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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Publisher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Ex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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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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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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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不会容忍任何批评声音”——黄之锋再被判刑十年
2026/11/11
继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二月因《香港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被判刑后,香港法院近日再就这项罪名作出判决。 原本距离出狱只剩两个月的民主派人士黄之锋,被判监十年。这是香港第二宗涉及“勾结外国势力”罪的国安案件,也是黄之锋第二宗《香港国安法》案件。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综合香港法律专家黎恩灏、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白舒然,以及黄之锋昔日战友的分析和回应,探讨这宗案件为何引发争议,以及它对香港司法和社会释放了什么讯号。
黄之锋早前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判囚四年八个月,原本预计于2027年1月获释。
在这宗新案件中,法官以十三年作为量刑起点,考虑黄之锋认罪及求情时表达悔意,将刑期减至十年。不过,由于法院认定案件属于《香港国安法》规定的“罪行重大”,刑期不能低于法定最低十年。
法院同时批准新案与“47人案”余下两个月零两日刑期同期执行,因此黄之锋预计将服刑至2036年11月,届时约40岁。
法院认为,黄之锋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继续参与所谓“国际战线”,包括透过社交媒体传播呼吁外国制裁香港及中国政府的信息,因此构成持续犯罪。
不过,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高级研究员黎恩灏认为,这宗案件最大的争议,在于控方所依赖的大部分事实,其实发生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
“控方及法院所指控的大部分行为,都发生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而控方能够依赖作为持续犯罪证据的,主要只是黄之锋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分享及转发资讯。”
判词指出,虽然法院并非直接依据《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量刑,但认为这些行为可以作为背景,用以理解法例实施后的行为。
黎恩灏认为,这正是案件最值得讨论的地方。
“法院认为,《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可以作为背景事实,用以判断其法例实施后的行为性质。外界根本无法知道,法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这些法例实施前的行为,来判断案件究竟属于『性质严重』还是相对较轻。”
黎恩灏进一步指出,如果真正遵守刑法“不溯及既往” 原则,法院便不应把《香港国安法》实施前的行为纳入考虑。
不过他表示,由于黄之锋已经认罪,法院毋须逐一审查证据,因此在判断案件是否属于“罪行重大” 时,拥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法院事实上拥有相当大的裁量空间去认定其行为属于'性质严重',因此适用最低十年的刑期。”
除了刑期本身,黎恩灏认为,这宗案件反映法院对“勾结外国势力” 的诠释正不断扩大。
“没有人能够确定,仅仅是在网上表达意见、分享资讯、转发文章,究竟什么时候会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敌对行为,甚至构成勾结外国势力。”
判决公布后,多位黄之锋昔日战友亦公开发声。
被法院指为同案主脑、目前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接受海外香港网媒《绿豆》访问时表示,自离开香港后,已没有再与黄之锋联络,并认为控方提出两人串谋的证据薄弱。
谈到黄之锋未来仍要在狱中度过漫长岁月时,罗冠聪哽咽流泪表示,“分開的時間,比見面的時間還要長” 。
罗冠聪其后在社交平台表示,这宗判决反映香港的政治异议空间已经“消失殆尽”,而“监禁已成为新常态”。他呼吁香港人民“即使身处绝境,仍有选择坚强的自由,而自由需要大家主动选择和坚持。”
判决出炉后,人权观察组织表示,香港政府似乎刻意对具影响力的民主派领袖连续提出指控,务求将他们长期囚禁,借此压制香港社会,并呼吁当局无条件释放黄之锋。
国际特赦组织则批评,当局在黄之锋原本即将服完此前刑期、获释前数月,再次以国安罪名将他定罪,反映对他的迫害仍在持续。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Sarah Brooks)表示,虽然并不意外黄之锋再次被起诉,但十年的刑期,仍然令人震惊。
“控方所指控的所谓犯罪行为,其实根本不应被视为犯罪,而只是正常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白舒然认为,此判決不仅影响黄之锋个人,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这意味着黄之锋几乎整个青年时期,甚至直到接近中年,都将在监狱中度过。我认为,这更像是一种带有报复意味的惩罚。”
白舒然认为,这宗案件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对香港社会未来的影响。
“它再次压缩了法院、警方以及香港社会所认为属于合法表达意见、合法参与公共事务和讨论人权议题的空间。这部法律无论在条文设计还是实际执行上,都存在极其模糊、极为宽泛的问题,以致几乎完全缺乏国际人权法所要求的法律界限。
这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当局不会容忍任何批评声音,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运用《香港国安法》,以实现其政治目的。”
中共“红线不断转移”?政治学者解析姆巴佩风波
2026/11/03
法国球星姆巴佩近日一段影片在中国网络大量流传。片中,他回应一张将自己恶搞成毛泽东的网络迷因时,形容画面中的人物是“独裁者”,引发中国网民强烈反弹。虽然姆巴佩、所属球会皇家马德里,以及西甲联赛先后向中国民众致歉,中方亦表示接受道歉,但风波未有平息。中国中央电视台至今仍未恢复直播西甲赛事,多间中国企业亦已终止与姆巴佩的商业合作。究竟这场风波为何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背后又反映了哪些政治和社会因素?法广采访了加州大学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来为我们分析。
法广:首先想请您谈谈,这次姆巴佩一句没有点名、只是形容毛泽东是“独裁者”的言论,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史宗瀚:我觉得基本上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中国在1989年以后就开始非常重视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包括歌颂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在传统的中国教育体系和历史教材里面,一直被解释为一个带领中国共产党、统一全中国的伟大领导人。所以,如果外国有些人批评他的形象,说他是个独裁者,那当然会有一些中国网友有一定的反应。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对敏感内容删掉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所以很多国内的事情、国内的人物都不可以批评,但是国外的一般就比较放松。所以,有些网友知道自己不可以批评很多国内的内容,但是如果有机会批评国外的有名人物、政客或者政府,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大规模地去批评国外的事情,因为国内的限制实在太紧了。
法广:所以您的意思是,这不只是针对姆巴佩本人,而是反映了中国网络舆论长期累积的一种情绪?
史宗瀚: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非常不好,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积累了一些不满,对吧?但是,他们要直接批评令他们不满的原因是很困难的,因为国内这种审查和网上删掉的内容非常广泛,所以他们批评国内的人物、国内的政策是比较困难的。
法广:那您觉得,这次网上的批评,能代表中国社会的普遍看法吗?还是主要来自比较积极发声的一群网民?
史宗瀚: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年龄上的效应吧。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四五十岁的人,或者年龄更大一点的人,他们不会太在意,因为他们也知道毛主席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包括发动大跃进和文革。但是年轻一点的人,他们可能真的会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伤害。所以,这也不一定是在发这种 virtue signalling,他们可能真的有这种感觉。
法广: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您认为把毛泽东称为“独裁者”,这个说法准确吗?
史宗瀚: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我们在政治学也是这样说,非民主体系都可以叫做 dictatorship,也就是独裁政体。但是,如果用比较精准的定义,在政治学里面,如果一个政治人物没有任何势力或者其他政治人物能够否决他的决定,那他就是一个独裁者,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可以否决他的决定。
但是毛泽东是晚年才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独裁者。起码是在发动文革之后一年左右,他才变成一个独裁者,所以可以说最后十年他才是一个独裁者。因此,说他一直都是独裁者,是绝对不正确的;他的晚年可能可以叫做一个独裁者。
当然,我觉得姆巴佩就是随便说了一句,也不能说他完全错误,因为一般老百姓,或者政治学学者,有时候也会说,所有非民主体系的领导人都是独裁者。所以,我觉得因为他随便说了一句,就这样严厉批评他,也是有一点太过分的反应。
法广:姆巴佩事后已经公开道歉,中方也表示将认真对待他的道歉,但央视至今仍未恢复播放他的比赛。您怎么看这种处理方式?
史宗瀚:政府这个就有点奇怪。因为现在中国政府想跟全世界,或者全世界的政府,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最近习近平也好几次说过这一点。但是,因为这种事情客观来说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却做出那么大的反应,其实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不太好的影响。
不过,我觉得中国政府的考虑是这样。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国内禁止、删掉很多内容,网友对中国政府这种大规模审查、大规模删掉内容也非常不满。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可以抓住一个机会,向网友表示:“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你们要批评国外的一些敌人,或者有时候批评国外一些所谓的“卖国贼”,他们也会参与,借此引申出一些合法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的考虑。
法广:我们再把焦点拉回毛泽东这个人物本身。其实近几年,中国官方对毛泽东的纪念活动一直相当低调,包括今年毛逝世50周年也没有高调宣传。但另一方面,只要外国有人批评毛泽东,却往往引发很大的反应。您怎么看这种反差?
史宗瀚:当然,对他的看法可能淡出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在教科书里面,对他历史角色的描述还是非常歌颂的,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太歌颂毛泽东也有一个风险,就是因为他发动了文革。文革期间,红卫兵基本上把中国政府拆掉了。如果歌颂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做的事情,对现任中国政府也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他们也希望避免这一点。
其实,姆巴佩这个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会出现,是因为有一个迷因,对吧?那个迷因就是把姆巴佩变成毛主席的样子,而且在国内也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都开始使用这个迷因。但是这个迷因用得太多的话,大家就会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这种联想,我觉得是中国政府不希望出现的。
法广:所以官方担心的,不只是毛泽东本人,而是由他引发对文革历史的联想?
史宗瀚:对,对,对。起码有一部分人会联想到,一部分人会因为毛泽东,又想起文革当年发生的事情。其实,这就是中国政府希望大家都忘掉文革这件事情。
法广:最后想请教您,这件事会不会让更多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运动员、艺人,甚至企业,都变得更加谨慎?
史宗瀚:一直都有啊。比如说,香港的明星、台湾的明星,如果希望在国内发展自己的事业,那当然一直都非常小心。但是,现在连党内历史人物的言论也要非常谨慎,这个还是比较新的。因为大家一直都知道,讲香港示威、台湾、新疆这些题目都要非常谨慎。但是现在,连党内历史上的人物也要非常谨慎。这是一条新的红线,新的红线。但问题就是,红线在不断地转移。
现在你也不知道哪里是红线。因为现在国内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就是中宣部说,所有负能量的内容都不能讲。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什么是负能量,什么是正能量,这个定义非常模糊。所以,比如说你讲一句“我快要离婚了”,那可能也是一种负能量,对吧?因为现在中国政府不希望大家离婚。如果连这种题目也禁止的话,那基本上就什么都不能说了。
但我觉得,这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还是不太好。中国的反应太过分了,所以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其实也不是太好。
维吾尔语言学者:一个文化的命肯定比一个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长
2026/10/28
目前流亡挪威的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是位语言学学者。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期间参加的一次国际濒危语言记录大会让他对维吾尔语的存续传承已进入濒危状态有了切身具体的体验。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爆发带来的伤痛以及随后十个月无法与在新疆的家人联络的经历更让他有了一种倘若失去母语以及母语文化“我将非我”的危机感。他于2013年因在新疆各地开办维吾尔语、英语和汉语三语幼儿园而被判刑入狱一年多。这次经历凸显出维吾尔语及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面对的汉化压力。阿不都外力-阿尤普近日途径巴黎期间接受本台采访,为大家梳理中央政府一波又一波的同化政策推动如何让维吾尔语一步步陷入存续濒危的险境
维吾尔语文学有1500多年的历史
法广:您是语言学家,研究的课题是维吾尔语。当初为什么选择语言学呢?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我长大的那个村叫乌帕尔。乌帕尔是我们11世纪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故乡。他编写了第一部维吾尔语和阿拉伯语的词典。那是一个百科全书类的书籍,不光是一个词典,因为它包括当时的科学研究、地理发现、文化习俗等许多内容。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拜访这位11世纪的语言学家的坟墓。当地有一个关于他的小小的博物馆,有他的雕像。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语言学是很值得研究、很值得学习的事情。如果成为语言学家的话,人人都尊重你,人人都喜欢你……另外,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举行诗歌朗诵比赛,写作文比赛,有各种各样的文艺活动。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语言和语言学产生了兴趣。
法广: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来,维吾尔语和维吾尔文化有很长的一段历史……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对。维吾尔语文学有1500多年的历史。第一部维吾尔语文学作品是用石头来写的,就是刻在石头上的那种。汉语叫碑铭文学。从那时到现在的话,有一千多年,有上千本书。马赫穆德·喀什噶里那本书有三卷,有《福乐智慧》,还有《圣人传》《真理入门》。另外,我父母都是老师。我对文学的爱就是我通过我的父母,通过我长大的那个地方,然后通过我的老师形成的。
还有,每个维吾尔村落都有麦西热甫 (Meshrep)文化。麦西热甫就是以诗歌开场的。参加麦西热甫活动 ,第一要做的就是敬茶。主人向客人递送茶水的时候会说一首诗,客人接茶的时候也要以诗歌作答。如果你没有诗歌的能力,没有背诵过诗歌的话,你很难参与进去,很难坐在那个大家庭里边。所以,参加维吾尔族的活动的第一步,是要记住诗歌,要知道怎么辨诗。这也是鼓励我学习维吾尔文学、维吾尔历史,维吾尔文化的一个原因。
麦西热甫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广:能不能解释一下麦西热甫是什么?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这是一个在家里举行的群众文艺活动。里边有诗歌朗诵,有讲故事,讲笑话,魔术,还有像小话剧一样的节目。这些都是在家里举行,都是自己在当场创作,在当场发挥,即兴表演,不是事前准备好的。如果你能发挥得好,那下一次你被请到的可能性就大,你就受欢迎,每一次麦西热甫都会请你。谁不想参加那种快乐的气氛,快乐的活动呢!但要参加的话,必须你要看书,你要懂这些。这些都让我觉得,做语言学家也行,做个诗人也可以,唱歌也不错。所以我就从小就爱唱歌,爱朗诵诗歌,爱写作,这就是原因。是那种文化气氛。
法广:大家对维吾尔文化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唱歌、跳舞。其实它背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对。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常有三类书。一个是《古兰经》,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文学著作,是讲人是怎么出现的,农业、畜牧业等是怎么形成的等等。还有就是纳瓦依(Alisher Navoiy)的作品。纳瓦依是15世纪的一个维吾尔族诗人,也是乌兹别克诗人、是中亚诗人。他的诗歌传播得很普遍。刚才我说的麦西热甫 ,50%以上的歌曲就是通过这位诗人的歌词来唱的。所以诗歌、故事、传说、常识这类文学作品在维吾尔民间很普及,原因就是麦西热甫这样的文化活动。麦西热甫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
维吾尔语被视作濒危语言
法广:您研究语言学,也有到国外留学的经历。您曾经有机会留在美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您选择了回国。 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当初做这样的选择?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当时我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都鼓励我在美国继续读博士。但是我坚持回去。原因首先是,2010年6月,我在Oregon(美国西海岸一个州)参加了一个国际濒危语言记录大会。那个时候被记录的有七门濒危语言,其中之一就是维吾尔语。我参加那次会议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记录维吾尔语。
我知道维吾尔语是一门濒危语言,我也在讲课的时候给学生讲过中国有几个濒危语言。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那些学者是记录我的语言,记录我的故事,记录我的所作所为。我做什么事情,都有七个人跟着我,记录我的语言,录音笔、摄像头都对着我。那个时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难受,觉得我自己像是动物园里的一个濒危动物,要么是一个博物馆里头里头的陈列品。我突然变成一个客体,而不是一个主体……那一个半月里,我想了很多:现在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我的语言在被记录。那在我们的家乡呢 ? 在维吾尔家园,我们怎样才能把语言保护下来?怎样把那个成就了今天的我的文化保护下来? 这是(我决定回国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2009年的)"七-五惨案“中,好多人被杀,好多人被抓,互联网被停了十个多月。我们不能跟家里联系,不能打电话。里边的人不能出来,外边的人不能进去。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那十个月很难,我一生都不能忘掉。我本来觉得我可以研究这个语言。这时候语言是一个课题,是一个研究对象。但是,当我脱离那个语言,脱离那个文化,我不能跟家里人联系,不能跟家里人通话的时候,失去那个语言的十个月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说那不行,我不能等着我们的语言被消失,我们要做些什么,要具体做些什么。所以,我要回国。
我的导师那个时候特别生气,因为那个课题是我们两个共同提出来的,我们两个商量后,他写了课题报告。但是,我坚持我的决定。
当时没有人支持我,只有我的爱人支持我。孩子那个时候只有五岁。所以我们回去了。
法广:那您能不能讲一下列入濒危语言的标准是什么?它的特征是什么?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特征之一,就是这个语言的使用者觉得这个语言濒危。第二个因素是这个语言在教育、在公共生活,比如说在政府部门或医疗部门能不能广泛使用。最主要是教育:这个语言是不是教学语言?如果不是教学语言的话,那这个语言就是濒危。因为如果语言要传承,就必须有文学创作,要有文化产品,必须有知识产品,比如说书。然后,这个语言才可以往下一代传。如果某个语言只是口头语言,只在家庭环境里使用的话,它很难传给下一代。另外一个(特征)是,如果这个语言的使用者觉得他们的语言没有下一代了,这也是一个标准。
9-11事件的重创:汉语教学从鼓励到强制
法广:那当时维吾尔语在新疆的教育系统里的状况如何?在2010年前后,维吾尔语教学在新疆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阿不都外力-阿尤普:维吾尔语教学受到限制是9-11以后: 9-11事件真是改变了世界……9-11以后,中国政府就把所有反对的声音、不同的声音都列入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将它们标签化了。这是对外的。对内则是针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比如说维吾尔语。
要知道,维吾尔语教育不是共产党来了以后才有的。维吾尔语现代教育是19世纪末出现的。第一座现代学校1870年在伊宁建成。维吾尔语的现代教育从小学到大学有完整的体系。共产党来了以后增添了汉语教学,试图把维汉教育推广到全疆各地。
在2002年以前,政府鼓励开办汉语学校,鼓励维吾尔族去上汉语学校。比如说,如果维吾尔族去汉语学校的话,可以有五十分的加分。如果你上维族学校,就没有加分。另外,找工作,如果你从汉语学校毕业,你可以获得分配。如果是从维吾尔语学校毕业,就不负责分配。
汉族朋友广泛有一种错觉,就是(维吾尔人)找工作有优惠、上学有优惠……优惠政策,对,是有过,但是有条件,就是你必须去上过汉族学校,才能享受那个(优惠)政策;如果你去母语学校,比如说维语学校,那就没有这个政策……
总之,以前是鼓励、倡导,但是在2001年以后,这些就变成了强制措施。比如说自2002年的9月份开始,新疆的所有的中专到大学,必须用汉语。那时候中小学校都可以还可以教维吾尔语,但是大学、中专
IPAC执行董事: 国际社会需要一套反映两岸政治现实的政策
2026/10/13
台湾于10月10日迎来国庆,总统赖清德发表演讲,并受到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也再次凸显台湾议题近年来持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台海局势升温,民主国家是否需要重新检视对台政策,也引发越来越多讨论。本台专访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执行董事裴伦德(Luke de Pulford),谈谈他为何认为,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更能反映两岸政治现实的政策,以及民主国家应如何看待台湾的国际角色。
法广:请您介绍一下IPAC(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裴伦德:IPAC成立于2020年。当时我们认为,不少政府因为外交或经贸考量,在中国议题上未必愿意坦率讨论问题,因此我们希望透过各国国会的平台,推动更多跨党派、跨国合作,重新检视民主国家的对华政策。
国会议员除了立法之外,也具有公共影响力。他们代表选民,可以透过公开发声、质询和跨国合作,影响政策讨论。我们希望把来自不同国家的议员联繫起来,共同讨论民主国家如何回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
IPAC目前已有超过120个政党参与。这些政党在许多议题上未必立场一致,但都认为,现行对华政策需要重新检讨。
法广:您近期受台湾媒体採访时指出,国际社会至今仍然以1970年代形成的“一个中国”框架处理台湾问题,而这套框架已经不符合今天的政治现实。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裴伦德:我认为,国际社会的台湾政策几十年来几乎没有调整,但两岸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1970年代正值冷战,当时国际社会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究竟由北京还是台北代表“中国”。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多数国家选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2758号决议也是在那个时期通过。
但今天的政治现实已经不同。台湾早已不再主张代表整个中国,也多年没有提出这样的政治诉求。相反,历届政府都尽量避免採取可能被北京视为正式宣布独立的行动,以免引发冲突。
然而,许多国家至今仍沿用当年建立的政策框架。我认为,这些政策今天针对的是一项台湾已经不再提出的主张,因此已经失去原本的意义。
在我看来,真正需要反映的是今天的政治现实:台湾是一个自行治理、多年来运作成熟的民主社会,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沿用一套已经过时的政策,只会让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继续缺乏应有的国际参与空间。
法广:即使在民进党执政之前,国民党政府一直主张“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
裴伦德:我想,必须把历史背景和今天的政治现实区分开来。
台湾目前面对一个相当特殊的处境。它的宪政制度带有历史因素,如果大幅修改相关安排,北京很可能视为正式走向法理独立,因此台湾一直採取相当谨慎的做法。
我认为,近年来台湾已经尽可能透过制度和政治实践,表达它是一个自行治理的社会,而不是过去那种代表整个中国的政治架构。
至于其他民主国家,我认为它们没有同样的限制。今天仍然沿用1970年代建立的政策框架,已经无法回应现实,也容易让北京进一步利用这种模糊空间,扩大对台湾的外交压力。
近年我们已经看到,北京不仅持续限制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也向其他国家和国际活动施压,希望限制台湾人士参与。我认为,如果各国继续维持一套已经过时的政策,只会令这种情况持续恶化。
我认为,国际社会需要一套反映两岸政治现实的政策,而当前一个无可争辩的政治现实,就是台湾是一个自行治理的社会。
法广:您最近提出“一个台湾政策”,请问具体是什么意思?
裴伦德: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概念,就会联想到支持台湾宣布独立。但我认为,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
我提出“一个台湾政策”,主要是希望政策能反映目前的政治现实,也就是台湾是一个自行治理的政治实体。
我并不是主张各国一定要立即建立正式外交关係,或者必须使用某些特定政治用语。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各国应该在政策上承认台湾目前实际存在的治理现况,而不是继续沿用一套已经与现实脱节的框架。
如果国际社会真正希望维持台海和平,就不能一直迴避这些问题,而应该重新检视现行政策是否仍然符合今天的现实。
法广:如果各国真的要调整对台政策,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裴伦德:我认为,这件事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推动,而必须透过民主国家共同协调。
原因很简单,任何国家若单方面改变政策,都可能面临北京的政治或经济施压。因此,各国需要共同检视现行对台政策是否仍符合政治现实,同时讨论如何降低台海冲突升级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各国必须共同界定哪些行为属于不可接受的“红线”,以及一旦红线被突破,将採取哪些具体措施。这些讨论已经十分迫切,因为不少分析都认为,未来几年是台海局势最可能升高的时期,但民主国家目前仍缺乏完整的因应方案。
法广:您多次提到“吓阻”中国。但光是调整政策,真的能够提升吓阻能力吗?
裴伦德:我认为,问题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政治意志。
真正有效的吓阻,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红线在哪里。目前各国虽然一再表示反对中国片面改变现状,但究竟什么才算改变现状?哪些行为会引发共同回应?其实并没有一致答案。
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共识,又怎么可能建立可信的吓阻?
IPAC在2023年的年度峰会上,曾提出一项共识,就是如果北京对台湾实施海上或空中封锁,应被视为跨越红线,民主国家应立即採取强而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反制措施。
当然,具体如何执行,仍然是各国政府必须决定的事情。但我认为,最令人担心的不是答案不同,而是各国至今仍未真正展开这场讨论。
如果民主国家始终没有明确说明,一旦红线被突破将如何回应,那么吓阻本身就难以成立。
法广:北京近年持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台湾邦交国也持续减少。您认为,台湾还可以做些什么?
裴伦德:我不会说台湾已经做到所有能做的事情,也不认为我适合告诉台湾政府应该如何制定政策。
但在宪政或主权议题上,台湾确实面临很大限制。任何进一步动作,都可能被北京解读为升高冲突,因此决策空间并不大。
如果从国际层面来看,我反而认为,台湾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经济体,但很多时候并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法广:您所谓的影响力,是政治影响力,还是经济实力?
裴伦德:两者都有,但经济层面尤其重要。
台湾掌握全球不可或缺的高科技供应链,短期内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完全取代。这代表台湾其实拥有一定的谈判筹码,可以更积极要求获得公平待遇。
我过去在台湾演讲时也曾提到,我们常看到媒体报导说,“某某国家採取某项措施,可能激怒北京”。但我们几乎从来没看过“可能激怒台北”这样的标题。
我认为,这正反映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仍然相对克制,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如果台湾能够更积极表达立场,也许能促使更多民主国家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台海吓阻,以及如何建立一套更符合现实的对台政策。
移民权益专家:特朗普的强硬政策对华裔移民权益影响很大
2026/10/09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推行的强硬的移民政策伴随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一度前所未有的高调执法作为,而引起美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2026年9月国际调查记者联合组织“禁忌故事”联盟与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联合展开的调查显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超过两万五千人因此被驱逐出美国,遣送至第三国。鉴于美国境内亚裔移民群体人数快速成长,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又有不少华人铤而走险,经美墨边境入境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走线”客,华裔移民群体,尤其是新移民群体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特朗普任下的移民政策的影响?华人群体是否也面对被遣送至第三国的问题?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北京当局在接收被遣返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如何?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华人权益促进会移民权益项目经理、旧金山移民权力委员会副主席 Jose Ng 吴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
法广:和以往的行动相比,最近两年的打击非法移民行动对于在美华人的影响是不是有所不同?在这之前有人说,好像这种驱逐移民、打击移民的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拉美裔的移民……
吴先生:对。因为在美国的整个移民议题当中,大家很容易会想到拉美裔,但很少会联想到亚裔面孔或华人面孔。但其实在美国的移民群体中,华人还是蛮多的,无证移民或有证移民都有。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其实,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来自中国的华裔移民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比例是蛮高的,在国家来源地排行中是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之一。不过,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后,大家都清楚移民议题一直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竞选承诺,就是他的agenda,所以,过去这两年的(政策)变化非常大,其影响波及所有的移民群体,不只是对华人群体。当然,华人群体里面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大家都知道过去一阵子,特别是在拜登最后两年总统任期内,出现大量的走线者,比如在美墨边境,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然后申请政治庇护或其它保护的人士。这其中当然包括华人群体。据我们的了解和统计,大概有七到八万华人——就是中国公民,通过这种方法进入美国……
法广:这些新近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更多的是属于政见不同、来这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还是说很多人可能只是向往另一种生活,未必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
吴先生:情况其实是很多方位的。我们之前曾去圣地亚哥那里的边境做调研,想多了解一下这些群体来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虽然我们没有很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理解的是:什么原因都有。有些人是因为宗教迫害的原因。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原因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在国内那种高压之下的生活环境,还有疫情之后经济的各方面受到的影响,于是很多人可能希望找到另外一个机会……各种原因都有。
高调执法迫使一群人更多地走向地下
法广:这些走线来的华人大部分是希望能够在入境美国之后将身份合法化。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这些政策是不是使得这些人一方面可能会受到移民执法部门的追捕,另一方面,实现身份合法化本身是否也变得更难了呢?
吴先生:这是当然的。因为,第一,移民执法局的行为越来越多地走进社区,也越来越强硬。特朗普再次上任的第一年中,大家可能也都听到很多新闻,说移民局——我们这边叫ICE——他们的探员会直接到移民法庭去抓人!因为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政府不希望制造恐慌,希望大家向政府提出诉求,包括为什么来美国请求政治庇护原因。但事实上,政府好像不仅没有保证这个合法的渠道,允许人们遵循政治庇护申请程序,而且是选择去移民法庭去抓人!这种大抓捕行为,对移民群体影响,特别是对政治庇护的申请者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大家都会担心:如果我去申请政治庇护,通过移民法庭会不会不安全?我会不会在那里被抓走?……很多人因此就会有保留,会有担心,担心经移民法庭走申请庇护的程序会是自投罗网。
第二点就是有很多新的政策。比如可能你本来是安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现在通过各种方法来到美国,包括使用旅游签证或者其它身份通过正常渠道来到这里,或者是从美墨边境入境美国,你原本有权利去通过法律程序提出政治庇护申请,但现在这一方面也受到影响,因为政府随时可以逮捕你。有些政治庇护的案件,比如有些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异见人士,他们去提出庇护申请,但还是被ICE(移民执法局)抓住了……
过去那几年当中,我们其实有两次去美墨边境亲自调研。期间接触到很多来自中国的走线者。我们曾了解他们在美国的计划,来美国的原因等各种情况。我们跟其中一些人也保持了联系。 过去这两年间,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都说就他们不太敢去申请政治庇护,或者即使已经提交了申请,也不太敢去移民法庭出庭……这种影响非常大,就是说它逼迫一群人不得不走向了更地下的活动空间。
移民部门高调执法导致冲突频发
法广:是不是以前华人面对这种情况相对少一些呢?还是说只是过去媒体没有特别地关注?
吴先生:一般来说,以往的移民执法很少会走进社区,就是说执法人员不会跟当地人士、与当地社区有面对面的冲突。可是大家知道,过去两年当中,移民部门高调执法,因为这是特朗普竞选时的一个最主要的议程,所以有很多执法行为的策略在改变。以往可能会相对比较低调地进行,但过去这一两年,很多例子显示,执法局探员会走进社区去直接执法,冲突因此非常多。而在过去,这种作为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媒体会报道比较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执法局在那里曾有一个很大型的执法行动,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大概可能有几百、几千个探员进入一座城市,展开大规模执法。
法广:加州情况如何?加州无论是亚裔的移民还是其他来源的移民都很多……
吴先生:加州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在2025年的暑假期间,洛杉矶那边曾出现一次所谓的小型骚动。也是因为移民局人员大量进入市区,展开执法行动。这项行动对当地的人士来说,当然影响很大,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探员根据什么判断路边某个行人是非法移民呢?这就牵扯到一个民权问题。在美国,大家对于民权问题非常重视。如果只是因为某人讲英文的口音,就去问:你是不是公民,或因为某人的长相,比如是一个黄皮肤的人,亚裔的人, 移民局探员就会特别地去查问你,这就造成了很多冲突。这导致后来有一场诉讼。但如大家所知,最高法院最后还是允许了政府这种行为,就是说ICE的探员可以根据你讲英文的口音去查问你到底是不是美国公民……这种作为都在当地引发了一些冲突,是一种对于民权的侵犯。
法广:移民执法局的遣返行动对于华人有怎样的影响? 有多少华人被遣送回中国?是否有被遣送到第三国的情况?
吴先生:一般来说,遣返入境移民在美国需要遵循一个程序,特别是如果当事人已经递交了申请的话,那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正常的移民遣返程序去遣返他们。至于中国公民被遣返到第三个国家,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少。 但也是有的,我们协会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种情况,但我们听到一些报道,说有来自中国的公民被遣返去巴拿马。不过,这种情况是相对少数。
中国政府不太配合美国遣返中国公民的行动
法广: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有些华人被遣返回中国大陆。中国政府对接收被遣返移民是怎样的态度? 接收还是不接收这些人回中国,是不是也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关系?
吴先生:从过往的状况来看,中国政府接收从美国遣返的中国公民的政策其实一直以来一向不是很配合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完全的配合美国政府。遣返去中国情况其实当中牵扯到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觉得这些人来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可能因为对自己的国家不满意,对这些人,中国政府当然也没有很有兴趣接回他们。还有一类可能大家没有听到很多,就是说他们其实在美国有移民身份,包括有绿卡,只不过他可能违反了一些美国的移民制度,或者卷入了一些刑事案件,对这一类的人,中国政府也是非常不太配合,因为他们也不太想接受一些有刑事记录的罪犯吧。整体而言,在政策上,中国政府没有很配合美国遣返中国公民的行为。情况一直如此。
至于美中关系会不会对是否接收被遣返中国公民政策有影响,当然会有。因为这牵扯到两国之间的外交谈判。 因为遣返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敏感。
据我们了解,拜登政府最后的一年任期时,曾安排了一些比较大规模的遣返行动。比如2024年就曾特别安排了两趟遣返的航班,中国公民送回中国国。最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内,我们比较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无国界记者解析中国外宣
2026/10/05
无国界记者,也就是RSF,9月21日发表最新一期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宣传如今已经覆盖全球五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免于其影响。报告认为,自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北京不仅进一步收紧国内媒体环境,更积极向海外推动一种所谓"新的世界媒体秩序"。
在这种模式下,媒体不再承担监督权力、调查事实的公共职能,而是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服务官方叙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透过官方媒体、媒体合作、外交系统、商业投资、社交平台以及海外华文媒体等多种渠道,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
RSF认为,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宣传,而是一场围绕全球资讯空间的竞争。
报告指出,中国今天的国际传播战略,是建立在国内高度集中的媒体体系之上。
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媒体曾出现过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一些调查记者揭露贪腐、公共卫生事件以及滥用公权力等问题,部分报道甚至促使政府作出回应。这段时期后来被不少学者称为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不过,RSF认为,这样的空间在习近平执政后迅速收缩。
过去十多年,中国官方持续整合中央媒体资源,加强新华社、人民日报、CGTN等机构的协调运作,并强调媒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根据RSF统计,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共有120名记者遭到监禁,在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
媒体合作 但报告强调,北京的目标并没有停留在国内。
RSF认为,中国近年来积极推动一种不同于自由新闻理念的信息传播模式,并尝试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国际社会。
报告指出,北京的国际传播并非依赖单一工具,而是同时运用官方媒体、媒体外交、记者培训、内容共享协议、商业投资、广告营销以及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而且会根据不同国家的媒体环境调整策略。
首先,是官方媒体。
无国界记者指出,新华社目前在全球设有超过160个分社,以十种语言发布新闻;CGTN则通过多个语种频道向全球播出节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长期经营多语种广播服务。这些机构共同组成北京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不过,报告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官方叙事越来越多通过当地媒体传播,而不仅仅来自中国官方媒体。
近年来,北京与多个国家媒体签署内容合作协议,新华社、CGTN制作的新闻,可以直接由当地媒体转载或播出。
RSF举例,在非洲,中国官方媒体长期与当地广播电视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在津巴布韦,中国媒体与国营广播公司签署内容共享协议,使中国官方制作的新闻能够直接进入当地资讯系统。不过,报告指出,这种资讯交流几乎是单向的:中国官方内容大量进入非洲,但非洲媒体的报道却很少能够进入中国。
除了提供新闻内容,北京也积极推动媒体外交。
根据无国界记者调查,中国长期邀请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记者赴中国培训和交流,希望借由参访、论坛以及媒体合作,加深他们对中国官方叙事的了解。
报告认为,这类合作本身并非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当官方资源、媒体合作和长期交流结合在一起时,是否会逐渐影响新闻机构的编辑自由。
社交媒体 RSF认为,北京近年来国际传播策略出现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越来越少依赖传统官方媒体,而是借助当地媒体、社交平台和商业合作,让官方叙事以更自然、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进入不同国家的资讯环境。
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地媒体建立合作关系,提供新闻内容、举办记者培训、组织采访团,并扩大多语种新闻服务。与此同时,中国驻外使领馆也更加积极参与媒体事务,在一些国家回应报道、与媒体交涉,甚至对批评中国政府的新闻机构表达抗议或施加压力。
无国界记者认为,北京并没有复制同一种模式,而是根据各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媒体环境和受众特点调整策略,因此其影响力如今已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
除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也成为报告关注的重点。
RSF指出,北京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网络传播,希望借助YouTube创作者、抖音短片、脸书社群以及其他社交平台,接触传统媒体较难覆盖的年轻受众。
报告特别提到台湾的案例。
根据RSF调查,一家总部位于中国、名为"无边界"(Wubianjie)的公司,在台湾经营大量脸书生活社团和Threads帐号。这些帐号平时分享旅游、美食、健康等生活资讯,但在选举等政治敏感时期,则会穿插传播具有误导性的内容或亲北京论述。RSF认为,这类操作利用一般民众戒心较低的生活社群传播政治讯息,使宣传越来越难以辨认,也反映出资讯影响行动已逐渐融入日常网络空间。
跨国镇压 报告另一个重点,是所谓"跨国镇压"。
无国界记者指出,中国目前仍有120名记者遭到监禁,但对新闻工作的打压,并未止步于中国境内。
报告列举多个案例指出,一些长期报道新疆、香港以及中国人权议题、目前居住在美国和英国的维吾尔族记者、香港流亡记者以及海外中文媒体工作者,也持续面临骚扰和压力。
根据RSF调查,这些压力包括网络攻击、恐吓、抹黑,以及透过仍在中国的亲属施压。有些记者表示,家人遭到警方约谈;也有人长期面对网络骚扰和人身威胁。
RSF认为,这种跨越国界、针对记者及媒体持续施压的做法,已经形成一种"跨国镇压"模式。报告指出,其目的不仅是压制个别报道,也可能使海外媒体产生寒蝉效应,让部分记者和编辑在处理中国相关议题时更加谨慎。
除了政治压力,RSF也关注资本对媒体生态的影响。
报告以南非为例指出,当地一家媒体公司拥有两家与中国官方有关联的投资者,合计持有约20%的股份。一名专栏作者在发表有关新疆维吾尔人处境的评论后,其专栏随后遭到取消。
无国界记者认为,这个案例显示,当媒体的股权结构与国家利益产生联系时,即使没有直接审查,商业因素也可能影响编辑决策,进一步压缩敏感议题的报道空间。
报告强调,这也是中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特点之一——宣传并不一定来自官方媒体,也可能透过资本投资、商业合作、广告营销以及社交媒体,以更隐蔽的方式影响资讯环境。
纵观整份报告,RSF认为,北京今天推动的已经不仅是一套对外宣传策略,而是一种资讯治理模式。
报告指出,在中国国内,宣传强调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在国际上,则努力塑造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伙伴、现代化发展模式以及西方秩序替代者的形象。同时,对于新疆、香港、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北京则持续推动符合官方立场的叙事,并淡化或否认外界对人权问题的批评。
无国界记者认为,宣传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改善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
报告最后写道,宣传真正试图改变的是整个资讯空间——决定哪些叙事被不断放大,哪些事实被刻意隐藏,哪些报道能够进入公众视野,而哪些声音逐渐消失。当国家宣传、科技平台、经济影响力以及对独立新闻的打压相互结合时,受到挑战的不只是新闻自由,更是公众获取可靠资讯的能力。
香港支联会三骨干被重判:六四记忆与民主运动的沉痛代价
2026/09/27
2026年9月11日,香港最高法院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做出宣判。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也就是前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邹幸彤,分别被判刑五年两个月、七年和七年三个月。联合国人权高专署、欧盟、美国、台湾纷纷对如此重的刑罚提出抗议。如果说自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启动实施,香港泛民主派遭遇严厉打压确是事实的话,对于1989年席卷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以及中国维权运动活动人士来说,香港司法当局对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判刑无疑是一项格外令人痛心的消息。
支联会1989年在当时席卷中国全国的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成立。在这场民主运动遭血腥镇压后,支联会不仅是协助许多被北京当局通缉追捕者逃离中国的重要推手,更是此后三十年间每年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悼念晚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支联会也一直是中国内地民主运动的重要支持者。
"八九学生集体声明”: "维园数十万人的烛光,是对屠杀死难者最好的缅怀"
当年的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在得知支联会三名成员被判重刑后,于9月17日联合其它海外民运人士发表“八九学生集体声明”,表达抗议。声明指出:“每年六月四日,维园数十万人的烛光,是对屠杀死难者最好的缅怀。八九学生永远感谢支联会为纪念六四付出的努力。“声明写道:“从1989年到今天,我们始终面对着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搏斗。六四已经过去37年了,但死难者的冤屈依然没有得到昭雪,正义依然没有得到伸张。只要真相一天没有大白于天下,我们就会坚持下去,守护这份历史记忆。支联会不在了,我们还在。”声明呼吁香港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并引述邹幸彤的法庭陈述指出:“追求民主无罪。他们所做的一切,一天牢也不应该做”。这份简短的集体声明联署者名单在此后几天不断加长,从最初的17人增加到34人。
蔡崇国:“六四”对于香港人是心理深层的那种撼动
流亡法国的蔡崇国曾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与者。他因此曾遭中国当局全国通缉,是在朋友以及以香港为核心枢纽的“黄雀行动”的帮助下,才得以安全抵达法国。2010至2020年间,他曾在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作。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对这三人被判重刑深感痛心。这其中当然有私交情谊,但更是因为他从他们身上深切感受到了他们之所以投身这个取名“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组织的真挚情感。蔡崇国特别强调了八九民运当年在港人心中激起的热情,以及六四镇压给这些港人带来的心理创伤。他说:
蔡崇国:“何俊仁、李卓人、邹幸彤他们为什么用他们的生命投入到香港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他们几乎是用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在香港实行真普选的运动?那是因为他们其实是1989年以后全身投入到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中的。 很重要一点是,在香港,支联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现在讲爱国嘛,网上有无数的爱国网红——,但是要讲真正的爱国的,很少有人能够比得过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他们爱国爱的是中国那片土地,是中国人。他们希望中国通过民主化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中国。”
“我们要知道,香港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居民是1949年以后从大陆逃到香港的。其实他们到香港以后,大都忙于生活。在1989年以前,香港当时非常多的人几乎对中国、对中国人并不了解,而且很多人有一种蔑视,很多人都对大陆有非常多的痛苦的记忆。1989年又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前夕,非常多的香港人特别渴望了解中国,对中国也特别恐惧。在这个时候,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了。他们第一次看到那么些学生的演讲,学生的传单、宣言,看到学生那么勇敢,对民主自由的认识那么深刻,那么开放。他们突然认识到一个新的中国、新的一代中国人。很多香港人,像何俊仁、李卓人、邹幸彤等,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中国和中国人对他们来说如此亲近,第一次感觉到这些中国年轻人如此受人尊敬。”
“中国人可能不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中国大部分人在电视上看不到很多学生运动的镜头,而香港人从四月到六月,他们像看电视连续剧似的,每天都看这些新闻。他们完全情感投入。但就在这个时候,坦克车开上了天安门,机关枪枪声划破北京的夜空!很多香港人,他们真是心碎啊!他们见证了“六四”那种不公平,那种残酷。他们心中对中国人、对中国大陆发生改变的一种期望,一种激情,甚至一种爱,一下子被粉碎了。‘六四’对于香港人是那种心理的创伤,是心理深层的那种撼动,因为那个陌生的社会和那群人,他们逐渐了解,逐渐喜欢,可是,却在他们眼前被杀了!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西方,大家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香港人就是通过每年纪念‘六四’,通过推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来实现自己的那种心理疗愈。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典型。 ”
滕彪:香港自由被摧毁之快,很难找到其他的例子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虽然不是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但是21世纪初年,中国公民社会萌芽,维权运动兴起,也让他与支联会等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多有交集。他也在2014年,六四镇压25周年时,首次在香港参加了维园烛光纪念晚会。他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滕彪:“那时候正好是“雨伞运动”也就是“占中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 我和香港的民主派接触非常多的,包括像李柱铭、陈健民等等,我和他们接触很多。和这一次被判刑的这三个人也都有比较多的交往,像何俊仁,他常年关注中国的维权律师。 而且因为关注中国、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维权运动还曾遭到暴力袭击。那个时候大陆的维权律师也比较活跃,他创办了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所以我跟他有很多很多的接触。我对邹幸彤也很熟悉,我们曾一起开会,一起参加培训。除了在香港,我也曾和她去印度或欧洲一些国家一起出席过活动。李卓人曾代表支联会邀请我参加六四烛光晚会。那也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香港参加维园的纪念六四的活动。那是2014年,当年是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 总共有18万人在维园参加烛光晚会的活动,我在那里发表的演讲也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法广:滕彪特别强调,香港曾常年是中国内地民主运动重要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而香港社会的自由空间在港版国安法后被破坏的速度之快,难以找到相似的例证。他因此对支联会三名骨干成员被判重刑感到痛心,却并不感到意外。
滕彪: “从1989年之后说,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权民主,一直持续地提供非常重要的支持,不仅仅是道义上,而且也是在信息的传播、媒体的报道,还有提供资金等等方面。香港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比如,大陆维权运动开始之后,香港各界,尤其是香港的民主派,香港的媒体都非常关注,非常支持,是给我们提供了特别重要的实实在的支持。”
“香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无论是经济的自由,还是言论自由,还是公民社会,香港在全世界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但是从2020年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的这种自由就被摧毁。这种对比是极其强烈的,可能在历史上很少见到对比如此强烈的例子,就是从一个最自由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权状况极其糟糕的,连基本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的地方。 这个下降的速度是极快的,很难找到其他的例子。 ”
“从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的司法制度就好像很快的被中共控制,原来的司法独立制度已经完全被摧毁。这一次,支联会三名骨干被重判,也进一步说明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完全不存在,而且更严重的是,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也不复存在了。支联会曾长期坚持在维园纪念‘六四’,在香港推动自由民主。这不但是香港《基本法》所保护的,也是中国的宪法和国际条约、国际人权标准都保护的最基本的人权。但是现在他们被按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来判刑,真是让人非常愤怒、非常心痛的。但我又不觉得吃惊,因为过去几年已经是这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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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0年六月开始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在坚持30年后,早已随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实施而不再可能。支联会也最终在2021年9月迫于压力宣布解散。何俊仁、李卓人和邹幸彤三人同年被起诉。
现年74岁的何俊仁曾在2014年12月至2019年12月间担任支联会主席。现年69岁的李卓人在2011年至2014年首次担任支联会主席之后,于2019年重新担起重任。现年41岁的邹幸彤则可以说是支联会的新生代领导人
法国学生为什么越来越学不好?从PISA成绩下滑看法国教育面临的挑战
2026/09/15
法国学生的数学成绩创下PISA测试以来最大降幅,阅读能力也持续走低。这不仅是一份国际排名,更折射出法国教育长期面临的挑战。从课堂改革、教师培养,到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对学习方式的影响,本期节目结合三位法国教育专家的观点,探讨一个超越法国的问题:当答案越来越容易获得,学校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最新公布的PISA国际学生能力评估,再次把法国教育推上了舆论焦点。
根据这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调查,法国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阅读能力也出现明显下滑。
消息公布后,法国媒体纷纷以"历史性下降"、"教育警报"等字眼进行报道。
然而,如果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法国在国际排名中下降了几位。
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法国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吃力?
法广姐妹电视台法兰西24近日邀请三位教育领域专家展开讨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分别是《学生报》(L'Étudiant)杂志主编蒂博·科让(Thibaut Cojean)、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巴蒂斯特·拉尔索纳(Baptiste Larseneur),以及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数学家于戈·迪米尼尔-科潘(Hugo Duminil-Copin)。
首先来看,这份PISA报告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对于长期关注教育新闻的蒂博·科让来说,法国成绩下降,并不令人意外。
科让:“这些结果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大家原本就预计,法国的成绩会下降。真正让我意外的,是整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都在下降。”
也就是说,法国并不是唯一出现学习能力下降的国家。
但问题在于,法国下降得更快。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学习困难的孩子。
科让:“过去我们知道,法国是PISA排名里教育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这一次,不只是弱势学生,连条件较好的家庭、成绩最好的学生,也都出现了明显退步。”
换句话说,这已经不仅仅是教育公平的问题。整个教育体系,都出现了疲态。
那么,这份PISA到底为什么如此受关注?
教育政策研究专家巴蒂斯特·拉尔索纳认为,PISA最大的价值,不是排名,而是帮助各国看清自己与世界的距离。
拉尔索纳:“PISA让我们能够站在国际坐标中观察自己。今天法国与最优秀国家之间,已经不是一点点水平差距,而是一道教育鸿沟。”
他说,这种"鸿沟",其实可以量化。
按照PISA的统计,法国十五岁学生在数学上的学习进度,大约落后日本学生三年,落后新加坡学生甚至接近五年。
这已经不是考试多得几分、少得几分的问题。而是几年学习时间的差距。
更令人担忧的是,法国教育似乎正在同时失去两个群体。
一方面,学习困难的学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真正成绩拔尖的学生,却越来越少。
拉尔索纳认为,这种变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教育更加公平。
拉尔索纳:“报告显示,学生之间的差距似乎缩小了一点。但这并不是因为基础差的学生进步了,而是因为原本成绩最好的学生,也开始退步。某种意义上,这是整体水平在向下拉齐。”
如果说,法国过去最大的教育问题,是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那么今天,一个新的问题已经出现。那就是,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越来越多孩子,都正在失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
那么,法国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对此,三位专家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单一原因。
首先,是学校制度。
科让认为,近年来法国教育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学生越来越早进入竞争。
持续性评价、会考成绩,以及大学申请平台Parcoursup,让学生从中学开始,就不得不时时刻刻关注自己的成绩。
科让:“现在的评分制度,对学生未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从初中开始,成绩就关系到未来的发展。很多孩子会因此产生一种心理:'我数学只有12分,我就是学不好数学。”
在这种环境下,考试越来越重要,而犯错,变得越来越可怕。
但数学家于戈·迪米尼尔-科潘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忘记了学习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
迪米尼尔-科潘:“数学学习,本来就是缓慢的。”
他说,自己研究数学几十年,即使今天,依然每天都在学习。甚至,一个新的数学猜想,也可能需要两年的时间,不断尝试,不断失败,再重新开始。
迪米尼尔-科潘:“学习是缓慢的,它不是线性的。它必须经历错误,经历时间,也必须经历与老师、与其他同学不断交流的过程。”
这句话,几乎与今天很多学生的学习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今天,我们越来越习惯快速得到答案。不知道,就去查。但不见得会深入去理解。
迪米尼尔-科潘特别反对法国社会长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数学脑”。法国很多人相信,有的人天生适合数学,有的人天生不适合。
他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解。
迪米尼尔-科潘:“所谓'数学天赋',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刻板印象。它让人误以为数学能力是天生的。但所有研究都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刻板印象,也影响着很多女孩。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开始,不少女孩便逐渐失去学习数学的信心。
她们的能力并没有变差,不过对自己的信心降低了。而在制度层面,这种现象又进一步被放大。
科让指出,自从法国高中改革以后,数学成为一门可以选择、也可以放弃的专业课程。
科让:“现在的数学专业课,越来越像一条属于少数人的道路。女生比例明显下降,家庭条件较差的学生,也越来越少选择数学。”
不过,在拉尔索纳看来,这些都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他认为,真正决定一名学生未来成绩的,不是在高中,而是在小学。
拉尔索纳:“法国真正的问题,不是在高中,而是在小学。”
他指出,国际研究已经证明,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数学基础,能够高度预测他们十五岁时的PISA成绩。他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分数”。
这是全世界孩子都会觉得困难的知识。但法国往往觉得太难,于是不断往后推迟。
而新加坡,则让孩子很早就开始接触。
不要求一下子学会,而是在不断重复中慢慢理解。
如果说,这几年法国社会对于教育问题有一个最普遍的解释,那就是——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与短视频。
法国教育部长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视为影响学生注意力、专注力和学习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么,手机,真的是法国学生成绩下滑的罪魁祸首吗?
科让认为,手机当然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仅仅发生在孩子身上。
科让:“说实话,就连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掉进社交媒体的陷阱,注意力被不断分散。如果成年人都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更难集中精神了。”
不过,另外两位专家却表示不应该把手机,当成唯一答案。
拉尔索纳说,手机的问题,全世界都有。如果手机真的是决定性的原因,那么所有国家都应该出现同样幅度的下降。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拉尔索纳:“手机当然是一个问题。但它更像是一种外部因素,而不是法国教育成绩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
迪米尼尔-科潘,则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
“我觉得,手机有点像一棵树,遮住了整片森林。”
他说,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仅仅是手机。而是整个社会,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迪米尼尔-科潘:“今天的社交媒体,不是在邀请人思考,而是在不断向我们灌输信息。我们获取信息越来越快,却越来越少真正停下来理解它。”
不过,除了教师、课程改革,以及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带来的影响之外,法国教育真正面临的,或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天,教育所面对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如何提高几分考试成绩, 而是我们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
迪米尼尔-科潘:“但我们也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知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屏幕和数字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我认为,更广泛地说,我们整个社会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能力、什么才是真正的会做一件事,也正在重新被定义。”
过去,学校的任务,是帮助学生获得知识。
今天,当人工智能几秒钟就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当搜索引擎随时都能提供海量信息,教育的意义,也许正在发生变化。
真正重要的,不再只是记住多少知识。
而是能否辨别真伪。能否提出新的问题。以及,能否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依然保持思考的能力。
因为真正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为了培养少数天才。
而是帮助每一个人,拥有理解世界、面对未来的能力。
迪米尼尔-科潘:“教育不是一项成本,而是一种投资。因为正是这些年轻人,才是未来的国家栋梁。”
访蔡咏梅:在极权政权强势的当下回看刘晓波超越仇恨的和平主义
2026/09/11
2026年7月13日是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及2010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逝世九周年。德国媒体《欧洲之声》和英国“中国研究“在前东德城市莱比锡组织专题纪念活动及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前香港《开放》杂志资深编辑蔡咏梅女士围绕“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发言。她回顾了中国知识界曾经的一场核心争论:“是做哈维尔还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昆德拉都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政权下的异议作家。蔡咏梅认为,刘晓波用一生践行了哈维尔式的勇气与自我反省精神——从早年的愤世嫉俗转变到后来的和平主义坚守,从“文学愤青”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在极权政权依然强势的当下,刘晓波坚守的超越仇恨的和平主义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飞蛾扑火——刘晓波的哈维尔式精神
法广:蔡咏梅女士,您好。您在这次活动中做了关于“刘晓波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演讲。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在中国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大辩论:是做哈维尔还是做昆德拉? 哈维尔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作家,也是“七七宪章”的发起人;昆德拉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议作家,但他后来加入了法国籍。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有是做哈维尔还是做昆德拉这样的争论?
蔡咏梅:第一,是他们之间的共通性,就是他们对极权政权的认识都是一样的,知道极权政权是控制了政治权利,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他们对极权政权都是不认同的。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认识到极权政权的本质。但是,如何对待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极权政权这么强大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取舍是不一样的。哈维尔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第一,我们要对这个政权、这个社会有清晰的认识,要站在争取人权、争取民主这样的位置上。但同时,我们不光是自己要讲真话,而且,当他人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也要帮他人发声,不能沉默。昆德拉则有一本著作,书名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就塑造了另外一种知识分子,就是不与政权合作,洁身自好,也就是把我自己管好就行了……我觉得这种想法也不是不可取。但是,也由此产生一种理论,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站出来呼吁抗争,去维护他人的权利,那会怎么样?他们会认为,因为大众期望有一种英雄出现,这种挺身而出是在迎合这种心态。这个理论推展下去,甚至会认为,这种迎合大众心态其实与强权在道德上的取舍都差不多……我觉得这就有点混淆了是非立场。
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争论得很厉害。我认识的朋友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像刘晓波,还有徐友渔。徐友渔跟刘晓波两人关系很好,他们价值观也很相同,也曾一起从事人权运动。他们都认为,我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能沉默,我们不光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也要为他人发声。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说实话我不可能那么勇敢,但是我们要肯定这种精神。有些人不敢站出来,我觉得OK ——你不能强迫他人勇敢。但是,不能说我自己懦弱,我就去嘲笑那些勇敢的人。我觉得,继承刘晓波的精神,其中一点就是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至少要肯定这种精神。刘晓波那种精神就是哈维尔精神,他不光是在逆境中奋战,他明明可以安全的着岸了,可以不发声了,但他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努力,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值得肯定。我们中国人就缺少那种坚韧,那种坚持,总是很功利地看这个社会。
从愤青到和平主义者:刘晓波的自我救赎
法广:在介绍刘晓波的时候,您特别提到刘晓波从一个所谓的文学愤青,就是他有很愤世嫉俗的性格,过渡到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人发言时提到,刘晓波的这种和平主义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是很重要。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蔡咏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愤怒,每个人都会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先天不足的,我们作为人性都有缺点。你用一个标准去检视他人很容易,作为一个社会批评者,有些人对社会批评很严厉,但是他不用同样的标准对准自己。我觉得刘晓波可贵的地方就是他用同样标准对准自己。他为“六四”坐牢出来后,写了本书。那时候就引来很多人批评他,因为他这本书骂自己骂得很凶,他骂有些民运的人也很凶。我觉得,因为他最初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在表述时候经常是一种情绪式的语言。他不是学者或者新闻记者,会有一种理性的中性的(措辞),他会用一种文学(方式)把(问题)夸大、放大。我觉得关于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我个人跟他接触过。我觉得刘晓波真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以前觉得他“很狂”,说话非常非常狂,后来发现他非常的谦虚,言语表达方式都是很谦虚,而且,比如说我们跟他讨论到某个人,他也会很体谅人家的处境……感觉简直就是变了个人,与他以前的那种愤世嫉俗的表现,完全是两个人。
其实他在狱中的时候,大量地读书,对那些跟他原来的观念不同的东西,他会去吸收它,然后以此来评判自己。德国神学家彭霍费尔(德国牧师,也有人译为潘霍华)因反对纳粹而死于狱中。刘晓波的文章中经常提到他。所以我一度误认为他皈依了基督教。但他说没有信教。但彭霍费尔的思想对刘晓波影响很大。他曾提到,彭霍费尔的那种对人类之爱的最高境界,就是耶稣上帝对所有人的爱,这个爱不分彼此。他说,这是最高境界,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我们要向那个境界升华。他真是说到做到,他后来真是就变了,待人处事、言谈举止、对人的关怀……北京的很多朋友会说,刘晓波怎么关心他们,他不是只是打个电话来问候一下,而真是切身的去关怀他们的生活。我加入笔会后曾跟他合作过。因为他是会长,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跟他联系。 比如,我们在香港搞活动,他会说:有什么事情你吩咐我去做,我在北京帮你联络人……我听了吓一跳: 我说刘晓波会愿意替人跑腿?这是不能想象的事。但他后来真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我们也知道民运总是遭到各种批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标准只对别人,不对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像刘晓波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情况就会好很多。
“我没有敌人”:超越仇恨的普世价值
法广: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北京受审时 )在那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题目就叫“我没有敌人”。这句话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尤其是在民运中都是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不少人对此提出反对,您怎么看?
蔡咏梅:我想是这样。我们的价值观最终是要融合人类的文明主流,人类文明主流就是普世价值, 就是我们的关怀、我们的爱要超越族群,超越阶级,就是有超越性。我们以前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那是一种仇恨教育,就是把一部分人化身敌人,我们要去恨他,要千刀万剐,要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要打倒在地,要踏上一万只脚等等。
但是我们是要过渡到一个以普世价值为宗旨,一种宪政民主的国家,所有人全部平等,权利上平等,都是公民。我觉得,我们要摒除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仇恨教育。
我们的传统教育说,一个政权要改变的时候,一定是你死我活的……不。没有你死我活,可以和平过渡。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法律上来处理,用法治来解决,不是用意识形态的一种仇恨意识、一种排他意识把谁排除在外。
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制度。你看,现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城市莱比锡,曾是一座东德城市。但这个社会过渡到现在,很和谐。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弊病? 都有。但是没有了以前东德社会的那种(敌对关系)。大家都知道莱比锡以前那个秘密警察(体制),就是把一部分人当成敌人对待,要监视他们。但是,民主化以后,是不是要把这些人(秘密警察)也拿来当敌人? 他们以前犯过的行为,我认为是被社会裹挟的,因为人性是软弱的。我们要不要像共产党一样,我们上台后就来个大报复? 那种仇恨,我们不需要。
我觉得刘晓波这种精神很可贵,中国民运队伍里边,所有的NGO组织里面,总是搞得你死我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足的,不要把对方当成敌人,我们要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大家。我认为刘晓波说他没有敌人,并不是他要同极权和解。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说,我们的精神境界要是一种普世价值的精神境界,要排除仇恨意识和排他意识。我一直都是这样理解的,不能总是你死我活:第一,这样说不对,价值观不对;第二,你也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我们要把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作为终极目标,作为口号提出来。
中国出入境新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矛盾
2026/08/18
中国国务院于七月底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共19条,将于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 新规涉及中国公民出境、外国人入境、海外安全风险、科技人员跨境流动、移民中介,以及公职人员和军队人员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问题。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中国政府进一步规范公民出境。
根据规定,国家建立中国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如果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存在战争、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疫情等风险,相关部门可以发布安全提醒。
对于风险最高,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国家和地区,移民管理机构“必要时应当劝阻”中国公民前往。
此外,申请出入境证件必须有真实、合法的事由。有关部门在核实身份和申请事由时,可以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甚至电子数据。
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认为,这些措施并非全部是新的。
张伦: “这个文件出台呢,事实上是把一些已经在实行的一些做法,加以规范,并不是全部都是什么新的东西。”
他认为,对海外安全发布旅行警示,本身并不特殊。
张伦: “从现代国家的管理角度讲,比如说有些机构要对中国公民外出到某些地区的情况做一些事先的警讯,我想这个呢,都是一些现代国家经常做的,比如说法国也做。”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新规进一步把出境管理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以及技术安全联系起来。
例如,规定中国公民如果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回国后可以被禁止出境六个月至三年。
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主管部门也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
新规同时规定,对于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原则上应告知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
但如果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况,则可以不告知。
这正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关注的重点。
从法律层面看,新规未必创造了大量全新的政府权力。更重要的是,它把过去已经存在的一些权力和执法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制度化。
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这些权力被制度化,“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等比较宽泛的概念,也可能给行政机关留下相当大的裁量空间。
高树超尤其关注救济问题。
虽然部分出境限制决定需要说明理由,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不告知当事人。这意味着个人挑战相关决定、获得充分司法审查的空间可能受到限制。
而他在7月31日于社交平台X发表的评论,更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
“趁现在还能走,赶紧离开。更确切地说,要在45天后这些规定正式生效之前离开。”
这段话随后被多家媒体报道。高树超同时指出,新规第四条尤其重要,因为它扩大了政府实施出境禁令的空间。
国家安全与科技人才 新规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把海外行为和出境权进一步联系起来。
过去,中国已经存在对本国公民境外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管辖的法律基础。
但新规明确规定,如果相关行为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或者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并可能危害产业和技术安全,当事人可能面临出境限制。
因此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科技和科研人员。
因为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战略性领域的人才和技术跨境流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放进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框架。
此前,人工智能公司Manus被Meta收购的事件,就曾引发外界对中国科技人才出境限制的关注。据金融时报报道,两名创始人肖弘和季逸超三月底时被限制出境。
张伦表示,如果科技人员认为自己的国际流动受到越来越多限制,这可能影响中国吸引和留住国际科技人才的能力。
对于外国人,新规同样提出更严格的要求。
如果在申请中国签证或者入境时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可以被禁止入境一年至五年。
被列入相关反制或者限制清单的外国人,也可能被拒绝签发证件或者拒绝入境。
这意味着,记者、研究人员,以及从事政治或者战略敏感领域工作的外国人,可能更加关注中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
新规还加强了对移民中介的监管,并明确禁止相关机构协助公职人员、军队人员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等手续。
从法律层面看,这反映出政府对体制内部人员海外流动的关注。
而从更大的政治背景来看,张伦认为,这背后存在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矛盾。
开放与控制 张伦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出入境管理变化,需要放在整个治理模式变化中理解。
张伦: “这个是一个整体的趋势,这些年已经看得很明显。他通过原有的一些行政管理方式、组织方式、制度性的方式,那么这些年又加速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进行控制。”
他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国际市场、技术和人员交流,但与此同时,政府又越来越担心人员流动、信息流动以及海外政治影响带来的风险。
“开放上它还要开放,还要经济发展需要你,你不开放怎么办?你比如说你卖产品,卖产品你仍然不让出去,你怎么卖产品呢?”
他说,这种开放与控制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张伦: “你不能说我既要自由,又要权威得高、权威的管理,这个是很难协调的。”
他认为,与过去相比,今天政治控制的重要性明显上升。
中国仍然需要国际贸易、技术和人才,但与此同时,对人员、信息以及被认为具有政治风险的跨境活动,管理可能越来越严格。
张伦: “我把它称之为可能要像一种软朝鲜化的管理方式进一步迈进。”
他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会变成朝鲜,也不是重新回到全面封闭。 换句话说,商品可以继续流动,资本可以继续流动,经济活动需要继续与世界连接;但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可能受到更多国家安全考量的影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项新规会引发如此多的关注。
谁能够离开? 这种张力,也引发了其他学者的关注。
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李少民8月3日在社交平台X上评论中国出入境管理的变化。
他的观察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强,但政权对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似乎也在提高。
他尤其关注体制内部人员的出境。
在他的判断中,过去能够出国有时被视为组织信任的表现;但如今,体制内部人员也可能面对更加严格的护照和出境管理。
李少民认为,这反映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信任”。
但与此同时,中国又很难真正关闭国门。制造业、出口以及科技发展,都需要国际市场、技术、资本和人才。因此,中国可能寻求的不是彻底关闭国门,而是更加有选择性的开放。
他表示:“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出入境新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政措施,它反映了一个经济和军事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与一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政权之间的矛盾。 在一党专制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
法国社交媒体禁令:保护青少年,还是限制网络自由?
2026/08/04
最近,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引发国际广泛关注的新法律:15岁以下未成年人原则上不得注册和使用社交媒体。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第一个通过此类全国性法律的国家。 支持者认为,这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反对者则担心,这项法律可能扩大身份验证、影响网络匿名权,甚至限制言论自由。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国为何推出这项法律,又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于7月21日正式通过法案。从今年9月1日起,15岁以下青少年将不能新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已经拥有账号的未成年人,则有四个月的过渡期,到2027年1月1日前停止使用。法律同时规定,法国高中原则上也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但学校可以根据内部规定作出例外安排。报道指出,这也是欧洲首次有国家推出如此全面的社交媒体年龄限制。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法案通过后立即表示,这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一项重大进展",法国希望能够为整个欧洲树立先例。
不过,法律并不是禁止所有网络服务。
法新社报道称,一些教育用途的平台、网络百科等服务可以获得豁免;至于YouTube和WhatsApp,普通观看视频和发送私人讯息并不会受到影响,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留言、评论、分享等具有社交互动性质的功能。平台未来必须建立年龄验证机制,不过具体采用什么技术,还需要政府进一步确定。
那么,法国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项法律?
法国政府援引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数据。
根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也就是ANSES指出,法国约有一半青少年每天花两到五个小时使用智能手机,而2025年的数字调查显示,58%的12到17岁青少年每天都会浏览社交媒体,其中多数人不仅浏览内容,也主动发布、分享和评论内容。
更重要的是,今年2月公布的一项科学评估认为,青少年由于情绪调节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尚未成熟,更容易受到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包括睡眠质量下降、自我评价降低、网络霸凌带来的心理伤害,以及冒险行为增加等问题,尤其是女孩受到的影响更加明显。
除了官方数据之外,本台也采访了长期从事网络儿童保护工作的机构——E-Enfance协会。
协会负责人伊内丝·勒让德(Inès Legendre)表示,对于15岁以下儿童来说,TikTok、Instagram、Snapchat等平台都存在不少风险,包括网络霸凌、性勒索、不当接触成年人等。
她特别提到,现在许多平台依靠算法不断推荐内容。一旦孩子开始浏览某一类内容,例如涉及极端节食或者厌食症的视频,平台就可能持续推送类似内容,不断强化孩子原有的不安和焦虑,对心理健康造成进一步影响。
不过,这位专家也提醒,仅靠"禁止"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项法律在执行层面并不容易。
首先,法国本身无法直接管理Meta、TikTok等跨国科技公司,未来真正涉及平台执行、年龄验证标准等问题,还需要欧盟层面的协调。
负责推动法案的参议员凯瑟琳·莫兰—德塞伊(Catherine Morin-Desailly)也承认,这项法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希望借此推动欧盟尽快制定统一规则。
那么,即便法律正式上路,它真的能够减少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吗?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
澳大利亚早在2025年底便通过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然而,根据一项针对400名年轻人的研究,在法律实施八个月之后,12至13岁儿童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
很多孩子通过借用成年人账号、建立假账号,或者使用无痕浏览等方式绕过限制。
因此,儿童保护组织认为,仅有禁令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加强教育、家庭沟通以及平台自身的安全设计。
他们同时强调,社交媒体也并非只有负面作用。
对于一些生活在偏远地区、身体残障,或者缺乏现实社交机会的年轻人来说,网络社区可能提供重要的支持、表达和归属感。因此,他们更希望建立符合不同年龄需求的网络环境,而不是一刀切地全面禁止。
除了执行问题之外,这项法律还引发了关于数字权利的讨论。
法国网路权利组织"La Quadrature du Net"发表文章,强烈反对这项法律。
这家长期关注隐私保护和数字自由的组织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商业社交平台依赖广告和算法推荐的商业模式。
他们认为,与其全面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所有社交平台,不如针对平台设计、广告模式以及推荐算法进行改革。
文章指出,由于法律要求平台确认用户年龄,未来可能导致越来越普遍的身份验证,甚至影响一些去中心化、由志愿者运营的小型社交平台,因为这些平台未必有能力建立复杂的年龄验证系统。
法国《世界报》则刊登了雷恩大学公法教授布吕内森·贝特朗(Brunessen Bertrand)的一篇评论文章,从法律角度提出另一种担忧。
这位教授指出,为了阻止15岁以下青少年进入社交平台,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用户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年龄。
换句话说,一项针对少数人的限制,却可能要求数千万互联网用户接受年龄验证。
她认为,这涉及法国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以及欧洲人权法院长期强调的匿名表达原则。匿名不仅保护个人隐私,也有助于人们自由表达意见,因此法律必须证明这种限制确实必要,而且符合比例原则。
她还指出,目前法国政府提出的所谓"双重匿名"年龄验证技术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经过大规模实际应用,其隐私保护效果还有待验证。
此外,这篇评论认为,法国国务院此前曾提出,还有一些限制性更小的替代方案,例如直接规范平台推荐算法,或针对高风险平台实施更严格监管,而不是统一禁止所有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评论同时指出,法国宪法委员会未来仍将审查这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综合来看,这项法国新法律反映出一个全球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一方面,越来越多研究显示,青少年确实可能受到网络霸凌、算法推荐、成瘾设计等因素影响,政府希望加强保护。
另一方面,如何保护儿童,同时又不损害隐私、匿名权和表达自由;如何落实年龄验证,又避免形成普遍身份审查;以及如何让商业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而不是把责任全部转移给用户,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简单答案。
法国如今走在欧洲最前面,也意味着它将率先面对这些现实挑战。
廖天琪:在以和平抗争助推柏林墙倒塌的莱比锡重温刘晓波精神遗产
2026/07/28
2026年,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囚禁中逝世九周年。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之声”和总部设在英国的“中国研究”联合举办纪念活动和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活动。活动选择在德国城市莱比锡举行。为何选择莱比锡?这座城市与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有何关系?首届人权奖为何同时颁给一位德国牧师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同时举办的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特别聚焦了台海和平与中国民族问题。这些议题与刘晓波的理念又有何关联?主办机构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及独立中文笔会名誉会长廖天琪女士会议活动结束后接受采访,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莱比锡的抗争方式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
法广: 廖天琪女士,您好。今年是刘晓波先生逝世9周年,您主持了首届“刘晓波人权奖”颁奖典礼和中国宪政民主讨论会,活动地点选在德国莱比锡。地点选择并非偶然,能否请您解释一下莱比锡与刘晓波之间的联系?
廖天琪:刘晓波本人与莱比锡并无直接关联,但这座城市在东西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精神内核与晓波先生的理念高度契合。
1989年春,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德国社会也展开了广泛讨论。那年秋天,东德民间弥漫着不安:人们担心当局会效仿“中国模式”——即以暴力镇压民众抗议。当时东德的经济状况虽优于其他东欧国家,但已江河日下,民心动荡。从秋季开始,各地陆续出现抗议活动,而莱比锡的圣尼古拉教堂成为民众聚集的核心。
1989年10月9日,数千民众在教堂内举行“和平祈祷”,实则表达抗议。当局派警察包围教堂,但基于西方对宗教场所的尊重,未敢强行进入。教堂内的民众决定集体走出,有序游行绕城。令人惊讶的是,警察并未阻拦或施暴。这一“奇迹”鼓舞了民心,此后每周一下午五点,莱比锡市民都会聚集在教堂,举行“星期一示威”,规模从数万人扩大至数十万人。这场持续六周的和平抗议,最终成为压垮东德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柏林交响乐团指挥库尔特·马祖尔曾致电东德共产党总书记,警告“不能重蹈中国模式,绝不能流血”……莱比锡的抗争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与刘晓波的主张不谋而合。刘晓波那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
巧合的是,今年7月13日(我们举办活动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一。自1989年起,莱比锡每周一下午五点都会在圣尼古拉教堂举行“和平祈祷”,纪念这段历史,并为全球动荡地区祈福。选择在这里举办活动,既是向历史致敬,也是向晓波先生的精神致敬。
告诉所有为正义付出代价的中国人: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
法广: 首届“刘晓波人权奖”同时颁发给了德国牧师罗兰德·库讷和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为何奖项不限于中国人,而是面向跨国界的支持者?
廖天琪:最初我们并未设定奖项仅限于中国人或西方人,而是希望谁最能体现晓波精神,就颁给谁。罗兰德·库讷牧师正是这一理念的最佳代表。
2010年,库讷牧师得知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且无法亲赴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他深感不公。他回忆起纳粹时期,一位德国记者也曾因获和平奖而无法领奖,但至少其妻子能代为出席。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失去自由。从那年起,库讷牧师每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都会带领学生从500公里外的学校所在地(他在一所高等职业学校里当宗教老师)赶到柏林,在中国驻德大使馆门前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呼吁还刘霞以自由。最多时有近300名学生参与,他们顶着严寒,高举横幅,呼吁尊重人权。这种坚持持续了十余年,从未间断。
库讷牧师不仅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更是一位充满人道精神的行动者。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他每年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前往灾区,帮助重建学校和青年中心。我与他相识多年,见证了他为刘晓波和刘霞奔走呼吁的点点滴滴。在西方社会,能如此长期坚持为一个中国异见人士发声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决定将这个奖项颁给他。
张展则是另一位获奖者。她曾以公民记者身份报道疫情真相,先后两次被判刑,合计八年监禁。她的勇气和坚持,正是晓波先生所推崇的和平抗争精神。通过颁奖给张展,我们希望向所有为正义付出自由代价的中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你们的声音不会被埋没,我们会替你们发声。
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法广: 活动还设置了“台海和平”与“民族问题”两个讨论主题,它们与刘晓波有何关联?
廖天琪:这两个主题虽未直接出现在刘晓波的著作中,但都与他的核心理念——和平、理性、非暴力——紧密相关。
首先,刘晓波生前关注台湾民主进程,并撰写文章探讨两岸关系。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全球高度关注。乌克兰战争等国际冲突表明,局部危机可能引发全球连锁反应。我们希望传递晓波先生的理念: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唯有和平对话才是出路。我相信,台湾问题牵动所有华人,中国大陆的民众也非常关心,他们也注意到台湾已建立成熟的民主制度,对此也有认同和向往。我们呼吁当局以同理心看待台湾问题,放弃武力威胁。
中国的民族冲突也是刘晓波生前非常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权利。今年7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质是加强对少数民族的高压管控。按照这项法律,同情少数民族自治诉求的海外行为被视为犯罪。这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正是为了延续刘晓波的思考,并警醒世人:民族和解需要对话,而非暴力。
1989年6月4日,中国解放军开始对持续近两个月的静坐抗争运动展开武力清场时,刘晓波是最后一批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两天之后,他被拘捕,被指控为操弄这次运动的“黑手“,并于同年9月被开除公职,又在1991年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罪“。而此时,在莱比锡民间和平抗议已经成功推动了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东德于1990年3月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并于当年10月与西德统一,重新成为单一的主权国家。
香港“离散之声”影展与对跨境流动现实中自我定位的思考
2026/07/28
巴黎香港电影节主办方CUBE 2026年6月20日至21日,首次举办“离散之声”单元影展, 以香港为核心元素,呈现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所见证的离乡漂泊故事。开幕影片《风继续吹》、《水牛》(Le Buffle d’eau)以及影展期间放映的著名导演王家卫2015年完成的故事片《一代宗师》则相互呼应,勾勒出香港从中国内地流亡者的向往之地,到新一代港人出走他乡的出发地的命运转换。纪录片《水牛》以影片导演Anaïs Mak 的父亲在文革期间冒死从广东渡海逃往香港的经历为核心,为反映当代港人被迫流亡故事的影片《风继续吹》中的一句话:“能逃出来就是你最大的成功“做了最好的诠释。但主办方延续2025年巴黎香港电影节主题 « Ancrage » (意为“锚”,或“定锚”)的思路,从港人再度踏上流亡之旅的经历出发,正努力将视角扩大到当今世界,探讨国族、国籍、故乡等传统的身份标签与个体在异地他乡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自我定位、重塑身份认同的关系,思考在人员跨境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落地生根的现实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根”的逻辑的挑战。影展主办协会CUBE的两位创始人张乐勤和Kenneth介绍他们的想法。
法广:为什么“离散之声”电影展要单独成为一个单元,而不是放在每年一次的巴黎香港电影节框架下?
Kenneth:其实,去年的巴黎香港电影节已经设立了“离散之声”这个单元。当时我们就发现,这个主题很有潜力,值得进一步挖掘。而且,不少观众觉得这个议题很有意思,甚至希望我们能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探讨。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的框架下,可能会让主题失焦,因为香港电影节的定位相对固定,而“离散之声”有更大的延展空间。
张乐勤:首先,去年的“离散之声”单元反响很好,这给了我们信心。其次,我们希望这个单元能更全面地呈现“离散”这一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香港。但如果把它放在香港电影节里,“香港电影”的定义就会变得模糊,因为我们的影片不仅涉及香港导演,还包括虽然不是在香港拍摄,但内容与香港相关的作品;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或其后代创作的影片。这些影片独立放映,讨论会更聚焦、更深入。
另外,我个人觉得,“离散”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但艺术是表达这个议题的最佳方式。如果这个单元能独立发展,或许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离散之声”电影节,甚至艺术节。
Kenneth:今年我们特别选了《风继续吹》(No Time for Goodbye)作为开幕片,因为它不仅仅讲述香港人的离散故事,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香港人与其他族群、其他国籍难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我们其实都觉得最有意思的是,香港不单单是香港,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都会,我们的文化其实一直都在跟不同的文化发生撞击,有对话,有交流。我们希望未来能打造一个更开放的平台,让不同的离散群体能有更多交流。
法广:开幕影片《风继续吹》通过两位流亡香港人的视角,展现了来自不同国家、各有故事的流亡者。你们提到希望将这个议题扩大,甚至超越香港。为什么要更广泛地关注移民议题?在西方社会,难民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常常引发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你们为什么要聚焦于此?
张乐勤:我们讨论的不仅仅是流亡者或难民,其实难民不一定是流亡者。比如,还有气候移民等群体。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迁移”(displacement)这个更广泛的现象。通过这些影片,我们希望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什么是家?”“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地方?”当那些种族歧视者对你说“Go back to your country!”(回你的国家去!)时,你该“回”哪里?
我们不想局限于某一种移民类型,因为这个议题会延伸出很多有意思的思考:种族和国籍是一回事吗?故乡的定义是什么?家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越深入挖掘,我们就越觉得这个议题有趣。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人口流动性越来越高,但针对难民甚至移民的歧视和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这些创作者的故事和声音被更多人看到、听到,哪怕只能带来一点点改变,我们也想尝试。
Kenneth:在筹备“离散之声”的过程中,我们接触了很多生活在法国的移民群体,比如来自越南、中国、香港或台湾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他们有时会讨论“寻根”这个话题,因为可能有些家人或者是其他人会说到“寻根”……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寻什么根?我的根就在法国。为什么因为我的肤色不同,就要我去寻根?” 这种感觉很矛盾。
所以,当离散群体已经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久之后,我们还能用“离散”或“流亡”这样的词来定义他们吗? 这些词可能只适用于短期的描述,但长期来看,它们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
比如,我们的短片《逆流》中的人物,她要回到香港并不是因为受到压迫,也不是为了寻根,而是出于其他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样的人? 这就又回到刚刚提到的“迁移”(displacement)的问题。
我们为这个单元取名“diaspora”(离散),但它包含的意义远不止“离散”这么简单。
节目档案:从2025巴黎香港电影节看在漂流历史中寻找自我定位的香港
中国监狱调查:亲历者揭开高墙内的真实面貌
2026/07/21
中国有多少人在坐牢?根据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新估计,如果把监狱和看守所中已经判决、正在服刑的人都计算在内,中国目前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可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服刑人口。然而,数字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人在监狱里经历着什么?中国监狱长期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最近,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访问了数十名前服刑人员,希望透过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中国监狱的真实面貌。法广采访了保护卫士研究主任迪娜·加德纳 (Dinah Gardner)。
不过,要了解中国监狱系统的规模,并不容易。报告指出,中国官方已经多年没有公布完整的监狱统计数据。目前能够查到的最新官方数字仍停留在2018年,当时全国约有680所监狱、关押约170万名服刑人员。再加上估计约65万名在看守所服刑的已决犯,研究团队推算,中国任何时候约有234万名服刑人员。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显示,2020年至2024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至少有86.3万人被判处监禁或死刑。不过,这项统计并不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等案件,因此实际人数可能更高。
法广:“首先,我想从这份报告的研究方法谈起。由于此次调查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您有多大把握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中国监狱系统的整体状况,而不仅仅是受访者个人的经历?”
加德纳:“我之所以对调查结果比较有信心,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受访者来源比较广泛,并不是全部都是政治犯,而是既包括普通刑事案件的服刑人员,也包括政治犯。因此,样本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类特定群体。
此外,虽然调查采取匿名方式,但我们仍然收集了一些有关他们服刑地点的信息。此次纳入报告的受访者曾分别被关押在中国16个省级行政区、共36所不同监狱。
再结合我们过去十多年持续研究中国拘押制度和司法体系的经验来看,虽然我们无法逐一核实每位受访者陈述中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们所描述的情况都与我们长期掌握的研究情况高度吻合,没有任何明显不符合实际或令人怀疑的内容。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能够反映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
法广:“那么,在这份报告中,哪一项发现最让您感到意外?”
加德纳:“坦率地说,我最初的反应是,其实没有什么让我特别惊讶。毕竟,多年来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之后,中国监狱中发生各种侵害行为,本身已经不会让我觉得意外。
不过,如果认真思考的话,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关于单独监禁的问题。我们一直知道,中国监狱会使用单独监禁这种处罚方式,但真正令我震惊的是,它在实际操作中的使用程度。
你应该已经看过我们对澳大利亚公民 马修·拉达尔的完整采访。他曾连续数月被关押在单独监禁中,这远远超过了15天。根据国际人权标准,连续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已经构成心理酷刑。
即便按照中国《监狱法》的规定,单独监禁一般也有15天的限制,但马修实际被关押的时间明显远超这一期限。
不过,即使没有主动询问,不少受访者仍主动提到自己曾遭受单独监禁。其中一位受访者表示,他之所以被关禁闭,仅仅是因为拒绝撰写所谓的"思想汇报"。
另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是,中国《监狱法》明确规定,如果一名身体健康的服刑人员拒绝劳动,或者劳动不够积极,就可以被处以单独监禁。也就是说,如此严厉的一种惩罚措施,竟然被用于惩戒这类行为,这一点确实令人震惊。”
单独监禁只是报告揭示的问题之一。
除了这项惩罚之外,报告也发现,不少受访者提到,服刑期间被要求反覆撰写所谓的“认罪书”、“悔过书”或“思想汇报”,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拒绝配合,可能面临禁闭、扣分,甚至影响减刑。研究团队认为,这种持续要求服刑人员表达认罪、悔过的做法,不只是纪律管理,也带有明显的思想改造色彩。
同时间,劳动几乎也是所有受访者共同的经历。许多受访者表示,每天必须长时间从事劳动,生产鞋子、服饰、电子零件等商品;如果拒绝劳动或未达要求,可能面临禁闭、扣分或其他处罚。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做法已超出国际人权标准对监狱劳动的要求。
不过,报告也指出,由于中国监狱系统长期缺乏透明度,这些情况一直难以受到外界监督,也很难获得独立核实。
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比较习近平执政前后的监狱变化,但加德纳认为,近年来中国监狱系统的透明度持续下降。她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申请遣返回国服刑或保外就医,也比过去更加困难。
法广:“这份报告谈到了不少监狱里的共同经历。不过,我想进一步问的是,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他们在中国监狱里的经历有没有明显不同?”
加德纳:“这份报告本身并没有专门区分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因此我不能直接依据这项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结合自己过去多年采访相关人士的经验谈一谈。总体来看,无论是政治犯还是普通刑事犯,在中国监狱里都会经历各种不同形式的虐待,处境都相当艰难。
不过,在某些方面,政治犯的待遇可能还要更加恶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往往会被刻意孤立。监狱管理人员通常会限制其他服刑人员与政治犯接触,甚至明确禁止他们交谈。
有一位中国政治犯的妻子曾告诉我,她丈夫甚至被禁止参加监狱劳动,并不是因为身体原因,而是为了避免他与其他服刑人员接触。
我们也在此份报告中也引用了李明哲此前受访的内容。他提到,除了同监舍内极少数指定人员之外,其他服刑人员都被禁止与他说话。劳动过程中,监狱还实行所谓的"互相监督",只要有人与李明哲交谈,就可能遭到举报。
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监狱里本身已经承受着各种虐待,如果再长期遭受这种社会隔离——没人敢和你讲话,你也无法与任何人交流——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此外,政治犯也更容易被拒绝家属探视、信件被扣留等。例如,中国维权人士许志永被判刑14年后,他的伴侣李翘楚就在自己的博客中不断记录,她多次申请探监遭拒,寄送信件也受到限制,甚至连办理结婚登记都遭到阻挠。事实上,中国法律并没有禁止服刑人员结婚。
因此,从这些案例来看,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政治犯遭受了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带有报复性质的待遇。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目前已有不少个案证据表明,部分政治犯在中国监狱中的处境,比普通服刑人员更加艰难。”
报告也特别提到,在中国服刑的台湾人,往往面临另一项特殊处境。由于台湾没有驻中国使领馆,台湾籍受刑人无法像其他外籍人士一样获得领事探视或协助。
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就是2017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2022年刑满返台后曾公开表示,在监狱里,其他受刑人被禁止与他交谈,只要有人和他说话,就可能受到处罚;他的妻子李净瑜多年来持续奔走救援,也曾多次反映探视受到限制。
事实上,由于中国司法案件缺乏透明度,目前外界也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根据台湾民间团体统计,过去十年至少已有857名台湾人遭到强迫失踪或任意拘捕,其中包括李明哲、李孟居、杨智渊,以及出版人富察等案件。
报告认为,缺乏领事保护,使台湾人在中国服刑期间更加孤立,也更难维护自身权益。
法广:“最后,我想请教一个更宏观的问题。无论是国际人权标准,还是中国自己的法律,都强调保障人的尊严、禁止酷刑等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法律中的这些规定,与现实之间会存在如此大的落差?”
加德纳:“我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中国整体治理方式的一个特点。中国政府希望向外界展现自己遵守国际人权规范、重视人权,因此,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官方宣传中,都能看到"保障人权""维护人格尊严"等表述。
但是,我认为,我们绝不能因此产生一种误解。仅仅因为一项权利被写进法律,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得到落实。事实上,中国宪法同样写着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这些规定都真实存在。然而,一旦这些权利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或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真正占上风的永远是后者。
换句话说,只要某项自由或权利被认为可能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意识形态,它就不会得到真正保障。因此,在中国,法律的规定并不必然意味着现实中的保障。
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法律体系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关键所在。”
保护卫士的这份报告,试图透过数十名前受刑人的证词,拼凑中国监狱内部的真实样貌。尽管受限于监狱系统缺乏透明度,许多细节仍然难以独立查证,但对于一个可能拥有全球最大服刑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来自亲历者的声音,仍为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更多调查细节和完整报告,可点击
Afra Wang: 在中国,AI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
2026/07/09
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中美两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中国的 “深度求索”、“智谱”等初创企业似乎正不断以功能相近,但成本低廉的应用模型挑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如果说两国政府都在穷尽办法,筑起小院高墙,以保护自身的优势的话,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投资该领域,显示志在必得的决心之际,美国政府则不时地在与本国的行业领袖较劲。Anthropic 的大型语言模型的两个最新版本不久前经历的禁止外国用户登录随后又有限度放行的风波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与此同时,美国行业领袖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前景的讨论与担忧中,似乎难以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科技企业是否对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有同样的忧虑?旅居美国的Afra Wang是自由撰稿人,她主笔的行业通讯Concurrent专注观察中国和美国硅谷高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研发动向。不久前,Afra Wang刚刚随一个观察团前往中国实地考察。她尤其注意到了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同的发展逻辑,以及在这两种不同逻辑之下的行业现实。在她看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当前的蓬勃表象之下,也暗含着泡沫破灭的可能。Afra Wang6月9日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她的观察与分析。
Anthropic为何呼吁人工智能开发暂缓?
法广: 最近,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的领导人呼吁让人工智能的开发暂缓。您怎么理解这样的呼吁?现在,国际社会上好像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开发人工智能技术,Anthropic为什么会提出来要暂缓呢?
Afra Wang: 我想先澄清一个前提:Anthropic其实并没有呼吁暂停研发——它自己还在全力研发前沿模型。它真正做的,是一边推进、一边不断拉警报,尤其是对失控风险的警报。2023年那封著名的"暂停六个月"公开信,Anthropic恰恰没有签。 因为AI大公司,主要在美国、也包括英国,大概有三家:DeepMind、OpenAI和Anthropic。这些大公司其实都在用大量的算力和基建,去研发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见过的AGI(通用人工智能).
前两天,他们推出了一篇新的文章,就是在讲这种叫做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RSI,递归式自我改进) 的人工智能——广泛来说,就是人工智能可以自己撰写代码去完善和进化自己, 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逐渐排除在人工智能自我迭代的这个循环之外。这是一种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见过的科技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造出了一个比人类还要聪明的机器。所以,当这个趋势在更加延续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顶尖的人工智能的研发机构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于是,硅谷这边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类似思想流派。其中的一个流派就认为,这种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迟早会超出我们人类的理解和预知,会做出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方说制造化学武器,或者说被坏人所利用。还有一个比较极端流派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有被毁灭性的危险,因为暴露在这种人工智能快速自我迭代的危险之下。于是,就出现很多这种所谓的暂缓论调。这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大概几年前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呼吁叫停。只不过最近Anthropic新出的这篇文章和它公司的最新动向,强化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所以这个论调又开始卷土重来。
法广: 就是说,人工智能因为智能体现在有能力自我更新、自我换代升级,那么人类社会有可能会失去对这种技术发展的控制,是这意思吗?
Afra Wang: 对。没错。有一个很好的叫做Understanding AI的科技媒体里面也说,人工智能有的时候在解决数学题或者物理问题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但是它却没有办法告诉人类它自己的推理过程、或者它为什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在制造一个比自己聪明很多的机器,但是这个机器可能又没有办法以我们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其中的机制。
在中国,AI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
法广: 您最近才从中国回来。你们是一个观察团,到中国去实地考察。那您在中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忧虑呢?
Afra Wang: 在中国,这种忧虑尤其是在科技界看到得比较少。我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Mandate of AI。我在探索:中美之间这种AI的治权到底是谁在决定?
就我的观察来说,在硅谷,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刚刚讨论到的这种比较形而上的观察——是行业的AI领袖去定义的。他们这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手中的前沿技术会非常深刻地、不可逆地重塑社会。所以这些行业领袖会经常发表播客、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或者去跟媒体交流,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这个行业的未来,认为他们有资格告诉普通人:未来在AI的塑造之下可能会走向怎样的情况。
但是在中国,在我的观察当中, AI的治权是在国家。在整个更大的经济现场当中,AI其实发挥着一个更小的作用。在中国,AI其实是中国用来实现自身的达尔文式工业化升级的一个工具。所以当AI成为一个只是帮助国家产业升级的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内AI从业者的地位要比美国AI从业者低很多。这个地位不仅是针对收入而言,而且是话语权、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发声的影响力。所以在中国,你能看到的是:是政策文件在诠释AI和未来相结合、相应用的方式。比方说AI+行动方案,或者“十五五”规划,或者各地方政府——比如杭州、北京、上海政府——对于AI某个管道的比较细致的规划。国内的AI从业者完全没有美国AI从业者这么高的地位。我觉得这是因为AI的治权在两国不一样。
中国处在一个"别人制定规则、我来追赶"的状态
法广: 如果说在中国,AI技术发展大方向的解释权是在政府、在国家的话,那它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比美国更多了一种防范它失控的能力呢,还是说恰恰相反呢?
Afra Wang: 我觉得整体来说,中国尤其中国的AI领域,对于国家应对巨大灾难或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更有把握,就是对这个国家机器更信任一些。因为说实话,中国国家机器的体量、以及它雇佣的人对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渗透程度,和美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同一层面来说,因为中国在AI行业当中是一个追赶者,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吸纳更多美国硅谷这边对于AI本质的对话和担忧。这种对话和担忧其实仅仅出现在最顶级的AI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当中。中国是在堆算力,在追赶大约美国半年到七个月前的模型表现能力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其实追赶的并不是最最最尖端的技术。
“泡沫是国家组的,戳破泡沫也是国家允许的”
法广:您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和美国硅谷的发展模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这种区别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吗?
Afra Wang:广义来说,在中国,如果你问老百姓:什么是AI?很多老百姓会说:机器人是AI。我觉得这是一个和美国非常不一样的区别。因为美国最尖端的AI模型,其实是被封锁在和你互动的那块小小的智能手机屏幕上;而中国的AI是一个更加diffuse、更加具身、具象的东西。
其次,参观中国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感觉是,在中国,尤其是从人形机器人到其他各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都特别像2017年新能源汽车经历的那种热潮:国家点名之后,地方政府、产业资本、供应链、创始人、媒体叙事都呼啦呼啦涌了进来。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从2023年开始雨后春笋一般涌出大概几十家不同的公司。就和2017年电动车一模一样。宇树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龙头。但你会发现,可能再过几年,就像2017年开始的电动车行业一样,很多品牌就会消失、被市场挤压走,然后市场又趋于平静。所以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一个被塑造好的市场,去层层筛选。等于说这个泡沫是国家组的,然后戳破泡沫也是国家允许的。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中国和美国那种完全纯靠市场机制的模式非常不同。如果完全纯靠市场机制,你会发现美国会出现像OpenAI、Anthropic、以及如果你把SpaceX也算作一个AI公司(因为SpaceX里面包含AI研发)——美国资本市场更容易涌出这种资本大鳄组出来的庞大资本局;但中国更容易涌现出这种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允许的泡沫,然后再一个一个被市场的迭代和竞争所戳破。我觉得这是两个很不同的发展路径。
中国的尖端大模型研发能力尚不能与硅谷平起平坐
法广: 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深度求索"在2025年1月推出的时候,曾引起震惊。在那场轰动中,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赶超美国。但如果从您的观点来看,情况还不是这样……
Afra Wang: 对。我并不觉得中国和硅谷,尤其是在AI领域——我只讲尖端的大模型研发——能和硅谷平起平坐。我觉得,中国比方说在应用普及方面,比方说AI在这个国家有多少渗透率、大概百分之多少的人在用这个技术等方面可能可以和美国有一个数量上的竞争。但是我并不觉得中国的实验室能够和美国最尖端的AI实验室竞争。他们仍然不是一个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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