，要壮大自身，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但是，既然与一个像中共这样的执政党有默契，所以它们也会为意识形态卖力。此后的发展有很多阶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2019年香港的‘返送中’民主运动。其实，很多年来，这些团伙就一直与北京当局站在一起，参加打压民主运动的行动。这显然附和中共的利益。我不知道是否有中国特工直接参与其中，但我通过比较直接的消息得知，中国特工曾要求一个黑帮团伙参加了将几名香港书商绑架到内地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些团体为中共所用，也由此换来一些利益。” “如今，北京当局间接的利用这些黑帮团伙来保证‘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我觉得，北京当局尤其希望通过他们来控制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团。这通常是一些类似三合会的团体，比如洪门会。洪门会与三合会非常相似，他们被怀疑参与了向北美地区走私芬太尼的活动。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政府对芬太尼走私活动听之任之，意在削弱美国。不过，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多确凿资料，情况不甚明了。但总之，这些团伙向北京当局提供一些服务。这种关系并没有组织架构。双方各有所求。我的研究目前看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我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团伙心存戒备，这些团伙也经常因为他们从事的犯罪活动受到追杀。 那些显而易见的犯罪活动当然会遭到北京当局和香港当局的打压，甚至是严厉打压，这一点毫无疑问。” “另一个促使北京当局接近这些黑帮团伙的领域是台湾。对于中共来说，台湾问题当然至关重要，而在这个领域，黑帮团伙可以为中共提供服务。” 相互利用但未必平衡的微妙关系 法广：Antoine Vitkine在调查中注意到，在改革开放中打开国门的中国内地在接触到港澳台三地的黑帮团体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本土化的黑帮团体，比如2010年7月被执行死刑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当时借助文强在重庆政法机关的地位和关系，狐假虎威，成为当地颇有影响力的黑帮老大。另外，内地的一些犯罪团伙也从港澳台黑帮团体中得到启发，模仿建立起本土的黑帮组织。 芬太尼走私问题近年成为美中关系的一大难点。美方指责中国政府的打击行动不力。中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同这些黑帮组织有互利互惠的关联，但是否真有能力完全掌控这些在国境之外活动又与政权关系不甚明确的团伙呢？ Antoine Vitkine：“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这些团伙在泰柬边境或者中缅边境的活动。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自在这些地区启动之初，就与这些团伙在当地的活动相伴而行。在那些工业园区投资的商人都有中共撑腰，有些人本身就是党员。有些人本来就是不法分子。他们在这里主要投资赌场或线上赌博。线上赌博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快速发展。慢慢地，这些工业园区就变成了一种法外之地，卖淫、毒品贩运、合成毒品如冰毒的制造等活动非常普遍。还有就是我们最近常常提到的网络诈骗中心。” “控制这些中心的犯罪集团也经常从事绑架活动，尤其是绑架中国人，强迫他们在这些中心工作，进行诈骗等活动。中国各地都有被骗到这些中心工作的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和台湾等地也有。这些活动不在中国境内。 当中国当局意识到问题变得过于明显、过于严重的时候，特别是美国点名道姓指出一些投资于这些地区的中国运营商和商人后，中国当局就会采取措施。有些时候，中国的行动声势很大， 遣返其公民，以结束这些诈骗活动。 ” “我想说的是，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中共有些利益显然自相矛盾。它的首要利益当然是打击贩运和犯罪，尤其是当这些情况在外部显露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当美国开始利用这些情况来指责它支持犯罪活动的时候。但与此同时，这种灰色地带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可以借此向所在国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贿赂，比如，这些团伙可以对像缅甸的卡伦民兵这样的团体施加影响。这些运作显然能带来大量资金。另外，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也有能力保护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  “所以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说实话，我觉得这种关系有些不平衡，似乎更是这些有组织犯罪集团——无论是三合会还是其他类型的团体，在利用中国政府，而不是相反。是政府真正需要他们。这是我所感受到的，但确实存在某种关系。” “我特别关注了一个如今在东南亚颇有名气的人物。他的绰号是‘崩牙驹’。他曾是澳门一个名为‘14K’的三合会的成员。他在当地投资了一些安保公司，向中国工业投资者提供保护。他也投资基础设施，包括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工业园区。他的活动非常明目张胆，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出面制裁他，指控他是犯罪分子，走私毒品，走私人口，指控他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崩牙驹’则辩称自己并不是中共党员。然而，人们最近一次看到他是在中国大陆，显然他是自由的，好像是在参加一个颁奖典礼，表彰他对中国商业在全球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政权与犯罪团体之间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

美国和以色列联手于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令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行动首日就遇袭身亡，而且，根据美国总统的说法，伊朗政权高层四十多名领导人也都被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总部以及重要政府部门的建筑均受到重创。军事行动如今还在继续。长期与美国关系紧张的伊朗是中国近年来中东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支点。2021年，中国与伊朗签署一项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2023年，伊朗正式成为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同一年，伊朗与宿敌沙特阿拉伯在北京握手言欢，恢复两国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此举被看作是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推进。如今伊朗政权的存亡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炮火之下岌岌可危。这对中国的中东政策有何影响？中国官方声明言辞凿凿地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发出谴责，这对美国总统预计三月底四月初去中国访问的安排是否会有影响？中国政治生活中每年一度的两会此时恰好登场，伊朗遭遇的政局动荡是否也会在中国激起一些涟漪？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伊朗神权政府当前陷入的危机对中国应当会有重要影响，但是，北京当局更希望特朗普的访华行程顺利，伊朗问题应该不会成为在中美之间引发新的紧张的因素。 伊朗是中东最重要的一个反美平衡力量 法广：伊朗是中俄近些年来试图打造的反西方阵线的一个重要的元素。中国和俄罗斯推动伊朗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伊朗也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这次伊朗受挫，您觉得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布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伦：“我想，肯定会有比较重大的影响。正如您刚才所说，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支点。尽管不能说严格意义上的盟友，但是，从莫斯科到德黑兰到北京这个三角之间，还是有一种相当重要的默契，一种非同一般的、不是仅仅局限于外交关系的关联。它事实上是有一些对抗西方阵线的合作意涵在里边。所以，如果伊朗政局发生变化，那对中国肯定是会有重要的影响，因为伊朗是中东地区一个区域性的大国。而且，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海湾国家，基本上都亲美，倚重美国的市场、技术或安全保护等等。所以，伊朗恐怕是该地区最重要的一个反美平衡的力量。更何况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伊朗的石油仍然是中国现在石油进口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如果伊朗的石油输出被新的格局所影响，不能确保北京在能源方面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我想，对中国一定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吧。”  军事打击行动要更迭伊朗政权的意涵指向清晰 法广：2025年的6月，美国和以色列同时发动的所谓“12日战争”，空袭了伊朗的核设施。 在那次冲突中，中方反应好像不是非常强烈，虽然有官方的谴责，但是好像也没有做什么。这一次的中方反应的语气是不是比半年之前要强硬得多呢？  张伦：“是。去年那次冲突，北京反应相对节制，俄罗斯也是这样。我想，一方面，是因为那场打击行动并没有持续很久，另一方面，当时行动的目标似乎也不在于所谓的政权更迭，只是想限制伊朗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击能力。当然，那场战争只执行了12天，就被特朗普叫停了。以色列人迄今对此还感觉很有些沮丧。这次（美以两国）似乎想要一劳永逸，希望把事情彻底解决。用以色列人的话说，就是彻底消除伊朗对以色列构成的生存威胁。这次打击行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尽管没有明确、完整地陈述出来，但是更迭伊朗政权的这个意涵指向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北京现在有更强烈的反应，我想是能够理解的，也在意料之中。 ”  “3月1日，我们看到中国外长王毅和俄国外交部长通话，语气非常强硬。但是，鉴于特朗普访问中国在即，北京在这些问题上可能还是会要留有余地，不会把事情搞到双方都下不来台的程度。北京还是希望能够让特朗普的访中行程能够顺利进行。 我想，这是它最首要的一个考量。在（美以打击伊朗）这个问题上，中方会根据形势做一些调整，但是不会有冲到第一线去表达反对等这类作为。”  “当然，在我看来，中方的一些谴责话语也有问题。比如，说中方谴责对伊朗主权和安全的严重侵犯、践踏联合国宪章原则、违反国际惯例等等。 跟俄国外交部长去讲这种话，我觉得有一点荒诞，因为俄国就在侵略乌克兰，为什么你不先去谴责俄国呢？谴责美国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也先要谴责俄国，对不对？！所以，这就让北京的这些说辞在效能上打了一些折扣。本想针对美国做一些舆论上的反击，但这个反击的论据，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完整，那么有力。”  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重要背景与中美博弈有关 法广：特朗普政府现在动辄对极权政府采取斩首行动，先有委内瑞拉，现在又有伊朗。您觉得，尤其是那些同美国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是不是也会对特朗普的这种作为有某种忌惮呢？而且特朗普三月底的访华行程如果落实的话，中方在面对特朗普的时候，回旋的空间是不是也相对缩小呢？  张伦：“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委内瑞拉和对伊朗采取的这些动作，除了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比如说对伊斯兰极端力量的打击，对委内瑞拉这样在拉美地区对抗美国的所谓的左翼政权的打击，可能后续还会有对古巴的遏制，但另一方面，从全球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背景，还是与中美之间的这种大博弈有关。特朗普的政策思路，恐怕跟他是一个从比较传统的时代出来的人有关。他对石油的重要性一直非常重视，希望控制这些具有重要的石油产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恰恰可能也都是北京作为战略资源布局的目标。说美国这次军事打击伊朗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免将来中国对战略石油资源的攫取、对石油来源的控制，我很难认同。但是，这是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的战略性考量呢？我想，恐怕确是原因之一。”  “北京对此肯定也是心知肚明。我们刚才讲到的中方的反应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北京方面没法采取直接抗衡美国的行动，恐怕就只能动员国际舆论，同时寻找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案，比如说能源渠道的多样化，通过非洲特别是东南亚等国家来冲淡一些这方面的安全忧虑。但是总体来说，北京肯定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在某种意义上的稳定：该斗会斗，但总还是要稳定，因为从整体来说，这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  “我们可能需要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访华时在台湾问题上会做什么样的表态。这可能也是北京方面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所以，北京可能打掉牙也还是要往肚里吞，现在还是要与美方保持一种相对的稳定格局。我想，其它问题可能不会从根本上让北京跳脚。直接跟美国因伊朗问题或委内瑞拉问题发生紧张关系，我想暂时应该是不会的。”  中国希望稳定外交局势以便应对内部问题 法广：政协人大两会又要召开了。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一方面国内经济现在困难重重，权力斗争好像也在加剧，如果在外交政策上，近年打造的国际阵线也在不断受到挫折，这是不是也会让他面对两会处境比较被动呢？  张伦：“我想，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反应，比如通过各种各样的代表来说说狠话等等，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两会其实就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机构，不会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走向。所以，我想，这些问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刚才提到的经济上的、或政权内部的一些问题，倒是一些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肯定是很希望和美方保持稳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稳定外交的局势，尽管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但是它还是会希望稳定这样一个局面，然后腾出精力，来应对内部的尤其经济上的一些问题。这是它不希望跟美国撕破脸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但是，即便是通过这种外交方式，来努力稳定局面，国内的这些问题会不会很好地改善，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为这牵扯到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一些内部因素。我不觉得这些外交上的挫折会在内部造成什么更大的问题。可能经济上会有一些影响，特别是在能源问题上。这些跟北京关系相对比较好的、带有点盟友色彩的国家出了问题，这当然是北京的外交损失，但是，由于特朗普执行的孤立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贸易战，或对传统盟友利益的损伤，这也在另一方面给了北京、给了习政权相当大的一个外交回旋空间。 所以，从整体外交来看，我不觉得北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时期。疫情之后北京面对的那种巨大的孤立情境（因为疫情的清零政策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外界形象的恶化等），恰恰因为这一年多特朗普的

美国近期在波斯湾大军压境的态势最终在2月28日演变成了针对伊朗伊斯兰政权大规模的军事打击行动。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在首日行动中，就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一击毙命。四十多名伊朗高官也一并送命。伊朗民间社会近年与神权政府的镇压机器的较量反反复复，如今似乎终于看到了一线政权更迭，改朝换代的可能。但是，哈梅内伊之死是否意味着伊朗神权政府的垮台？伊朗一直是中东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一个不可忽视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番联手发起的军事行动会否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将本已动荡的中东带入一场地区性战火？如何看欧洲国家对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的反应？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接受本台采访时，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他在采访中特别指出，哈梅内伊等一众伊朗高官之所以被美军快刀斩乱麻似的成功斩首证明这个神权政府气数已尽，而这些极权体制的领导人盲目自信也使得这种结局成为必然。张伦教授认为，确实有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席卷进冲突的可能性，但伊朗当局连日来的混乱战略有可能让自身陷入更加孤立的困境。  美军斩首行动成功重要背景之一：极权体制的过度自信  法广：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起的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哈梅内伊把持伊朗神权政府最高权柄已经近40年，他的倒台是否意味着伊朗这个神权政府的垮台呢？  张伦：“我首先要说一句，我不是这些地区国家问题的研究者，这里只是简单谈一点自己的观察和看法。就您这个问题来讲，我想，对伊朗这样一个神权政权，最高精神领袖同时也是政治领袖的死亡，肯定对这个政权有极大的影响，因为这样的政权，往往它的最高领导人和政权的稳定运作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一个最高领导人死亡会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现政权的运作和结构。这个政权的存亡与否恐怕还要等今后这些天的一些发展才能做更进一步的、更清晰的结论。但至少现在他的死亡对这个政权是造成很大的打击，这是确定无疑的。”  “哈梅内伊以及伊朗一众高官被美以联手突袭击毙事件本身，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证明了伊朗这个政权现在已经走到末路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宗教极权政权的傲慢和盲目自信。前不久，这个政权不惜血本代价，为镇压国内的民间抗议而杀了几万人，暂时稳定政权。这也更强化了这个政权的盲目自信。 我们可以在前一段哈梅内伊的一些讲话里看出这种傲慢的流露。我这里要说的是，他们为什么会在美国即将可能发动袭击的这么一个已经是显见的背景下，还会召开这样的会议，却又不做适当的安全的防卫，好像觉得白天开会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以往的攻击行动都是在夜间发动的……我想，这背后所体现的这种权力的过度傲慢和自信，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极权政权往往对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安全，有一种病态的作为：一方面敏感，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过度的自信。我想，这是他们这次被一击而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伊朗不分青红皂白的“混乱战略”与冲突扩大风险  法广：伊朗和美国军事对峙已经有一段时间。国际社会在观察的时候都很担心，一旦发生交火有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尤其是在本已经动荡不定的中东地区引发冲突的扩大和蔓延，变成一场地区域性的冲突，您怎么看现在的形势？美以军事打击行动开始以后，伊朗的反击行动涉及到周边多个国家，阿联酋、沙特、巴林等国都未能幸免。而且，3月2号这一天，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又袭击了黎巴嫩，将黎巴嫩也拉入了这场战争。您怎么看现在的中东形势？战争会不会扩大？  张伦：“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战略家决策者，在考虑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从来都会把中东这地区可能发生的变化、它的连带性和后续的相互影响作为考虑的重要的变量。 这次美以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我想，他们事先也是对这些事情是有过一定的评估，但是评估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也不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周边）国家事实上与伊朗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可能卡塔尔与伊朗的关系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该地区的稳定，特别是波斯湾石油的运输等等，一直在用各种各样的外交手段，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弃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 这中间有很多折衷，有很多的往复，但是，最终美国特朗普出于他的考虑，大概也有以色列的非常重要的推动，这场打击还是发生了”。  “那发生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伊朗在不惜一切手段，——我称之为所谓的‘混乱战略’，就是他对所有这些国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发动攻击，包括安曼。其实安曼是跟伊朗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一直试图保持中立。前一段美伊的谈判也是应伊朗要求，在安曼进行的。但即便如此，伊朗如今对安曼也发动了攻击，对所有海湾国家都发动了攻击。尽管有些国家有美军的基地，这成为攻击的借口，但比如说它现在打到迪拜，这也没有这种关系的啊……我想，从伊朗的角度，这可能是它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拉入烽火当中，搅乱整个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影响整个国际的能源供给和经济态势。最终是不是想通过这些国家反过来进一步来劝川普停止打击？但是，我想这种策略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可能会产生这方面的一些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把这些试图保持相对中立的国家最后推到自己的反面上去，让伊朗将来进一步的孤立，而且没有回旋余地了。我们知道，比如说迪拜。迪拜机场大概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机场，是中东最重要的一个金融中心。其实，伊朗很多高官，包括革命卫队的一些重要资金，无论是走私所得也好，贪腐钱财也好，都是在迪拜。但是，现在伊朗也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造成的对伊朗的这种反感，将来或许是在伊朗后续——除非这个体制彻底崩解，否则将来他们面对这些国家的时候，处理这些问题恐怕也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现在确实有整个地区都会席卷进冲突的这种可能性，但可能我们还要进一步继续观察。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其他的一些要素，比如说技术上讲，伊朗是不是有足够的弹药储备，来支撑这种‘混乱战略’：不管怎样，伊朗的弹药储备是有限的。再加上伊朗现在许多最高层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都被美军定点清除，它能不能很好地下一步协调自己的这种战略，让其更有具有理性、具有明晰的目标，这些可能都需要继续观察。” 法广：美以军事行动启动后的第一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次军事行动，法方并没有被提前告知，法方也没有参与。但是战事开始以后，英法德三国在3月1日都表示， 要做好采取‘防御行动’的准备，希望摧毁伊朗的一些军事能力（导弹发射能力）。那么，在当前的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受到很大的冲击的背景下，特朗普这次军事行动既没有与北约协调，也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您怎么理解美国的欧洲盟友的立场？  张伦：“我想是这样。法国没有被第一时间告知，可能有一些逻辑上的必然。不仅是法国，好像其他的几个欧洲国家，比如德国，也都没有被告知。英国会不会事先被告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我想，鉴于这些国家可能不会赞同川普这样的贸然的打击行动，所以，没有事先通知，至少在我个人看也不意外。”  “至于英法德3月1日表示要准备参与一些‘防御行动’，我觉得这也是逻辑的必然。因为伊朗这两天的攻击已经涉及到像法国或英国的一些目标。比如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就发生（伊朗）无人机（坠落起火），尽管没有伤亡；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好像也被伊朗发射的无人机集中，造成一些破损。在这种情况下，做适当的反击是必然的。这是第一。”  “第二，比如，法国因为出售战斗机以及战略的考量（法国在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大概是战后法国唯一一个在海外设立的，在非洲之外的基地，是有它的整个战略考量）。同时，法国也跟这些国有一些共同防御协定的。这好像是2009年签署的。那么，这些国家如果有要求的话，法国从协约的角度讲，也是一定要参与的。”  “您刚才提到摧毁伊朗导弹发射能力，我想，这不会是进攻性的作为，恐怕具体反映是在拦截上。法国和英国都参与了伊朗前年（2024年）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的拦截行动，也就是通过战斗机升空，在空中击毁来袭的导弹或重要的无人机等等。如果伊朗继续攻击行动，这种作为我觉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 “至于您提到的这次冲突对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测试，我想，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的定义针对的成员国受到攻击的情况。现在是美国先期动手打击伊

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全面入侵的战争进入第五年。如果说此前作为乌克兰坚强后盾的美欧联盟随特朗普开始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而出现变数的话，发起战争的普京政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整体而言却是在不断巩固和发展。鉴于过去四年欧美各国推出的一波又一波制裁措施对战争消耗巨大的俄罗斯形成的压力，中国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场战争的相关方。四年来，欧美各国领导人几次三番呼吁北京当局利用其影响力，敦促普京政权停止战争行为，但从未能改变中方所谓的“中立”立场。而面对中国的表面中立，泽连斯基的态度似乎也正从最初的克制与低调，转向越来越公开的批评，不仅针对中俄贸易往来对俄罗斯战争机器的支持，甚至也公开质疑中方是否向俄军提供卫星军事资讯。如何看乌克兰总统态度的转变？艰苦抵抗入侵的乌克兰人如何看待中国？关于乌克兰停火的谈判正艰难推进，中国在其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资深媒体人、多语种媒体平台《Global Voices》编辑马云华（Filip Noubel）先生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度过了他的童年。如今因为新闻从业者的身份，他也常常前往乌克兰实地采访、报道。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  从‘瓦良格号’到‘辽宁号’：中乌关系好的开端 法广：乌克兰其实和中国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呢，其实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乌克兰当时曾经被看作是中国推动通往欧洲的一带一路这个陆地丝路的一个重要节点。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国政府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但是这次2022年2月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中国四年来所谓的中立，其实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完全倾向于俄罗斯的一种表面中立。在2022年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泽连斯基政府其实极少批评中国政府的态度，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的态度好像有所改变。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您在乌克兰期间，在和乌克兰人的交流过程中，您感觉乌克兰人对中国是怎么样一种态度呢？ 马云华：“其实，中乌关系中有一个小故事，大部分乌克兰人都还记得。那是在1998年。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辽宁号’。 其实那艘航空母舰本来是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我觉得，这代表那时候乌克兰和中国的关系，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的合作，可以说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泽连斯基身边的顾问或助理会告诉他应该怎么面对中国。很长时间里，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不能对中国有太强硬的表达方式，因为，如果他跟中国有不好的关系，中国就更愿意支持俄罗斯……” “我觉得，当然他（泽连斯基）本来对亚洲没有多少知识，这不是他的背景，也不是他的专业。还有一个因素是，我觉得，乌克兰在很长时间里，（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错误），比较忽视非欧洲和非北美洲的因素，觉得我们需要得到欧洲和北美（的帮助）。在加拿大的乌克兰人比较多，所以，美国和加拿大对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国家。我们可以忽视亚洲，可以忽视中东，可以忽视非洲那些国家，对我们来说（这些国家）不重要……但是，我发现，大概两年前开始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就是普通的乌克兰人也意识到（特别是在媒体，在政府方面，在文化方面）：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支持。我们也需要了解比如中国，或比如亚洲某个国家，（了解）他们怎么看我们，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们是不是支持俄罗斯……” “最近最有意思的变化：敢批评中国” 马云华：“你肯定还记得，好像就是去年，有两位中国公民（在乌克兰）被抓了(2025年4月），当然其中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承认，这两人当然说是自己来的，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同意，没有俄罗斯政府同意，不可能那两个中国公民突然就出现在乌克兰了，对吧？至少有两个人被抓，然后乌克兰媒体也报道了，并采访了他们……我觉得，在很多乌克兰人当中突然出现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的面孔，看到他们确实是在支持俄罗斯，确实是在帮助俄罗斯士兵杀我们的家人，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故事影响很大，完全改变了他们（乌克兰人）的思路。” “我觉得，泽连斯基可能想早一点开始批评中国，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在无人机、在经济方面、在银行等方面的支持，俄罗斯不会那么强。我觉得，他（从这起事件中）看到了机会，认为现在可以公开地批评（中国）。 我觉得，的确，他现在可以说不怕批评中国，因为乌克兰的老百姓也看到中国——最起码中国政府和中国士兵也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他现在敢批评中国。我觉得，这是最近最有意思的变化。”  “让西方分裂，对中国政府有好处” 法广：围绕乌克兰战场停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轮。其实欧美国家一直都有领导人在访问中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提出来，希望中国向俄罗斯施加压力，让普京政权停止战争行为。您觉得，中国方面是不愿意这样做，还是其实中国也没有办法去说服普京呢？  马云华：“好问题。我觉得是它不愿意。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战争或者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为什么这样说？第一是，西方的国家比较分裂，对吧？欧洲每个国家的社会都比较分裂，有的人还是愿意支持乌克兰，有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在捷克，在波兰，在斯洛伐克，可能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不想支持乌克兰了，认为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资源。所以，那些国家的领导者听到这些声音，也觉得要特别小心把握到底我们对支持乌克兰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这么一个让西方分裂的话题，对中国政府有好处。现在大家会发现，特别是欧盟国家，也包括英国（我们最近看到英国首相访华）都更愿意跟中国有更好的关系，因为，比如在能源方面，（欧洲）已经不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所以，欧盟就更加依赖中国的比如环保电动车、太阳能技术等，也就是更需要中国。 ” “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办法，因为我们也可以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中，谁需要谁最多。我觉得还是俄罗斯更需要中国。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但是中国也有其他的选择。你想一想，（欧美）制裁如此影响俄罗斯经济，影响俄罗斯的进出口，他卖给中国的石油很便宜。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那俄罗斯的经济可能已经停了。所以我觉得是中国不愿意，因为它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是……” 马云华：“还有一点是最近大家都在谈论的稀土。 各个国家都需要稀土。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2月泽连斯基去了白宫，见了Trump，但那次见面非常失败，可以说他们几乎吵架了。然后，过了几个月，特朗普说：我们可以继续谈判，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我必须专有你所有的稀土……为什么？因为我（特朗普）不希望中国来乌克兰拿走稀土。因为现在中国政府非常成功地在全地球各个地方，特别是在非洲，比较多地控制了稀土开采。 所以，如果你跟中国没有好的关系，那你实在是没办法（获得稀土），这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是很大的威胁。 ” “另外一点是，我最近其实比较惊讶地发现：你知道乌克兰的现在是第一大贸易伙伴是谁？是中国！以前我以为可能还是什么西方国家，或者可能是土耳其。但是是中国！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在乌克兰，在欧洲也有，我相信在中国政府内部也有：如果达成停火，我们就要谈战后重建reconstruction，对吧？！我们所有的道路被破坏了，我们所有的基础设施都被破坏了，我们需要人帮我们建设新的。泽连斯基最近说，谁在战争的时候支持我们，那我们就给谁最大的市场，感谢他们支持我们；谁打了我们或是支持俄罗斯，我们就不允许他们参与……但是因为我刚刚说的，不管怎么样，现在乌克兰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中国。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大企业、大公司没有特别大的希望参与重建，但是可能小公司还是可能的。因为你现在去乌克兰，你还是可以买一些中国的东西。” “中国的影响力在乌克兰现在特别特别低” 法广：关于乌克兰停火之后的安全保障，曾经有消息说，中国可以参加多国维和部队。您觉得，乌克兰是否可以接受中国参加作为保证它在停火之后未来几年的和平的部队呢？  马云华：“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如果是通过联合国的一个项目，其中很多士兵也不是从中国来的，（乌克兰）可能会接受，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到有两名中国公民被抓事件，大家在所有的媒体上都看到了。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可能对中国人现在有点敏感。现在常驻乌克兰的中国人特别特别少。我个人认识一个很勇敢的中国人，他在乌克兰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参与去东部那些地方送

2026年2月5日，香港学生联合会（HKFS）又称香港学联，宣布正式解散。该组织成立于1958年，有将近70年的历史，曾在动员香港学生社群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该组织解散的决定令社会各界一度感到错愕和震惊。 香港学联在解散声明中称：“随着形势的变化，学联的成员及其盟友近年来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对各种因素进行仔细研究后，学联决定今天正式终止所有活动。”此外，香港学联还补充说：“我们从未缺席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并提到其在捍卫社会事业和推动改革方面，近七十年来一直发挥着作用。比如2014年，该组织曾发起学生罢课，引发“占领中环”运动，当时数十万香港市民在中环商业区连续79天举行静坐，要求普选。 香港各大学的学生会曾经是政治激进活动的中心，也在2019年掀起的大规模民主抗议中发挥了作用。如今，这些学生组织要么减少了活动，要么被完全解散。 一直以来，香港都是世界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并且以自由和开放的气质著称。这些社会组织的相继解散更像是一段历史的谢幕，而学联也是这段历史里一个重要的注脚。 本期公民论坛邀请到了香港学联主席Isaac Lai，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将借由他的讲述了解学联这个组织，并重新理解在当下的这段历史里，香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作为香港公民，作为年轻人，他们应该如何面对？又可以做些什么？ RFI：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能不能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尤其是谈一谈你和香港学联的关系？ Isaac：我叫赖卓贤，英文名是 Isaac。目前我是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代表会的主席。我大概在2022年12月左右加入香港学联，一直在这个组织到现在。 RFI：学联下面有很多大学吗？它的组织架构是怎样的？ Isaac：原则上，学联是由香港不同大学的学生会共同组成的组织。不过，由于历史因素，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很多香港大学的学生会都退出了学联。因此，现在学联只剩下四个成员学生会，包括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和岭南大学等。我本身是岭南大学学生会的外务副会长，所以是以岭南大学学生会代表的身份，在学联担任代表。不过，因为刚才提到的历史原因，很多其他大学的学生会都没有再向学联派出代表，目前实际上只剩下岭南大学学生会仍有派出代表。 RFI：为什么代表会越来越少？ Isaac：我觉得主要是历史因素造成的。首先，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学界弥漫着一种对学联的不信任情绪。当时很多人认为在雨伞运动期间，学联在一些决定和决策上存在失误，因此不少大学选择退出学联。 此外，近几年，尤其是2019年的事件之后，大家也看到不少大学学生会的成员被控告甚至被捕。例如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同学被控告、入狱；中文大学学生会的一些同学也因为担心或其他各种原因而解散组织，不再继续运作。所以，现在不仅是学联成员减少，连大学学生会本身都已经所剩无几，很多都无法继续运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联的成员学生会数量自然也就不断减少。 RFI：为什么会出现对学生组织不信任的情况？具体来说，这种不信任是指什么？ Isaac：这是一个历史因素，大家需要回到2014年的情况来看。2014年香港发生了雨伞运动，当时这场运动是由学生主导或领导的一场反抗、示威运动。当时学联的成员作为学生代表，与政府进行谈判。但最后谈判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也没有为整个运动带来实际的成果。因此，当时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失败的情绪，大家开始追问为什么这场运动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于是将矛头指向学联成员，认为他们在谈判中的表现不够理想。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对学联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当时学界里也出现了一种情绪，认为应该退出学联，重新成立新的组织。 RFI：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对社会运动有很迫切的期待，希望能够看到成果、改变当时不好的现状。如果最终没有达成目标，就把这种失望和情绪转化为不信任。你不会觉得这不太公平吗？ Isaac：我觉得现在再讨论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也没有必要了，因为事情已经无法回头。而且香港社会在2019年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再回看当年的事情，也没有必要了，已经不重要了，都过去了。 RFI：今年是2026年2月5日，你们学联宣布解散。在解散声明中提到是因为压力太大。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压力让你们不得不选择解散？ Isaac：我想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谈具体是什么样的压力。因为在现在的香港，有些事情不能随便谈，否则可能会被有关部门约谈，甚至面临法律后果。希望你能够理解。 RFI：我能够理解。那我们聊一聊学联的历史吧。学联听起来是一个学生组织，但它已经有70年的历史，从1958年成立至今。在2019年或更早之前的香港公民社会中，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Isaac：香港学联正如你所说，有将近70年的历史。最初，它是由香港不同大学的学生会共同组成的组织。在香港社会中，它长期以来的主要角色，是代表香港年轻人和大学生的声音，在不同的社会议题上发声。 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和大学生往往是社会上为不公平现象和议题发声的重要群体。因此，学联在很多时候都像是社会上的“前锋”，在一些议题上积极表达立场。 在香港回归以前，学联已经参与了不少社会和政治事务。例如，在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时期，学联曾提出“民主回归”的诉求，希望香港在回归后可以逐步实现民主和普选。 学联也曾在港英政府时期与英国官员会面，甚至派代表前往英国，与英国国会相关人士交流。此外，学联也曾参与1989年的相关事件。可以说，在香港不同的社会阶段，学联都曾参与其中，在社会上留下过自己的印记。 在香港回归之后，学联也继续为争取民主而努力，参与社会运动。例如参与每年7月1日的游行，以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总体来说，香港学联一直是在香港当时的法律框架内，为香港市民、学生、年轻人和大学生的理想与观点发声。 RFI：现在你们宣布解散了，香港社会或者香港大学生的反应是什么？ Isaac：在当前的香港社会环境下，学生要组织大型、公开的活动已经比较困难，因为现行法律环境并不允许这样做。据我了解，很多同学对于学联和学生会的解散都感到惋惜和遗憾，只是他们很难公开表达这样的想法。 RFI：在你看来，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年轻人，你觉得记忆中的香港和现在的香港有什么不一样？ Isaac：我觉得以前的香港和现在最大的不同，是可以谈话的空间变小了。以前有些话是可以说的，但现在不能说了；以前有些活动可以举办，现在不能办，或者大家不敢去办。整体来说，空间比以前缩小了。 例如《苹果日报》已经不存在了，一些泛民主派的报纸和政党也不再存在。这些都很明显地反映出，香港表达意见的空间缩小了。和以前相比，已经没有那种多元、丰富的状态了。 本期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下期节目将重点讲述作为香港公民，作为年轻人，到底该如何面对？感谢法广技术人员Julie的技术合作。

2026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长期被看作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的张又侠被立案调查，引发西方媒体广泛关注。尽管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政治清洗行动不断，军队高层将领更是不断换人，但在中共党指挥枪的军事架构中地位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又侠倒台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仍然是一次大地震。很多人认为这一事件的冲击力堪比五十多年前的林彪事件。但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国际研究员吴国光教授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虽然也认为张又侠倒台与1971年的林彪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不确定这次军队高层人事变动的冲击会在当今中国社会引发相似的积极思考与反省。他从中看到的这些高层清洗行动中的“斯大林逻辑”。虽然张又侠倒台的确有其冲击力，但吴教授认为，基于党指挥枪、垄断枪杆子的制度本质，他不认为此事件会在军中引发反叛或哗变。 “对习近平的个人迷信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假象” 吴国光教授在采访中表示，尽管张又侠在军中和党内的身分与当年的林彪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也相当明显，尤其是相隔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围绕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的现实。 吴国光：“我想，这其中的不同之处当然也很明显。一是林彪的地位当时在中共权力架构当中当然比张又侠重要得多。林彪（当时）不仅是第二号人物，而且（社会）对于林彪也非常迷信。那时候口号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是吧？！但张又侠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点。 由于林彪当时处于那样一个和毛泽东一样被个人崇拜的地位，所以林彪的垮台不仅一般性地冲击了当时不仅在共产党内，而且在整个中国民众当中盛行的对共产党领袖的个人崇拜，也直接冲击了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所以林彪的垮台、林彪的事件的发生，我想，在比我稍微年龄再大一点的这一代人当中，基本上被认为是他们在文革后期开始觉醒的一个起点。 ” “那么今天，我想，张又侠没有能够分享中共党内对习近平的个人迷信。那是不是会带来对习近平的个人迷信的冲击呢？我想，实际上对习近平的个人迷信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相比还是有所不同。毛泽东时代的个人迷信，在林彪垮台以前，基本上在中国当时的78亿人口中，我想可能超过90%的人对毛的迷信，无论是出于愚昧也好，还是出于盲从也好，基本上都是颇为发自内心的。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共产党的宣传等等都在起作用。但是，今天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对习近平的个人迷信，我想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假象。我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还不要讲一般的中国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亿党员里面能有10%、能有5%真的迷信习近平，觉得习近平是一个伟大领袖，我都很怀疑。所以，张又侠事件当然也就很难产生一个对习近平个人迷信的冲击。因为（这种迷信）本来就是虚幻的，说不上什么破产不破产。这本来就是共产党宣传机器硬造起来的。我想这种硬造还会继续。”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林彪（当时）是写进中共党章的接班人，地位当然就非常重要。林彪的垮台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身后的接班问题的安排，导致最后没有能够按照毛的意愿来按部就班的实现毛死后的中共高层权力转移。 ” “张又侠并不存在接班人这样的地位，但是，我觉得，张又侠倒台所带来的中共高层权力格局的变化，一定也和中共下一步接班人之争是有关联的。习近平现在不愿意把接班问题提上日程。 在20大，他没有安排明显的接班人。那么中共21大是不是就会安排呢？这很难判断，我不愿意做这个预言。但是我相信，来自中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高层的这种呼声，对习近平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我个人判断，习近平不愿意在21大挑选出他的接班人来。我曾在其他场合讲过，就是如果他安排一个或者两个明显比较年轻的领导人进入政治局或者政治局常委，也不一定就表示习近平将来是真的会交班给他们。很可能会是一个假动作，不过是为了应对来自党内、为了整个共产党利益考虑而希望习近平安排接班人的这种压力而已。”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是，与毛泽东晚年不同，我想，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虽然还有很多愚昧的东西，虽然共产党的洗脑还在起作用，但是我相信今天中国十几亿民众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应该是不太在乎共产党搞什么接班不接班了。” “回到习近平之前的路线？这不是觉醒！” 法广：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曾使得相当一部分中国社会精英对当时尚在进行中的文革、对毛泽东主政20多年来的作为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而这些思考也促成了此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巨大的求变动力。但是，吴国光先生认为，他并没有在张又侠倒台事件的冲击中看到相似的反思和觉醒。 吴国光：“林彪事件还有一个冲击，是和刚才讲的相联系的，就是使得毛泽东在晚年所发动的文革，基本上在城市居民当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当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老干部当中，可能也有更大范围的包括中小城市的一些喜欢思考问题的民众当中，都象征着文革破产。那么现在，张又侠被清洗是不是会让中国的党内官员也好，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还是城市居民和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也好，对习近平现在搞的这一套幻想破灭，觉得这些东西也破产了呢？我觉得这点不好讲。因为习近平今天搞的这些东西是向毛时代的一种回归。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有多少人真的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比例可能不是那么高。所以，这个冲击也不是很大。  ” “其实可能中国民间特别是共产党内，普遍认为应该返回到习近平之前，也就是邓小平、江泽民，也包括胡锦涛所代表的那个路线上去，就是所谓中国模式——政治高压加上经济的市场化，而不是像现在习近平这样，政治高压，而经济在走反市场化这样的路线。我觉得这不叫觉醒，只不过是往回看。我想实际上这和林彪事件当时的冲击是不一样的。林彪事件冲击了对毛的个人迷信，冲击了中共的接班体制，使得文革破产。这个政策意涵是很大的。也就是文革破产了，大家就想走别的道路，想走新的道路。  ” “今天这么多的人，特别是共产党的精英阶层，他们为了保党，为了保他们个人的利益，他们实际上一直对习近平不满，他们希望回到闷声大发财、官商勾结的局面，回到不仅实际上能够腐败，而且腐败在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合理合法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张又侠身上（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把张又侠看作习近平的对立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冲击，我不把它叫做觉醒，这不过是还沉醉在中国模式的迷梦当中，还是希望利用共产党这样一个镇压机器，来闷声大发财。他们现在不满的只不过是习近平自己一个人掌握共产党的权力，而没有让这些共产党的权贵阶层来分享这个权力，来分享这个利益。如果要说张又侠倒台或者对他的态度有什么政策意涵的话，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可以把张又侠看作一是中国共产党内更进步、更和人类主流文明价值相相近的主张的代表人物，我看不到任何根据。张又侠不过是习近平过去十几年掌握军权过程中的一个前台人物，不过是习近平在共产党内搞大清洗，在整个社会搞反市场、反民企、反对公民社会等等镇压民众权利行动的一个帮凶而已。所以我觉得，张又侠打倒习近平也好，习近平打倒张又侠也好，对于整个社会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我觉得，反习有道理，对于中国社会进步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是，如果是反习保共，这个对中国社会没有正面意义。把张又侠打扮成一个反习保共这样一个人物，甚至借助民间的不满，好像张又侠不仅反习还反共，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我看不到任何根据。”  “张又侠事件和林彪事件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今天的民智本来是应该比文革中期，就是1970年-1971年那个时候要更开放得多。但是，由于共产党掌握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力量，包括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机器以及现代的信息革命的各种手段来操控舆论，所以，今天反而看不到张又侠事件所带来的那样一种对社会觉醒的推动，和精英反省他们身处其中的体制的一种觉醒。反而没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 “社会对这个体制没有更深刻的认识” 法广：自习近平2013年掌握国家最高权柄以来，中国民众坐看一波又一波的政府高阶负责人在反贪腐旗号下倒台，是否也会对这个制度的信誉失去信心呢？  吴国光：“我希望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对中共体制的批判。但是，我想，有一个原因使得我们现在比较难以看到这一点， 就是中国的舆论表达被这个体制、被这个政权非常牢固地掌握着。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时，互联网还给中国民间舆论的表达带来了一

2026年伊始，美国突袭委内瑞拉抓捕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引发强烈质疑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次干预标志着一次重大的断裂，它不仅是委内瑞拉深重危机的残酷尾声，更构成了一个历史性转折，标志着武力蓄意入侵国际关系，以及构成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加速瓦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强化对拉美事务的直接干预姿态，强调西半球不容外部大国介入，并在格陵兰等问题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强硬信号。特朗普推行一系列极具颠覆性的对外政策，引发人们对“新门罗主义”的热议。 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优先”与全球化退潮相互叠加，国际秩序中原有的规则、惯例与多边机制，在单边行动和速度政治面前显得愈发脆弱。与此同时，关于“东升西降”的说法，也从舆论判断逐渐演变为政策假设，引发对全球权力结构重塑的激烈争论。在今天的本节目中，我们连线到美国纽伦堡大学访问学者、人权律师滕彪先生，请他为我们解读特朗普式“新门罗主义”的内涵，以及它与“东升西降”叙事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 法广：特朗普近期对拉美和北极地区的强硬姿态被称为“新门罗主义”。您对此作何看法？它与19世纪的门罗主义本身有哪些本质差异？作为美国帝国战略失灵时屡被动用的地缘政治工具，用门罗主义这一概念来解读特朗普的主张是否恰当？ 滕彪：从川普在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之后，关于“新门罗主义”或者叫“唐罗主义”（“川普-门罗主义”）的讨论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在2025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已经有所表述。“新门罗主义”承接200年前的 “门罗主义”，当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列强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宣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已独立的拉美国家再度被欧洲列强殖民的作用。但是它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支柱，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政策。 川普的“新门罗主义”，出炉的背景是非常不一样的，在1823年的时候，英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其他的强国有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等。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二流国家，离世界最强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在那个时候美国宣称宣称美洲人要美洲人（心里想的是美国人）来管理，主要是一个政治宣言，但是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现实，主要是得到了英国的海权保护。有人说它像“预言的自我实现效应”。当时的美国是在崛起的前夜，而中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帝国，当时中国还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总量巨大，但是已经被欧洲强国所超越。这是当时的背景。 而今天的局势完全不一样。美国在一战后成为世界级的强国、二战之后成为两大巨头之一，美苏争霸。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成了唯一的超级强国，建立起单极的世界秩序。而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川普推出“新门罗主义”，表面上看起来，他在格陵兰、委内瑞拉、古巴、伊朗等问题上都越来越有侵略性、扩张性；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收缩，代表的是美国越来越难以应付目前的日益多极化的国际格局。川普一再要求欧洲要为他们自己的防卫买单、宣称美国优先，实际上是一种战略收缩。 另外一点是，很难说川普有什么国际政策，或者说是一以贯之的原则，经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泼皮无赖，他以“交易的艺术”而知名，外交、内政一切都可交易，有的时候他把交易看成是一个零和博弈。他的“新门罗主义”没有普世价值的取向，主要是和中俄划分势力范围。200年前的世界，没有基于普世价值的全球性组织，基本没有什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二战之后世界文明秩序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而在很大程度上，川普把国际社会推向一百年前的丛林规则，这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非常深远的。 法广：特朗普推行“新门罗主义”意欲何为？“新门罗主义”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当今世界抬头？ 滕彪：川普推行“新门罗主义”，也是为了迎合美国相当一部分选民的需要，为了利用民粹主义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不像历史上的“门罗主义”那样有逻辑一惯性、能够持续很久。传统的“门罗主义”经过詹姆斯·波尔克、格兰特、老罗斯福等美国总统的一些修正，变得更具有扩张性，美国越来越成为世界警察，从原来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成了“西半球是美国的地盘”，从防御变成了先发制人。 川普抓捕马杜罗，虽然声称是为了打击毒品犯罪，但实际上毫不掩饰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委内瑞拉的石油。 他把加拿大称作美国“第15个州”，把加拿大总理称作“州长”，对格陵兰岛的公开威胁和领土要求，把墨西哥湾命名为“美国湾”，在巴拿马运河、古巴问题上的表态，等等，都极大地满足了一些选民的需要、铁杆川粉欣喜若狂。它的背景就是美国的右翼化和民粹化。 但是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单级霸权的地位已经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所以“新门罗主义”也有它不得已的地方。但是川普的“新门罗主义”能够走多远？它对国际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还要看。川普对民主联盟的破坏、对北约的打击、对盟友的背叛、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威胁，都使他的“唐罗主义”一定会遭遇很多的挑战和阻击。   法广：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东升西降”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共产党是否要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来主导国际秩序？“东升西降”是否意味着民主下降、专制上升？ 滕彪：“东升西降”，是习近平在2021年左右提出来的一个说法，后来在一些讲话、文件里也经常提到。2021年正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期，当时看起来中国处理疫情比西方很多国家要更好。因为它用不顾人权的集权铁腕，似乎更有效，而西方一片混乱。当然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在上升。所以习近平提出“东升西降”，背后也有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个所谓的“东”，一般来说并不是地理位置上的东方、东亚、亚洲、或者是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或者说是“中国模式”，和习近平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等都有相通的地方。 当我们说“西方”、“西方国家”，也是政治概念而不是地理概念，像新西兰、日本、韩国等民主国家，并不是在地理上的“西方”，但属于政治上的“西方”。所以“东升西降”想说的就是中国模式在上升，中国的国力、影响力在上升，而美国一片混乱、西方问题重重，西方模式（直接了当的说， 就是自由民主模式）正在下降。中国不需要像过去邓小平说的那样“韬光养晦”，中国正在崛起或者已经崛起。之前还有一个概念叫“G2”，就是中国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甚至在一些方面，中国可以超越美国，中国要和美国一样主导全球秩序，这是“东升西降”的一些背景。 “东升西降”是否正在发生？这要分几方面来看：如果要说“民主”和“专政”这两种力量的斗争的话，从理论上来讲，站在未来的角度，显然专制体制是不可能战胜民主体制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都必然会实现民主宪政体制，虽然路径、形态会各有不同，但基本的底线原则一定要达到；我坚信这一点。虽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遭到很多批评，或者说有很多复杂性，但是基本上，中国这样的专制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更不可能战胜民主模式的。 但是如果从近十年、二十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川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来看，“东升西降”也的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它正在发生。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等都在上升，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7%增加到现在的17%左右；它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包括电动车、高铁、新材料、绿色能源、AI等，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东升西降”在描述一个大趋势，中国的综合力量、影响力正在上升，似乎没有大问题。与此同时，就是美国、西方力量的下降。因为川普的上台，导致了美国民主体制遭到巨大破坏。美国现在不仅仅堕落到了“有瑕疵的民主”，最近在美国知名学者Jonathan Rauch在《大西洋月刊》撰文认为，美国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很多权威专家认可这个说法。 美国在二战之后是世界头号强国，被很多人当做民主灯塔、全球民主联盟的领袖，现在堕落到这种地步，的确是“东升西降”的一个注脚。 法广：全球层面的民主倒退是不是“东升西降”的一部分？-东升西降是否正在发生或已经成为事实？ 滕彪：根据很多智库、很多研究机构的报告，全球

2026年伊始，国际局势骤然升温。1月2日至3日夜间，美国特种部队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突袭行动，将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带离本国，押送至纽约，接受涉嫌跨国贩毒的司法审理。这一罕见的跨境军事执法行动迅速引发全球震动，也在国际社会内部激起了关于主权、安全与强权政治的激烈讨论。传统规则、国际惯例和条约，如今在力量与行动速度面前似乎显得愈发次要。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事件发生之际，中国刚刚结束一场持续在台湾周边展开的高强度军事演训，北京关于“完成国家统一”的表述也日趋明确。此外， 当下在伊朗爆发的危机、美国对格林兰的领土野心都跟中国有着地缘上的关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人们不禁提出疑问：当大国愈发倾向于以行动先行、规则随后，台湾是否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战略环境？ 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欧洲之声社长、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廖天琪女士围绕委内瑞拉事件所揭示的国际政治新趋势，以及当下的国际形势来评估一下台海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与选择。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如何看待美国军事抓捕委内瑞拉总统事件？从国际法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这次行动是否构成一种“危险先例”？ 廖天琪：美国历来对外发动的战争或介入的军事行动，非常之多，可谓世界之冠，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总共有106次， 其中有一些是正义性的，如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或者如科索沃战争等，但是引发争议的 武装行动则多不胜数。一般人有一个误解，认为民主国家不会主动发出攻击他国的战事，这一条放在美国史上看，特别是美国如何对待自家后院的拉美国家，错得离谱。 回顾一下：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推翻瓜地马拉民选政府、甘迺迪60年代古巴猪猡湾事件、80年代雷根政府支持反对尼加拉瓜政权的游击队、老布希总统90年代入侵巴拿马。 川普总统新年头三日就派出特种部队，直接到委内瑞拉绑架了总统马杜罗夫妇， 事后洋洋得意宣布：“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美国军事威力和能力的最令人赞叹、最有效、最强大的展示之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美国昨天所做到的事情“。 然而众所周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作为三军统帅，只有在国家处于紧急状况下， 可进行有限军事行动，但是委内瑞拉虽然涉嫌毒品的流通，马杜罗虽然是个被人民唾弃，不被国际承认的「总统」，但是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对之发动入侵的军事行动，并且逮捕押解出境是绝对违反宪法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只有当a. 安理会授权 b.国家实行自卫权时，一个国家才能对另外一国使用武力。而这两项都不存在。 川普这样做的目的不外 a. 转移美国国内物价高涨，民心流失，不满情绪攀升 b. 贪图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 c.转移媒体针对他介入Epstein性侵丑闻的注意力。 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不需要国际法。 作为三军统帅，我的权力仅受「自己的道德」限制。 而人们都知道他这个厚黑总统根本没有任何道德。 您说得对，他这种做法当然对世界发出了极为恶劣而危险的信号。 必须提到的是，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出口国，而中国在拉美各国有巨大的投资和经贸合作，美国之举直接触动了中国的利益。北京虽然暂时按兵不动，保持沉默，但是以后 如何就难以预料了。 法广：委内瑞拉事件发生后，一些国际舆论便开始将其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在您看来，这种类比是否成立？ 廖天琪：类比并不恰当。委内瑞拉和台湾是截然不同的国家。马杜罗是个独裁者，被自己人民憎恨，他以不正当的手段登上总统职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都不承认其合法性。台湾是位居世界民主体制前列的国家，自由选举出国家元首，政党轮替和平公正，社会繁荣富裕而稳定。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向世界供应60-90% 的芯片，另外还拥有许多高端的AI黑科技。 台湾的地理位置在太平洋第一岛链上，在印太地区具有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俄罗斯普京侵略乌克兰已经惊动世界，现在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武，更是展现了强权政治漠视国际规范、破坏既有国际秩序、横行霸道以武力威慑邻国、公然豪夺他国领地或矿产资源。这两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粗暴野蛮做法，把世界又推回到19世纪帝国主义横行的框架之中。普京明确地要强占乌克兰的土地，特朗普也直言不讳说我们要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他说：“我们会有非常大型的美国石油公司，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去那里投入几十亿美元”。委国是世界上石油储备量最丰富的国家，现在这块肥肉落特朗普的口中，这也极大地损害到中、俄两国的利益，目前他们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反应，但是不安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人们担心习近平会按特朗普的手法对台湾下手，其实何须美国示范？早在2015年中国就在内蒙古建立了一座跟台北总统府一模一样的大楼，后来又扩建，把总统府周围的一些建筑也都包括进去，解放军对这一切都演练熟悉，要进行单项特殊行动，可以说如探囊取物。 法广： 在全球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对台湾展开了新一轮军演，与以往相比，这次军演在规模、方式或时机上是否具有新的特点？北京希望对外释放哪些信号？ 廖天琪：中国年底最后几天毫无预警地对台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军演，我称它为“实战预演”，这不只是针对台湾的加大力度的打压，也是演给世界和美国看的一场大戏，以此测试各方的反应。我列举这次军演的特点： 其一：无预警，时间选在年尾，人们在送旧迎新的节庆气氛中，突然海陆空三面包抄台岛，如霹雳惊雷，炸响天际，三天之后鸣金收兵，双方无任何冲突和人员伤亡，如噩梦过境，烟消云散。其二：规模和力度超过前几次，海陆空的军事行动涵盖台湾海峡 和北部、西南、东南和东部。火箭军介入的实弹射击仅距离新竹140公里，而这种PHL9的远箱式火箭炮的射程是150-500公里之间，能进行「点穴」式的精准打击。战略目标是「封控」，夺取海空制权，对主要港口，军事基地进行断线、断供，甚至让台湾的军机无法升空。 其三：这次军演名为「正义使命-2025」，这是佩洛西访台以来的第七次。2024年5月，这种「环台军事演练」的代号叫「联合利剑A和B」，2025年4月的叫「海峡雷霆」，如今改为「正义使命」。这表示习近平要作 a. 履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b. 这是中国内部「正义」正当的事务，警告外国势力不可介入。 其四：军演让亚洲欧洲各国心中都作了一番盘算，亚洲国家怕中国，欧洲国家口惠而实不至，美国也是不能指望的。但是 俄罗斯、北朝鲜都是中共盟友，普京和习近平是目前同穿一条裤子，金三胖把自家男儿都送到俄乌去当炮灰，有事时，北京不开口，他都会把子弟兵送上门来。 总之，这次军演是把「大限」又往前推了一步。好在台湾朝野都还能稳住，军方也进入紧急迎战状态，平民百姓还是以「岁月静好」的、令人惊讶又佩服的态度面对威吓。 法广：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对台湾提出了更高的安全与防务要求？这是否意味着台湾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廖天琪：特朗普这个唯利是图的地产商再度当上总统后，唯一追逐的就是「利」，利益看似为美国，更是为他个人。他的眼光视角也只有任期内的四年，如今剩下3年。在这四年之间，他敌友不分，极力收刮、勒索、强抢。他对全球发动关税战，绝大部分国家都屈服在淫威之下，只有中国不吃他那一套，这就令欺软怕硬的他知道该如何舍取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台采取「战略模糊」，拜登总统曾经说过，台湾有事，美国会出手，这种话到了特朗普就完全无效了。委内瑞拉事件后，记者问他，习近平如效法，对台下手时，怎么办？他说：「这取决于他想做什麽。但你知道，我已经向他表示，如果他那样做，我会非常不高兴，我认为他不会那样做。我希望他不会。他不会在我任期内这样做。」 我们知道数十年来美国对台湾压榨不断，近些年来由于中共对台威逼加剧，美国更是从中得利，所谓的“刺猬战略”，逼台湾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3%甚至更高，逼台湾巨额购买美国武器，武装到牙齿，台湾出高价得到的往往是二手武器，台湾乖乖付款，但是美方迟迟不交货。欠的货还没交，特朗普去年底又勒索到一份大定单，完成新一项对台军售，额度是110亿美元。 前数日台美又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对台进口关税将从暂时性关税20%降至15%，附带条件是台积电将增加对美投资，并在亚利桑那州再兴建至少5座半导体厂。特朗普一心想吞下台积电，吞不下也要来榨油。这又是一项让台湾大出血5000亿的买卖，但是这不但不能为台湾的安全有任何保

2025年深秋，超快时尚平台希音大张旗鼓要在巴黎开设全球首家线下商店的声势最终被一片争议声淹没。两个月后，虽然巴黎法院12月19日驳回了法国政府要求平台暂停在法运营三个月的诉求，但首日的喧闹之后，巴诗威(BHV)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百货公司显然没能给希音首家实体商店带来期待的开门红，希音在网络上风生水起不仅没能让巴诗威如愿走出困境，反而加速了多家传统合作品牌的离去。冬季削价甩卖季节到来，BHV没有了曾经人潮涌动的景象，希音柜台更常常门可罗雀。虽说希音实体店有些生不逢时，正赶上美欧各国相继要对中国产能过剩推动下的倾销行为筑起关税壁垒，但希音巴黎实体店遭遇滑铁卢不单单是因为平台上的违禁商品售卖，也不单单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冲击在地服装行业激发的舆论反弹。长期从事市场营销、文创战略的分析师Jay Smith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品牌重在叙事，需要打造一个自己独有也吸引顾客认同的理念，而希音等快时尚平台重在快捷、低价，但不追求任何理念认同。巴黎高等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Benoît Heilbrunn则认为，希音以及拼多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运营模式其实是极权体制的商业版演绎。 虽说法国政府以售卖违禁产品将希音在法运营权送上了法庭，但真正让希音实体店在法国遭遇滑铁卢的更是它所代表的快时尚产业背后，与法国以及西方当今社会理念以及商业运营规则的冲突。在儿童外形的成人玩偶广告风波之前，希音已经因为与它相伴而行的超快时尚模式相伴而行的环境问题以及劳工权益问题引发争议。对于既要考虑欧盟逐年细化的环保和健康标准，又要考虑劳工权益的欧洲业者来说，希音平台价格超低，款式更新快捷的产品更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而对于中国劳动者来说，价格优势的背后又何尝不是廉价的劳动付出。中国劳工观察等团体的调查显示，支撑整个快时尚生产线上的中国劳工不仅工作时间长，没有社会保险，更没有工作保障，而他们从每件产品中获得的报酬极少。 但希音等中国电商平台在法国舆论中引发争议的原因显然还不止于此。 西方品牌有故事方能立足，希音没有使命，没有故事 Jay Smith题为“la rupture asiatique ” 的文章重点解释希音等中国和亚洲品牌与西方品牌截然不同的商业运营理念。在文章作者看来，数十年来，西方品牌都自认必须有故事才能立足，认为有文化、能激发共鸣的情感以及叙事才能催生欲望，激发购买的行为。一个西方品牌的诞生往往是想赋予一个产品某种意义。而中国以及亚洲品牌则完全不同。三星不传达任何理念，比亚迪也一样。希音、抖音、小米都没有故事，不会带来任何情绪共鸣，百分之百是数据导向，百分之百是科技，百分之百是倾轧市场价格。 作者指出，在西方，消费也是一种语言，购买行为也是一种自我表述。文章引述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行为的分析指出，人们消费的不是物件，而是符号。身上的始祖鸟（Arc’teryx）牌背包不只是用来承载物件，而是也将背包主人归入某一类人群。纽约潮牌KITH卖出的不只是人气鞋款，也是某种文化的标志。也就是说，西方人将购物变成了一个身份认同问题。物件变成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 文章将中国的营销模式归结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三个逻辑。首先，阿里巴巴，腾讯，微信，抖音等等，更是建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这些平台没有使命，没有叙事，只是在运算，将人类的行为翻译成数据，由数据指导战略。 其次是重速度轻深度。希音平台每天推出六千个新产品，没有故事，没有核心理念，只有算法。销量好的，上热搜，销量差的从此销声匿迹。西方品牌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获得信任立足，而中国模式只是以数量和精准的算法快速让物品铺天盖地。 中国模式的第三个逻辑是产品的同等效能使得打造叙事失去了意义。文章举例指出，一件始祖鸟牌的外套承载着户外生活体验的叙事，代表着上乘的使用功能，售价450欧元，但同款的中国产品质量与功能相当，售价只有140欧元。 亚洲模式模糊了文化与潮流的界限 Jay Smith 认为，这种亚洲模式模糊了文化与潮流的界限。他以一时间风靡全球的拉布布为例指出，这个有着尖牙利齿的绒娃娃形象并非源自中国，但它代表着中国成功推动的一种模式，也就是没有任何叙事却同样可以被渴望。KITH以纽约潮牌鞋款起家，始终没有偏离品牌的叙事基因，是一种文化归属投射。拉布布销量爆炸式成长，只因为它流行，激发出一种担心错过的不安，但它没有任何理念投射，也无关身份认同。 Jay Smith 由此指出数字时代的一个商业悖论，那就是，市场鼓励速度，但帝国建造需要时间。中西方品牌理念虽然截然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盈利。只不过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更善于伪装。 希音等平台正将极权政治体制引入到西方社会 巴黎高等商学院哲学和市场营销学教授Benoît Heilbrunn（贝诺伊特·海尔布伦）在《人文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重点强调西方品牌商业营销理念构建一个集体想象的过程中，欲望与失望，承诺与现实，投射与现实之间的落差所包含的张力。品牌正是在打造相对于他人的不同之中定位和定义。有不同才有意义。选择某个品牌意味着对品牌故事的认可。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当下，品牌更承载了要代表和传播某种理想的使命。而希音和拼多多跨境卖家中心Temu的到来，打破了这种逻辑。但作者认为，希音和temu 这些数据平台没有叙事并不意味着全无观点，而这正是他所担心的。 希音：一个政治上被抹平了棱角的空间 他指出，这些品牌表面上看不构建任何叙事，不强加于人某种象征性的世界观，只是在捕捉各种潮流。它不投射任何世界观，只是追随流通，即时自我调整。但在他看来，这些品牌正有意无意地在将中国的极权政治体制引入到西方社会。这个极权体制的目的不是要说服谁，也不明确强迫什么，而是阻止个体自由思考，不能怀疑，不能有另外一种可能。任何对体制的抗议和质疑都必须被压制。这些品牌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模式的商业演绎。在这种模式中，持续的刺激取代了思考，即时调整取代了冲突对立。在作者看来，希音这样的品牌并不是空无内涵的所在，而是一个政治上被抹平了棱角的空间。它的价值所在只取决于平台算法疏导最佳购物过程的能力。这是一种没有矛盾摩擦的经济模式，崇尚的是排除一切障碍、畅通无阻的流量。 流量至上的品牌在一个对立不能存在的体制里运行 希音等平台不仅以低价，而且以速度取胜。但贝诺伊特·海尔布伦认为，当速度决定一切的时候，思考辩论的时刻烟消云散。当一个品牌不再是一种叙事，而只是一个技术空间的时候，它也就不再有矛盾形成的可能。这些中国电商平台代表着的是一种流量逻辑。这些平台不是在售卖物件，而是在让物件流通更顺畅，他们不是在构建一种想象，而是在调整人们行为方式。他们没有什么理念可捍卫，他们只是利用各种潮流。西方品牌在象征性的对立中立足，而流量至上的品牌在一个对立不能存在的体制里运行，因为流动使得对立不再有形成的可能。一个承载着某种理念的品牌需要与其它理念一比高下，不承载任何理念的品牌只需要随波逐流。作者指出，这些平台将用户置身于一种永久的当下状态，让他们无法思考，而只能做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平台完成了任何极权模式的核心功能，也就是消除矛盾对立，阻止人们思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音平台每天都可以推出六七千个新款式，每天空运送往世界各地的产品可以高达五千吨。对西方在地服装产业无疑构成巨大挑战。但是它更是中国特有的以外国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希音的设计和生产线全部在中国，但消费对象却在国外。平台2012年在中国创立之初，就是以向国外出售中国制造的婚纱起步，而且到目前为止，该平台仍然无法向中国境内的消费者直接提供服务。希音海外用户群近年来的迅速膨胀可以说都得益于中国为疏导国内的过剩产能而对跨境电商服务的政策支持。希音在巴黎开设实体店遭遇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坐实了其价值所在更是价格低廉，而不是引领巴黎时尚之都的一股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