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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将台湾多元丰富的文化、艺术介绍给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台湾文化部驻法国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简称《巴文中心》，主持中心工作数年之久的巴文中心主任胡晴舫女士即将任满归台，在她主持巴文中心工作期间，中心举办了众多文化活动，如台湾文学大使周，邀请台湾文坛的著名诗人来法交流，组织台湾知名作家参加巴黎的《文学之夜》活动，借2024巴黎奥运的机会，举办文化奥运《台湾馆》，还利用中心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便利，策划台湾艺术家的光影秀《Tsiò 醮》参加巴黎的文化活动《白昼之夜》。在胡女士即将离开巴黎之前，本台采访了她。 法广：胡女士你好 胡晴舫女士：你好 法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新冠期间接任巴文中心主任一职的吧？ 胡晴舫女士：是的，我是2021年二月份接的这个工作。那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被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我是在台湾接了这个工作，那之后要过来法国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法规。因此拖到了夏天之后才正式抵达巴黎。 法广：您抵达巴黎之后，在这种大环境下，（开展工作）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胡晴舫女士：其实我接这个工作来讲，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遭受到新冠肺炎的问题，然后我来到法国，又刚好法国其实已经逐渐脱离新冠肺炎的肆虐，其实那个时候法国是逐渐打开的，每个人都很想出来，然后要好好享受文化生活。那个时候（新冠禁足期间）世界停摆了，几乎是2年的时间，那台湾在那时候还在持续的开放，持续的有不同的展览，也有不同的表演，所以台湾在某方面累积了2年的文化内容，因此在法国非常对文化内容非常饥渴的时候，就抓到这个机会，把台湾的文化内容介紹給法国的观众，那他们也非常非常地欢迎。 法广：在你主持巴文中心的四年里，中心举办了很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中，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胡晴舫女士：我有感觉到整个世界正在改变。我觉得无论是地缘政治也好，或者是新冠肺炎也好，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地球都在改变，然后包括新一代的人类，其实他们想法可能跟我们这种二十世纪末出生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一方面是很幸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来到巴黎，然后有这样一个工作，使得我可以跟很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也好，艺术管理人才也好，去合作，然后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巴黎毕竟是巴黎，所以他们很多事情看待世界的方法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而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跟他们一起交流。我觉得其实对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跟学习。 我其实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忙碌，我也知道包含中心很忙碌，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忙碌。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活动，无论是在独立书店里面办理作家阅读的活动，或者去大型的电影节去担任焦点主宾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都都不断地在合作，而且在互动，在碰撞。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无论是去克莱蒙-费朗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雷恩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阿维尼翁 Off 艺术节"也好，他们(观众)对台湾的艺术跟艺术家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然后他们也完全能够、完全能够掌握到和吸收到台湾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讯息。那台湾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也真的很优秀，所以他们走得很前面，然后他们跟法国的观众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法国观众给他们的回馈和反馈，那个能量也是非常...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交流为什么这么的珍贵？因为它无论如何，你说它是机构，对机构或是后面有什么组织在推动，但最后最后文化上的交流是一个人跟对一个人在谈话。艺术家是一个个体，他想出来的事情，观众也是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一个讯息，然后回馈给这个艺术家。因为我是写作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就很像：作家可能在写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夜里面慢慢写，当他被读懂的时候，那个读者也是用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化真的确实可以超越很多事情，尤其我们现在的世界确实非常的纷乱，无论它有一些战争或意识形态上的碰撞，那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文化就变成是一个比较能够安定人心的一个很珍贵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坐下来谈的。那要用什么方法来谈？我觉得政治上的对话当然有帮助，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其实会回到最人性上面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然后它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比较有安身立命的的那一种，就是它很....... 法广：容易，很容易相互理解，很容易交谈下去，很容易能够达到共鸣？ 胡晴舫女士：我觉得是最好是文化会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人性，然后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人性，所以它最后就是它是一种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文化在身体上确实会让世界温柔一点，然后多很多份理解，不是多一份理解，是多很、很多份理解。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个工作给我这样的机会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激法国，因为法国人一直都是很重视文化的，我觉的他们重视文化不是只是美学上的讲究，这个也是跟他们整个立国的理念有关系。我就刚刚讲，我自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 法广：那您马上要卸职回到台湾了，回到台湾之后呢，您接下来会有哪些安排呢？会不会隔一段时间再来巴黎继续您的文化宣传之旅呢？. 胡晴舫女士：应该不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写文学的人，那我觉得我踏入公职完全是一个意外。可是我也很感激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家也知道，作者常常一个人在看世界，理解这个世界。那因为这个工作，使得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碰触到不同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其实最后一定会反馈到我的写作上面。它打开我的眼界，让我把很多事情想得更深刻一点。那我是觉得对我的写作是完全、非常、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回去以后可以再拿出一点更好的写作成绩来。 法广：那您准备继续您原来的写作生涯，主攻哪个方面呢？小说还是什么？. 胡晴舫女士：我我一直都是写一个所谓的议论性格的散文以及小说。那我這幾年越来越主攻长篇小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用故事，就可以把一些空间思想空间打开，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想这个故事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些人类、这些角色，他们在各自里面碰撞，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角度跟观念？然后读者从这个小说、身上可以感觉到或思考出自己大概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听故事的原因。就小时候听童话，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小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吧，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住香港啊，北京、上海、东京、纽约，现在是巴黎，所以我一直...一直都在想这个文化的怎么跨界，然后身份上的认同，以及人跟人之间如何共存？这么多人类要如何能够不是残害这个世界，而是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世界当然是无论如何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彼此跟彼此之间的冲突，不是只有邻居或者社会跟社会之间，甚至有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冲突。那我我觉得种种的问题都还在等待我们去思考，思考之后能不能够解决，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但是我觉得开始思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 法广：那我就在这里预祝您写作成功，给读者非常美妙的文字，让他们能够沉浸进去，然后反思很多东西。谢谢您。胡女士谢谢。 胡晴舫女士：谢谢。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月8日在2026年首场记者会中，对于两岸关系进行年度回顾与研判。他指出，2026年北京对台湾的施压胁迫不会停止，两岸关系面对诸多挑战。多家国际智库分析亦指，台海问题已超越单纯的“中国内政”或“地区争端”，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节点。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特别提醒，中共2025年对台作为出现几项明显变化：首先，抢占历史话语权：借着“三个80周年”扩大对台统战宣传，积极抢占二战史观的话语权，从历史和法理层面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来，加大“惩独”力度：威吓台人进行跨国镇压，并对军人、网红、公职人员、司法官等发布所谓的悬赏通告等，形塑其对台湾具有实质管辖权的假象。还有，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对台实施军事威吓，持续操作灰色地带行动与混合战，企图压缩台湾管辖权。 梁文杰表示，中共近期再次新增“台独顽固分子”和“打手帮凶”清单，对此并不感到意外。2026年北京对台施压胁迫不会停止，两岸关系面对诸多挑战。中共还可能以加深社会矛盾介入今年11月的台湾地方选举。而4月的“特习会”、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等，都可能牵动台海局势。政府相关部门将持续密注中共对台策略与作为，审慎应对。 不难想象，2026 年的台湾，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状态：外部压力空前加剧，内部防御体系逐步成型。多家国际智库的分析趋于一致——这是台湾从“应对危机”转向“建构长久韧性”的一年。 正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所言，台海已不再被视为潜在的“闪点”，而是现实中的“延烧带”。冲突尚未爆发，但每一个政策举动、每一场军演，乃至每一句政治表述，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台北、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模糊平衡”——稳定、但持续紧绷。 解放军的威慑活动出现转折 台海自 2025 年底起呈现出清晰的军事态势转折——解放军的威慑活动从“象征性展示”走向“节奏化、常态化备战”。分析认为，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也折射出内部政治时间表的驱动。 美国在中东与南美的军事行动，使北京重新评估美国“区域干预能力”的可信度。中共高层的逻辑是：若美国能在地球另一端迅速发动行动，那台海防线的战略纵深就比以往更脆弱。因此，中国的应对方式不是直接备战，而是通过高频率、跨领域压力操作——“演训常态化、封锁预演化”。 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过去十二个月中，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举行的军事活动超过 320 次，比 2024 年增加 42%。空军与海军联合行动的比重显著提高，模拟封锁与外岛突袭成为再现性战术科目。 台湾的回应同样强硬。总统赖清德表示将把 2026 年国防预算提高至 9,495 亿元新台币，占 GDP 比例接近 3%，创近半世纪新高。重点投资方向偏向无人化、分散指控与海空防御。新一代“海鯤号”潜舰与无人机蜂群系统被视为“不对称战争”的关键节点——既能提升防御层级，又在心理层面塑造了主动抵抗的信号。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指出，这种“多层防卫模式”在战略上等于将台湾从单纯守势转为“结构性吓阻”。它使入侵成本显著上升，并迫使对手在战术决策中面对更多不确定性。 要是未来台海爆发冲突，大多数军事分析者认为它将呈现“封锁型”或“阶段性挑衅”特征，而非成本高昂的全面登陆。 中国在近年的演训中反复测试“环台封鎖軸線”与“精確火力控制”方案，显示其重视围堵与心理压力的综合应用。这种“非对称攻势”可能对台湾经济形成致命影响。 此外，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台湾占据关键地位；若港口或空域遭封锁，全球制造业链将陷入震荡。 牛津经济研究院（OEI）预测，倘若台海陷入月余级别封锁，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可能上涨 15%–20%，东亚 GDP 将整体下滑 2.8%。 美日同盟深化的影响 新的一年值得观察的是，在过去，美日合作主要聚焦于朝鲜与东海—钓鱼岛区域，如今台湾明确被纳入预警网络。亚太情报链的整合使日本与台湾的安全联系更为透明，也象征“台海安全国际化”已成不可逆趋势。 美国防部的《印太防御态势报告》形容这种变化为“低烈度联盟化”（low-intensity alliance formation）——并非明确的军事同盟，却具有共享风险与协调行动的内涵。 然而，战略现实并不浪漫。美日的深入合作确实增强了对中共的威慑，却同时提高了台海误判风险。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指出，在三方军力频繁交错的环境中，连一次海上擦撞都可能引发政治连锁反应。北京的政治压力逼迫其展示“强硬姿态”，而华盛顿的盟友承诺又难以退缩。风险来自“意外”，而非“意图”。 另外，多方报告将 2027 年定义为中国“建军百年目标年”，并伴随外界的“战争倒计时”叙事。然而，多数智库提醒应避免线性理解。 美方也多次澄清，所谓“2027战略警报”并非指“必然开战”，而是中共设定在那一年完成特定军事能力的里程碑。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国防部评估指出，北京对“能力”与“行动”的区分极为清晰。军事能力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政治意愿同步完成。换言之，2027 可能是解放军展示“具备取胜条件”的节点，却不等于发动攻台的时间表。 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在于：误读容易导致政策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若外部过度反应，北京可能认为“心理震慑”失效，从而转向实质准备，台海风险遂被推高。这一点在 2025 年底中共官媒的论调中已有端倪——语气更强硬，但在行动上仍保持克制。 高戒备派 vs. 低可能派 截至 2026 年初，关于“中共是否将在两年内发动攻台”的分析出现两派竞争。 高戒备派认为，解放军的快速集结与后勤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估表示，中共已能在数小时内对台湾实施电磁封锁，并在 10 天内动员多达 30 万部队投送。 低可能派则指出，北京的军改仍受制于组织惯性。美国空天力量研究院（CASI）报告显示，联合指挥链与战备体系尚未完全整合；多个军区在应急响应上存在延迟。加上 2027 将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北京更可能注重政治稳定庇护而非军事冒险。 因此，部分智库如“新美安全中心”（CNAS）认为，2026–2027 期间，不太像“战争临界期”，更像“能力展示与战略磨合期”。 台湾内部：韧性治理的新常态 在长期压力下，台湾内部政治展现出一种“制度韧性”与“防御社会化”趋势。 当局推动信息安全立法、限制具有中国籍背景者担任公职、加大对亲共言论的法律监控——这些举措部分引发争议，却反映了政治系统试图强化“内部安全屏障”。 民意结构也显示出“稳中保守”的基调。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2025 年底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仅 8% 支持立即独立。这种温和共识，成为赖清德政府维系政治稳定的支撑。 赖政府避免象征性挑衅，维持“实质主权不宣告”的策略，其本质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 台湾智库“亚洲社科论坛”（AAF）分析认为，台湾的政治策略不是冒险求变，而是“以民主进程代替主权宣示”，在宪政框架内巩固独立运作。这种“内建式自主”比任何口号都更具可持续性。 对于北京而言，对台“常态化施压”并非临战争略，而是一种长期控制策略。它通过同时运用军事威慑、经济胁迫与舆论战，逐步压缩台湾的外交与战略空间。 这种做法目的是使“分离正常化”无法发生，让台湾永远处在“半独立但不能独行”的状态。换言之，北京实行的是“挤压不夺取”政策。目前习近平的挑战不在于如何统一台湾，而在于如何让“未统一的现实”不被视为政绩失败。换言之，他在延迟统一的过程中巩固权力，而非被其削弱。 美中台的模糊共生结构 当前的台海架构其实建立在美中台三方都不愿打破的“模糊共生关系”。 华盛顿维持“战略模糊”，北京保持“政治克制”，台北倡导“实质独立非法理独立”——这三者共同防止局势失控。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在 2026 展望中指出，模糊不是错误，而是政治智慧的表现：它让各方拥有退场空间。 特朗普政府重启“交易型联盟”逻辑，使这一结构更赤裸。台湾以更高的军费、更深产业合作换取美国的安全背书——一种“有条件的承认”。 这种现实主义关系即便脆弱，却被事实证明有效：它阻止台海进入爆炸阈值，同时维持美国影响力。 某种程度而言，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ICG）总结得最尖锐：“台海的和平并非信任的产物，而是共同的恐惧构成的。” 尽管这种恐惧短期内维持局势，但长期来看形成危险结构——任何内部政治变化或误判，都可能撕裂平衡。尤其是在周期性事件（选举、党大会、联盟演习）逼近时，领导人为了避

尽管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正式停止实施十年了，但它留下的深远影响仍在社会各个层面显现。如今，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人延迟结婚、推迟生育甚至选择不生育的现象愈发明显。在大城市，越来越多年轻夫妻自称“丁克”，即双收入无子女家庭，面对高昂的房价、教育和育儿成本，以及工作压力，小夫妻们认为生育是一项重大而昂贵的责任。社会上关于养老、教育和生活方式的讨论，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适应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变化。 45年前，中国做出了一项深刻影响国家人口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决定。二十世八十年代，在资源紧张、经济发展压力以及对人口快速增长的担忧中，中国政府用独生子女政策——即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正式取代了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系统化执行，逐渐渗透进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塑造了中国的家庭规模、代际关系、性别结构，以及个人对婚姻和生育的认知。 人口焦虑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革的浪潮开始退去，经济发展开始受到关注，但城乡差距明显，农业生产能力有限，粮食安全长期是国家治理的重点。而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让决策层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吃掉”有限的资源，拖慢发展的步伐，所以才有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采取的措施也很温和，此外政府还推广避孕、倡导晚婚晚育，并对生育间隔过短的家庭施加经济约束的“晚、稀、少”措施，虽然效果没有立竿见影，但根据官方数据来看，七十年代的出生率从六十年代的百分之六，减到了百分之二点三。 七十年代末受到国际研究影响，对人口规模进行长期、定量控制的观点出现，认为人口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应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两年后被定为基本国策，且写入了宪法，通过行政系统和基层组织的推行，真正地深入到中国各地城乡的千家万户中。 不过，这一政策一经推出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部分官员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妇女堕胎或绝育。有人称，当时的政策“铁面无私”，一旦触碰底线，轻则罚款、重则失去生育权、甚至工作权。长期以来，这种政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生活，成为几代人心中的隐痛。 “一胎化”政策推手彭珮云去世 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推动者之一、曾主导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十年的前中共中央官员彭珮云日前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新华社称赞她是“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但法新社采访时发现，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充斥对她 批评和愤怒声音。一些网民谴责她主导的政策导致强制堕胎和人口性别失衡，甚至留言：“那些赤裸身亡的孩子，正在另一边等着你。” 人口学家指出，彭佩云的去世象征着一代政策推动者的终结，也提醒社会回顾独生子女政策在社会层面的深远影响。在她主政期间，农村地区曾发生溺弃女婴、强制堕胎等悲剧，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家庭规模缩小。虽然她晚年呼吁放宽政策，但对许多家庭来说，伤害已无法弥补。 家庭与社会的长期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也重塑了家庭结构。“四二一家庭”逐渐成为常态：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家庭赡养责任高度集中，许多家庭面临“独木难支”的现实，一旦出现健康或经济波动，压力便集中到少数成员身上。低生育率与人均寿命延长的叠加，使老龄化速度加快，对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挑战。 法新社指出，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生育第二个孩子意味着经济处罚、职业发展受限，甚至影响住房和福利。“社会抚养费”成为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的一笔长期负担。部分家庭因无力缴纳罚款，选择将“超生”子女隐匿，这些孩子无法登记户籍，也无法正常上学、就医或跨地区流动。在一些地区，这类情况一度占儿童总数的两位数。同时，重男轻女观念尚未完全消退，性别选择性生育逐渐出现，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响仍在延续。 政策松绑后的挑战 2013年起，中国逐步放松生育限制。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然而，政策松绑并未带来出生率的明显反弹。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数量为954万，约为2016年的一半。据联合国人口模型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为了刺激出生率，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推出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支持，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2025年12月，中国甚至宣布对避孕用品征收13%增值税，同时对托育和婚介服务免税，并为使用育儿服务的家庭提供优惠。这一系列调整显示人口政策正在“掉头转向”，但现实中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燃低迷，“说易行难”，很难快速扭转局面。 年轻人的现实选择 据法新社的报道，25岁的格蕾丝（匿名）和丈夫生活在一线城市，选择当“丁克”夫妇。她表示，在拥有稳定收入、住房保障和足够积蓄之前，不考虑生育。高房价、教育成本、就业不稳定和工作强度，让多数年轻人在感到身心疲惫的同时“心里也没底”。29岁的北京居民王子博也表示，即便经济条件尚可，也希望在未来蓝图更加明朗后，再考虑生育，他说：“顾得了工作，就顾不了太多别的。” 此外，法新社在北京街头采访时发现，多位市民认为，避孕用品征税对生育决策影响有限，真正影响的是整体的生活成本和未来预期。年轻人普遍担心，如果“买不起房、供不起学、压力山大”，即便政策鼓励，也难以立刻生育。 教育与生育循环 有学者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加上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也改变了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投入。孩子数量减少后，家庭往往集中资源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使得教育竞争加剧，养育成本也随之上升，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形成循环。 上世纪80年代“丁克”现象传入中国，最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常见，可如今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法新社在当地的采访显示，多数中国年轻受访者对婚姻和生育持灵活态度，愿意选择结婚但不生育，尤其是女性比例较高。这反映出个人主义的上升、小家庭模式普及，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现实。 丁克与养老问题 随着第一代丁克步入老年，“无子女养老”也成为社会讨论焦点。一些丁克老人生活安排充分，对现状满意；也有人健康状况变化后，对早年选择产生复杂情绪。学者指出，这种养老压力并非个案，独生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人口学家提醒，人口持续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将对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发展形成长期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让政府和家庭都不得不“未雨绸缪”，重新思考养老模式和社会支持体系。 长期结构性问题与展望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生育困境并非单一政策或个人选择造成，而是数十年人口管理、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叠加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但长期影响已显现。45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在调整人口政策，但面对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生育回升仍面临挑战。人口问题已不再只是数字问题，而是与经济、教育、职场压力及个人选择紧密交织的长期议题。 可以说，历史遗留的政策阴影仍在影响今天的人生选择，“一子难养，两头忙”已成为不少年轻家庭的写照。如何在经济压力与社会保障之间找到平衡，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25年12月15日，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如今，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此案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而在法庭和“反抗者”的身份之外，在生活里和家庭中，黎智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由香港知名记者祁福德撰写的《黎智英传，从亿万富翁到中国最惧怕的批评者》中文版图书，于2025年7月出版。这本书生动翔实地记录了黎智英从童年偷渡香港到努力奋斗成为富商，最后又因抗议当局被捕入狱的经历。 关于黎智英的事迹，媒体已有不少报道，多是关于他反抗和被捕入狱的经历。 本期中华世界将从这本传记中选出几件有代表性的、并且鲜为人知的轶闻和故事，为您呈现在法庭之外，黎智英更多的人生细节。  “天选之人”的信念 1952年，在黎智英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决定离开家庭，和成千上万躲避饥荒和革命的中国人一样，选择偷渡到香港谋生。 父亲离开时，曾对他说：“你会做大事。” 黎智英牢牢记住了这句话，相信自己是天选之人的信念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  和家中其他姊妹相比，其实黎智英并没有受过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在广州念过私校，然而黎智英成长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让他连吃饱肚子都难，更何况读书。但哪怕只上过五、六年的学，他也“始终坚信自己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七岁时，有一次和一位“表亲”到广州附近买打火机和火石再拿到黑市转卖，为了怕母亲担心，他不想在外过夜，便独自一人搭火车回广州。一个小孩自己在火车上，当时他害怕极了，又下错了站，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家。但最后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给他买了饼又给他指路告诉他如何搭车，最后他奇迹般幸运归家。后来当他回忆起这次经历，他感到再一次加深了父亲早年灌输的“天选之人”的信念。  12岁他偷渡到香港，一开始在工厂打工非常辛苦，早上不到七点就要起来开工，晚上把椅子拼起来当床睡，常常累得背疼，但他却深信“我知道我有未来”，他后来说： “我知道我是被选中的人。”   这种信念一直伴随到他后来被捕入狱，并且就在入狱前，他皈依了天主教，而被捕入狱的经历反而深化了他的信仰。他在狱中一直保持乐观和坚韧的态度，始终没有被打垮。受审时，他面容平和，语气平静，他似乎深信，这些都是作为天选之人要背负的。  祁福德在书中写道：“黎智英一直觉得自己注定与众不同，但不晓得这种特殊性会以什么形式体现。” 现在看来，“天选之人”的信念不仅应验在他商业的成功上，更应验在他的抵抗和入狱后的坚韧态度，这些经历让他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成为影响香港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经商天赋  黎智英直到三岁半才开口说话，小时候家人都担心他是哑巴。谁也没想到，后来的他会成为亿万富翁。在被捕前，黎智英的财富估计达到12亿美元。  童年时的他早早就展现出了经商的天分。那时候母亲常常出入劳改营，小小的黎智英必须学会撑起这个家。于是6岁起，他就开始学习在外谋生，试着把别人抽剩下的烟收集起来，重新卷成新的烟草卖。8岁开始他便在在火车站帮人搬运行李，很快他就得到了车站里帮派老大的青睐，他用赚来的钱养活母亲和姐妹。 12岁偷渡到香港后，黎智英从工厂的小工做起，聪明勤奋，再加上一些运气，不到21岁，他就在一家300人的毛衣厂做到了生产经理的位置。 当时的香港，遍地都是机会，创业氛围浓厚，很快26岁的黎智英就萌生了自己当老板的念头。前工厂的老同事同意与他一起创业。他们看中了一间银行回收再拍卖的工厂，然而另一名商人马老板也对这间工厂非常感兴趣，并且当时银行已明确表示会让老客户马老板优先选择，而不是黎智英。  换做其他人，必然会再去找其他的工厂，但黎智英不同，正是因为有人也想要，他才更觉得自己一定要得到这家工厂。为此，他不惜偷偷雇佣算命先生劝说马老板放弃。香港商人都很讲究风水，因此马老板听从了算命先生的劝告，放弃了这单生意。  这段故事是黎智英自己写下的，他承认自己设计了一场“骗局”成功劝退另一个买家，从而买到了这家工厂。他承认这是一个“可恨的谎言”。 “我自己却知道，买到这间工厂是因为我出老千，因而心里一直感到不安。”后来，他坦承道：“年轻人理想多而顾忌少……冲动有劲，却往往罔顾现实；做生意，操守、诚信也较松懈，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长期效果。觉得别人做事不如自己……起码这便是年轻时我的写照。”   这段经历不难看出，黎智英的性格里有一股越挫越勇，毫不服输的劲头。虽然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坦荡和磊落的人。  成功的秘诀：越努力越幸运 后来他偶然有机会结识一位纽约的采购商，为了拿到这位采购商的订单，黎智英花尽心思，做了一批堪称“完美”的样品。当时黎智英心里想的是：“把这批货做好并不足够，我们一定要做到一鸣惊人。（未来）我不想再要求他给我们生意，我要他需要我们。”他不惜飞到纽约，亲自拿样品给采购商看，最后黎智英顺利拿下订单。 生意刚起步的时候，他每年都会往返纽约多次，去认识不同的采购，构建自己的生意网。每次他都能带给采购商许多惊喜，有采购商问他：“你玩的是是什麽魔术？”因为黎智英每次都会带来让采购商“一见倾心”的样品。 祁福德写道，后来黎智英吐露了“秘密”：他每次去纽约都会流连于各种大商场，并结识女售货员，请他们去高档的餐厅吃饭，从她们那里获取重要的资讯，尤其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和顾客的反馈。这些连电脑数据都无法提供的一手资料让他准确把握住潮流，清楚地知道应该提供哪些样品才能一下就抓住采购商的心。当然，作为一名销售，他也非常专业。据说他拿起任何毛衣都可以当场报价，“因为他了解毛衣从生产到交货的每个细节”。  聪明和专业固然重要，但黎智英总结道，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努力”。他说： “我们真的很幸运。然而要是你问我，幸运与努力，哪一样更为重要？那么毫无疑问，我会告诉你，努力更重要。因为只有努力可以让人真正幸运起来。接到杰西潘尼百货的生意，如果我们没有视之为赢取客户信心的机会，不计成本地将品质最到最好，我们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吗？如果我没有不辞辛苦地那样奔到纽约去给乔帕帕看，后来他和他的同事会给我们源源不绝的生意吗？我们的努力乐观的取向，让我们打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迹中；努力使我们幸运，越幸运我们便越努力，因此而幸运。幸运是靠努力赚回来的。” 一边赚钱，一边推动自由 除了聪明和勤奋，一位结识他的采购商回忆说很喜欢黎智英的气场，她后来回忆道：“他（黎智英）有强烈的抱负，无论做什么，他都想要成功。”   就连优衣库的创始人柳井正也曾受益于黎智英，并一度想与他合作。那时候柳井正刚刚在日本广岛开了第一家优衣库的店，他被黎智英佐丹奴的产品所吸引。祁福德写道：“柳井正花了大量时间与黎智英交流，深入了解佐丹奴的经营方式。他的日本零售网络当时还很小，但他有宏大的扩展计划。他邀请黎智英投资自己的事业，提议以500万美元的投资，换取25%的股份。”最终黎智英没有同意，但柳井正从黎智英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后来他成了全球最成功的零售商之一。  然而1989年后，黎智英的人生道路拐向了政治。在北京，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让他非常感动。 黎智英说：“我很激动，我问自己，我若赚了够多钱，只是继续赚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若进入媒体业，传递资讯，资讯带来选择，选择就是自由。我就可以一边经营赚钱，一点推动自由。这是多美好的事。”  后来他成功创办了《苹果日报》与《壹周刊》，这几乎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此后，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而是影响香港历史的人。  “食物其实就是自由” 黎智英爱好美食，因为他的童年充斥着饥饿感，永远吃不饱饭。 那时在广州，他在火车站靠帮旅客搬行李赚钱，他也因此接触到了各种香港的华人。有一天，他帮一个外国人搬行李，那名男子给了他一块吃剩的巧克力，他从来没吃过这好吃的东西。得知那名男子来自香港后，他认为“香港一定是天堂”，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说“这激发了我去香港的决心。” 祁福德写道，对黎智英来说，食物是自由。他来香港的第一顿早餐是别人带他吃的白粥肠粉油条， 后来他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食物，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其实就是自由。是当你有选择食物的自由的时候。食物端上桌时，我很激动。吃了第一口，我就站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旅法插画师孙艺萌(Sun Yimeng)，作为少数为法国媒体供稿的华人艺术家，她为我们讲述了和法国媒体合作的经历。孙艺萌是法国主流报纸之一《世界报》的特约插画师，平时她主要为《世界报》的校园期刊画画。从最开始接到任务就像考试，到现在游刃有余地打草稿以及和编辑沟通，然后自信地完成作品，她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自己能有这样的成长。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孙艺萌聊一聊绘画带给她的幸福与痛苦，以及为什么比好好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RFI：很多人会觉得，生活在巴黎，又是一名自由插画师，这样的职业听起来非常浪漫、非常美好。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它确实有很浪漫、很美好的一面，但另一面又是什么？ Yimeng: 嗯，对。其实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自由插画师，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法国的，往往都是她在旅行、在阳光下画画、在悠闲的咖啡馆里写生，或者和品牌合作，看起来都很光鲜亮丽。但另一面是，插画师背后往往有很多年的积累。在她还没有被看见的那段时间，其实可以说是付出多少，才可能收获多少。 RFI：那比如说你呢？你的绘画历程是怎样的？ Yimeng: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国画，然后就一直画下去。到中学时进入了美术学校，当时是为了考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后来上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再进入美院学习。美院毕业之后，我来到法国。 来法国后，我学的是视觉传达，因为这个专业里既有插画，也有摄影，还有网页和平面设计等内容。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会一点，但又没有哪一项是特别精通的。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痛苦，会觉得看不到人生的方向，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 RFI：这种痛苦更多是理念上的，还是说作为艺术家，你很想要有自己的作品？又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工作或找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 Yimeng: 都有吧，更多是一种迷茫。你毕业之后，肯定要面对生活问题、经济问题，还有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这些都会让人感到迷茫。再加上当时我身处法国，那段时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后来我花了一段时间不断地问自己：在所有学过的课程里，我最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答案还是画画。于是我又进入了插画系，重新学习插画。 进了插画系之后，所有课程都是围绕插画展开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像生活里突然有一道光照进来。虽然作业很多，学习压力也很大，但我是开心的，因为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上“使上力”了。 RFI：在你真正成为一名成熟的插画师之前，应该有很长一段寻找方向的阶段吧？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Yimeng: 大概是刚来法国的那几年吧。从我确定自己要成为插画师，到真正成为一名专业插画师，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我并不觉得这段过程是辛苦的，真正痛苦的，是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之前的那段日子。 RFI：你从小就开始学画画了，那你觉得自己和绘画之间的缘分，是一种天生、自然的关系，还是后来慢慢才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它？ Yimeng: 嗯，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都喜欢画画，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类，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家里也很支持，就觉得那你可以去上美术学校，于是我就一直沿着画画这条路走下来。慢慢地，也就越来越确定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RFI：看你的作品，我经常会觉得很治愈，色彩很丰富，又像你说的那样充满童趣，会让人感到很温暖。那我想问，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让你来定义自己作品的风格，你会怎么形容呢？ Yimeng: 嗯……我可能是在画一种生活，一种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向往、想看到的生活。 RFI：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Yimeng: 是一种我所追求的生活。比如在巴黎留学的人，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某一面。我自己特别喜欢在地铁里构思草图，或者干脆在地铁里画画。巴黎地铁的环境、文化和氛围，会给我很多灵感。很多人觉得巴黎地铁脏乱差，只看到它不好的一面，但也不是天生的，我只是已经习惯去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所以我画出来的作品，不管是色彩还是画面，都会比较治愈、轻松。 其实这也是我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在巴黎画画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在咖啡馆里画画。本身“慢下来”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现实中的工作状态并不是这样，每天都在赶进度，但哪怕能停下来，在咖啡馆里画上一张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RFI：那你觉得，在你所描绘的这些日常中，你想传达一种怎样的理念，或者说你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呢？ Yimeng: 嗯，我其实最想传达的就是 :大家要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这几个字可能已经被说得很多了，大家也经常能看到，但真正要做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逛集市，每周都会去法国的菜市场，也画了一系列以菜市场为主题的作品。因为每次去菜市场，我都会看到大家买菜时的状态，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大家是真的在好好生活，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也会认真做饭、好好吃每一顿饭，并把这些画面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我想传达的东西：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RFI : 听你这样说下来，我的感受是，绘画似乎帮助你慢慢沉下心来，去观察生活中的很多细节，而在这种观察中，你获得了一种更深入的生活体验，而且你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Yimeng: 是的。同时我也在用国内的 小红书，一直在发布自己的作品。很多人会问我是怎么“经营”平台的，但其实我只是比较频繁地分享，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运营，而是更强调真诚地分享。我本身也挺喜欢分享的，因为其实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特别好，说话有时候也不太有逻辑，平时更多的表达都放在画画里，或者写一些文字上。 但我很享受分享这件事。我的分享在网上也确实给一些人带来了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相互的。有时候我半夜赶完画，发一篇小红书，写下一些感受或关于艺术的想法，第二天早上起来，会看到粉丝留言说“加油，你很棒”，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反向的动力。 同时，我的画也影响了很多人。有不少妈妈跟我说，有了孩子以后她们又重新拿起了画笔，说是在我的带动下又开始画画了。我会觉得，用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去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感受到绘画带来的快乐，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RFI : 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你在绘画之外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收获。如果有人也想开始画画，作为一名插画师，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分享？ Yimeng: 确实有很多人会问我：“我也想开始画画，该怎么开始？”或者“我也想学画画，想成为插画师，需要做些什么？”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分清楚，你是想成为一名职业插画师，还是只是把画画当作一种兴趣和娱乐。因为我是从学院体系一路走过来的，在国内的时候还经历过应试考试，那时要求画得非常像，基本功一定要非常扎实。后来来到法国，我才慢慢地把这些框架放下，让自己的绘画变得更自由一些。 如果是成年之后才想画画，或者只是想尝试画画，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大胆地去画。我特别喜欢两种人的画：一种是小孩子的画，另一种是“不会画画”的人的画。因为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最自然、最本能的，我会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就是放开画，准备一个本子，哪怕一开始你觉得画得不好，只要你一直画下去，一定会看到变化。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

在巴黎生活12年，她带着速写本画下了巴黎的许多角落和日常。翻开她的绘本，温暖，明亮，扑面而来的是一股 “法式”的烟火气。非常有趣，也非常治愈。这些画不仅集结成了书，还让她与法国媒体结缘，成为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特约插画师。 本期中华世界邀请到了旅法插画师孙艺萌（Sun Yimeng），作为少数为法国媒体供稿的华人艺术家，她将为我们讲述和法国主流媒体合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RFI： 我想很多在法国生活，或者说在欧洲生活的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是在翻阅法国报刊时，通过你的插画第一次认识你的。《世界报》可以说是法国最知名的媒体之一。是什么契机让你有机会与他们合作呢？ Yimeng： 今年已经是我为《世界报》作画的第三年了。昨天我还在为他们的一篇文章画插图，才意识到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年了。三年前，我突然收到了一封约稿邮件。当时我正走在路上，看到邮件上写着来自《世界报》的邀请，我第一反应是怀疑是不是骗子。后来仔细核对了信息，确认没问题后，我就赶紧回家回了邮件，合作也就这样开始了。 RFI： 那你当时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当中找到你呢？ Yimeng： 哦，因为那位编辑其实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就认识的，很早以前了。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学生，作品还不够成熟。他这几年一直都有关注我，后来觉得我的风格和完成度差不多可以了，就给我发了约稿邮件，先试着合作一下，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RFI： 是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到你的作品吗？ Yimeng： 对，我觉得平台真的挺重要的。不论在中国还是法国，插画师或艺术家都需要让作品被看见，才会有更多机会。 RFI： 那你刚开始跟他们合作时的感受是什么？ Yimeng： 首先就是紧张，因为时间很紧。给媒体画插画，期限都很短：可能是今天收到文章，第二天就要交草稿，两天后交成稿；有时更急，甚至会同时收到两篇文章。除了紧张，也很兴奋。 《世界报》是主流媒体，而作为一个华人能为法国的主流媒体画插画，其实是很荣幸的，所以真的很开心，同时也会投入很多精力。我每次画完都像刚从考场出来一样，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 第一年的时候，每次接到稿子都会非常紧张，到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有点游刃有余了，能适应这种工作节奏。现在无论编辑给我什么主题，怎样用插画更好地呈现文章，我觉得自己都已经能比较自信地完成了。 RFI： 你能详细讲一下你们这种工作的节奏，或者说整个工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吗？ Yimeng： 因为新闻类的稿件都是有时效性的，所以时间不会像商业插画或个人创作那样拉得很长。通常的情况是：比如今天下午我会收到邮件，先问我有没有时间接这个稿子，如果我确认可以，那可能明天就要交草稿，后天交成稿。 我收到文章后会先通读一遍，然后开始构思第一轮草图。第一轮草图通常会画几十个，那种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快速小稿。接着我会选出四五个比较清晰的方案作为第二轮草图发给编辑。他们会在内部讨论，然后很快反馈给我，告诉我最终选了哪一个。之后我通常会有一天左右去完成成稿。新闻插画一般都是隔一天就会用上，要么刊登在报纸上，要么立即发布到网站上。 RFI： 那整个工作的间隔周期一般是多长呢？ Yimeng： 最快的时候就是 24 小时。不过即使时间再紧，我在刚收到稿子时都会先什么都不做，让自己放空一下，在脑子里先琢磨主题、找切入点。然后才会在草图本上大量画一些天马行空、脑洞比较大的想法。之后再从中选出五个，交给编辑挑选。 RFI： 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哪次？ Yimeng： 最难忘的大概是有一次画封面。因为我平时都是画内文插图，单画内文我就已经觉得很荣幸了。有一次编辑直接对我说：“艺萌，这一期的封面让你来画。”除了封面之外，那一期整版的所有插图也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加起来大概是五张插画加一个封面。那两周真的像在打仗，每天睡得不多，不停地赶稿。 等到报纸出版，我去买了好几份，报刊亭的老爷爷还问我：“你怎么买这么多？”我告诉他：“这是我画的。”他就说：“哦，你很厉害，一个中国人画了封面和内文。” RFI： 那一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Yimeng： 主题其实挺难画的，讲的是大学生不同的技能如何影响未来职业发展。其实我现在的画题材很多都是偏生活类的。编辑也了解我，因为我平时很喜欢画城市、画人、画环境，所以偏生活的主题我会比较快进入状态。像旅行、学生假期打工、家庭或情侣关系这些，我都能很快画出来。 但有些我不了解的主题就比较难，比如上周我画的是“法国办公室文化”。可我其实从来没在办公室上过班，我一直都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这种主题对我来说就挺有挑战的。 RFI： 那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某种了解法国社会的窗口？好像你是在给他们画画，但是不是也通过这个工作，间接地接触到许多你原本日常生活中不了解的那一面？ Yimeng： 当然，这三年里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虽然我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我平时看到的法国生活方式、理解的文化都是来自于我个人的视角。但这几年给《世界报》画插画，通过不断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从更多角度接触到法国的社会议题。相当于是我先学习，再加入自己的思考，然后再用我的方式把画面呈现出来。 RFI： 法国媒体，或者说西方媒体，其实一直都有讽刺漫画的传统。从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现在法国媒体对插画的审美有没有发生变化？他们想要的插画大概是什么样的？ Yimeng： 我觉得在风格和插画方式上，很多人对“法国插画”其实有点刻板印象。比如国内很多人会说：你画得很法式、很童趣。但实际上，就像我上学时，一个班里有多少同学，就有多少种画风，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法式风格”。 在我看来，“法式”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只要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画，那就很“法式”。 不只是媒体，法国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也非常包容，几乎什么风格的插画都有。风格更多是根据主题来呈现，而不是被限定的。比如我现在给《世界报》Le Campus这个期刊画插画，既有年纪很大的艺术家在为他们画，也有像我这样相对年轻的插画师，各种风格并存，非常包容。   至于工作方式，我觉得法国和中国有一点很不同，而且是非常好的地方：他们非常尊重创作者。我的编辑基本不会对我的成稿进行修改，完全没有。 虽然这跟时间紧迫也有关系，但我会在草图阶段给他们提供大量不同方向的方案，一旦他们选定其中一个，我就可以直接完成成稿。我们合作三年，每一期都没有任何修改，这对我来说既顺利，也让我非常有信心。   RFI： 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会以为给法国媒体画插画，他们可能有很多预设或要求。但听你这么说，感觉他们所谓的“法式精神”就是自由，不像一些甲方对乙方有许多硬性规范的那种合作。 Yimeng： 对。虽然在工作期间时间确实很紧，需要投入很多，但在创作时却是自由的。他们会给你很大的认可。你只要用自己的方式把画完成、把任务做好就可以了。这种感觉很难得，也很幸福。 RFI： 刚才你提到你在法国与合作方的合作方式，和在中国合作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法国这边更自由、更包容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对比是让你有明显感受的？ Yimeng： 这几年我明显感觉到，国内的插画合作会特别看重插画师的平台粉丝数，他们非常关注“流量”。就是说，除了你会画画之外，还要看你能不能为品牌带来更多影响力，甚至是额外的价值。这好像是最近几年国内合作里非常突出的一个趋势。 RFI：我看到你现在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好像也同时在做不少中国的项目。那你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呢？ Yimeng： 我的工作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书稿，也就是个人创作。我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现在正在准备第四本，这是比较纯粹的创作类工作。第二部分是品牌合作，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内，不过今年我也为法国的一个品牌画了插画。第三部分就是媒体插画。所以大致分成这三类的工作在并行。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Yimeng聊一聊她眼中的巴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以及为什么比好好画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日前，中国画家徐里和祁海峰的联合画展《心壑无界》在巴黎十六区的欧洲之家揭幕展出， 展出的作品中既有西方的油画也中国的传统彩墨创作。这是因为两位画家既擅长西方油画，也精通中国水墨，在创作时可以在两种艺术传统中自由切换。徐里先生以“中国山水意境为骨、西方油画表现力为血”，创作出独特的艺术效果，油画风景中有西方绘画传统中少有的留白，笔触整体偏细腻、平整，但在局部用厚重色小笔触点缀，但线条又有水墨写意的自由；祁海峰先生曾千禧年初在巴黎艺术城驻创一年，研修油画，这段经历给他的创作增加了花都的氛围，展出的近期油画作品中色彩温柔，笔触的模糊处理让具象的形体产生朦胧如梦般的意象，而国画作品中使用的彩墨，设色鲜艳和山水的墨色相得益彰。本次展览是由中国文化传播平台——书画频道主办，是该频道为开展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之一。 在为媒体举行的参观活动中，两位画家和书画频道的负责人王平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今年秋天无疑是多事之秋。关于中国的国际新闻中多有涉及稀土与芯片的出口争端问题，从中国下令限制稀土出口，到与美国和欧洲的芯片之争。本期中华世界想围绕荷兰半导体制造商安世半导体 Nexperia的一场控制权之争和大家聊一聊，其实这场风波虽然目前已趋于缓和，但尚未真正平息。之所以值得去回顾来龙去脉并详细剖析，是因为它反映出一家芯片公司的权力斗争是如何凸显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而这场危机也暴露出，欧洲在华盛顿与北京的更大范围地缘政治对抗中被夹在中间的尴尬处境。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事情起源于今年10月中旬，荷兰政府突然宣布，它在几周前依据一项二战时期极少动用的法律，已对 Nexperia 进行了实际接管。荷兰经济事务部表示，此举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官方也指出，他们因 Nexperia 存在“严重的治理缺陷”而介入，为的是防止关键技术流失，从而威胁欧洲的经济安全。 Nexperia的中国母公司闻泰科技（Wingtech Technology）是争端核心。混乱之中，荷兰一家法院批准了经济事务部的请求，要求罢免Nexperia 的中国籍 CEO 张学政。根据法院文件，美国官员曾告诉荷兰政府，若想避免贸易限制，就必须更换这位负责人。这种做法激怒了中国。中国连谈判都没有提，而是直接下令对在中国完成生产的所有Nexperia芯片实施全球出口禁令。中方发言人还将暂停Nexperia中国首席执行官职务的法院判决形容为“错误的”，并将出口禁令的根源直接归咎于荷兰方面。声明称：“这一不明智、冲动的行为违反契约精神，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动荡和混乱的根本原因。”据《南华早报》看到的一封内部信，Nexperia中国公司也向其荷兰总部的员工发出措辞强硬的信件，批评荷兰管理层“恶意破坏恩智浦中国的生产和运营”。 Nexperia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呢？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让荷兰政府不惜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接管。其实它并非是一家生产高精尖芯片的企业，而只是一家主要生产结构相对简单的半导体产品的公司，它主要生产开关和逻辑芯片等。但汽车行业对它的芯片需求非常大，因为在汽车制造业中，在实现许多功能的时候都需要这些芯片，比如自适应 LED 车灯控制器、电动车电池管理系统和防抱死制动系统等。这也就是说，它的半导体供应链威胁着全球汽车生产。 至于这家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和中国母公闻泰科技的关系，要从它的出身和收购讲起。 Nexperia的前身是飞利浦， 20 多年前它从飞利浦半导体部门分拆而来，客户包含汽车与消费电子厂商。2018 年，中国公司闻泰科技发起并完成了对Nexperia的收购。媒体当时报道闻泰科技通过一系列交易，间接获得 Nexperia 约 75.86% 的控股权。收购完成后，Nexperia 的管理层发生了重要变化，曾经年轻的CEO弗兰斯·谢珀（Frans Scheper） 于 2020 年被替换为闻泰科技任命的张学政。闻泰科技是一家在上海上市的制造企业，主要组装智能手机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该公司市值约 180 亿美元。 然而，近年来，该公司对半导体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多家分析机构与媒体指出，闻泰科技的股权结构中存在约30%可回溯到国资或地方国有资本的成分，因此外界将闻泰科技视为“有国资背景或者说受国家影响”的企业。这也是后来让西方国家感到忧虑的原因之一。对中国来说，如果能通过将 Nexperia 纳入其产业链，就意味着闻泰科技不仅获得前端（晶圆制造 /芯片生产）能力，也可能将后端（封装测试、汽车客户）整合进来，实现“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这对中国未来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竞争力非常关键。而通过投资像 Nexperia 这样的海外公司，中国可以加速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的布局。 目前来说，虽然中国掌握着超过70%的股份，但Nexperia掌握的是真正的前端技术，也就是晶圆制造和芯片生产。晶圆（Wafer）是制造芯片的基础材料，一般是一片非常薄、非常平整的圆形半导体材料，所有芯片都是从一片晶圆“刻”出来的。也就是说，荷兰掌控着前端，中国掌控着后端。Nexperia在英国和德国拥有晶圆制造厂，在中国广东设有封装与测试中心，该中心占其成品产能的约70%，并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拥有类似工厂。 一句话来说，欧洲担心失去技术自主权，因此突然对闻泰科技发难，想要通过控制前端芯片的出口从而夺回控制权，中国却认为这是国家的战略布局，同时控诉荷兰的做法并不合理，因为西方国家少有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一家商业科技公司的案例。 但是为什么荷兰会突然提出管控芯片出口呢？这场争端是美中争夺科技主导权的大背景下的一部分，而欧洲不过是再次被夹在其中。许多人怀疑，荷兰的决定另有原因。在荷兰宣布国有化 Nexperia 的前一天，特朗普政府扩大了对闻泰科技的禁令范围，将其子公司也列入贸易制裁，事实上这是在将将Nexperia 拒之美国市场之外。而早在去年底，华盛顿就将闻泰科技列入“实体清单”（entity list），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其实施出口管制。这显然是美国政府对其盟友的施压行为。 但海牙政府回应称，这“纯属巧合”。但几乎没人相信这一说法。这种怀疑至少有两点理由来支撑，一是荷兰政府突然动用了冷战时期从未使用过的紧急程序，才将 Nexperia 国有化。二是荷兰长期以来习惯在美国压力下让步。早在 2023 年，美国就曾“强烈要求”荷兰政府限制阿斯麦 ASML 向中国出口用于先进芯片制造的光刻机。阿斯麦ASML 在此类设备上几乎垄断全球，美国希望阻断中国发展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的能力。荷兰议会最终接受了这一要求。法国媒体称，这一次很有可能斯霍夫政府再次向华盛顿的一次 “表忠心”行为。 最终，真正的受害者是全球的汽车产业。美联社的分析指出，Nexperia 的芯片广泛用于各种汽车系统中，每辆车可能需要几十到上百个这样的芯片，因此，这意味着，北美、日本和韩国的车企都面临风险。比如现代汽车高度依赖像 Nexperia 这样的企业生产的离散芯片。再比如本田被迫暂停位于墨西哥的一家工厂的生产，该厂负责生产面向北美市场的热门 HR-V 跨界车型。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ACEA）称，包括宝马、雷诺、大众和沃尔沃等，目前已被迫动用芯片储备，并警告如果耗尽，将不得不暂停部分装配线。 这一切都让荷兰政府以及欧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英国《卫报》的文章将此次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这场僵局形容为“对西方领导人的一次警醒”。法国各大媒体也称，这次危机给欧洲好好上了一课，它堪称欧盟当前工业和科技困局的典型案例。当美中双方都在努力扩大影响力时，欧洲则成了两者竞争的战场。更重要的是，这两者都足以牵制欧洲的发展，美国对欧洲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而中国则掌控着欧洲经济的关键部分。被两股势力交错纠缠的欧盟，被迫作出引起危机的选择。Nexperia 事件充分表明，荷兰为了展示对美国的政治忠诚，反而危及了欧洲汽车产业的供应安全，而美国又显然无法替欧洲提供芯片。在这样的现实下，“捍卫欧洲主权”的说辞愈发显得无力，甚至导致欧洲不得不向美国进一步靠拢。 有分析称，欧盟若想在美中竞争中站稳脚跟，需要彻底改变自身的经济模式，建立真正自主且充足的工业生产体系。但这又谈何容易？尤其是涉及政治上的跨国协调和长期规划。另外，欧盟的经济模式仍高度依赖传统工业出口，缺乏结构性变革。这种保守性的发展模式正在让欧盟付出代价，为了维持在美国和中国的市场，欧盟似乎正在失去构建独立地位的空间。如果特朗普政府和政府都在持续施压欧洲，欧洲的未来将岌岌可危。 这次中欧之间的芯片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当它们以为可以依靠“卡脖子”技术来牵制对方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便不是高端芯片，哪怕只是封装测试的环节，也足以让整个产业链陷入瘫痪。除非能够真正掌控从设计到制造、封测、设备、材料在内的完整供应链，否则任何一方都难以独立维持技术安全。 危机之后，欧盟势必需要重新思考芯片出口监管、产业链安全以及战略自主的问题。无论是重写技术出口规则、加快本土建厂，还是推动更完整的本地化产业布局，以及可能出现的更多由行政力量干预资本流动的案例，都在预示着一个趋势：欧盟正在被迫走向一种新的产业路线。而这场危机也许只是这一转向的开始，而这也势必会重塑中欧之间的关系。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与香港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飞地书店创始人张洁平，以及负责书店日常运营事务的店长徐进，一起聊了聊在欧洲开一家中文书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讨，飞地如何在荷兰重新延续香港曾经的那种开放流动和包容的精神。身处这样一段历史中，为什么离散是为了重聚？为什么哪怕身处异国他乡，能够用中文阅读和思考，以及关心中国社会依然是重要的？ RFI：我们都知道，疫情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移民潮。而我观察到，恰好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们在荷兰开了“飞地”这家书店。 徐进：这个巧合背后，我觉得其实也有某种必然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巴黎现在有很多中文书店，而事实上大多数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我也稍微了解过一些情况。放眼整个欧洲，乃至更广泛的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在疫情之后都出现了很多新的书店。 当然，也有一些书店因为经营上的困难而倒闭。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开设线上书店。比如在英国，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你在“小红书”或者其他平台上搜索一下，就能发现不少。 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现象：就像你所说，在这一波华人新移民浪潮中，新移民群体对原本文化生活的渴望正在增强。这也是对过去移民生活刻板印象的一种打破，大家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中餐馆这样的传统行业。当他们想要创业、探索新的方向时，也开始尝试一些既有商业性、又具文化性的项目。 “飞地”在各个地方的出现，其实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书店复兴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也许是偶然的，但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它所代表的文化需求和发展方向却是必然的。 RFI：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其实开这样一家书店，可以让更多当地的华人有一个公共空间，能够一起思考、交流一些与自身处境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移民的处境。我很好奇的是，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既然我已经移民海外了，那我就要在这里扎根。我既然要扎根，就应该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融入当地社会，应该去当地书店、读当地书。”那为什么对于一个“离散的人”来说，母语的阅读依然重要呢？这种重要性一直都存在吗？还是说在新冠疫情之后的新移民潮中，这种文化需求变得更加强烈了？ 张洁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这两种需求，也就是融入当地社会和保持母语文化，并不矛盾。你完全可以在荷兰、法国或纽约这样的地方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保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极端。并不是说我每天逛中文书店，就成了一个只能待在唐人街、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人。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 其次，我认为对于离散的华人来说，坚持母语阅读的重要性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无论我们来自哪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我们在原生地所认识到的“华文世界”其实是不完整的。反而是当我们离开原来的地方，身处“他者”的空间时，才有机会回过头去拼凑、理解这个庞大的华语世界。比如，你可能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南洋华人世界，还有台湾、香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联系在国内时反而不容易看清。 这也是“飞地”的一个特色。你刚才提到我们有很多繁体书，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同一主题下的书，不论是繁体、简体，还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出版的，都放在同一个书架上。别人会觉得这很稀奇。但对我们来说，这正是我们希望呈现的状态。中文因为种种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往往被迫变得高度政治化，但它本来就是一种彼此都能读懂的语言。 我希望“飞地”能在一个相对自由、没有包袱的空间里，重新呈现华语世界应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种体验，其实在我们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是接触不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海外必须“补上的一课”。 第二个层面是：今天的新移民与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移民已经非常不同。这不仅仅是华人，全世界各个文化背景的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大家更愿意珍惜自己的文化根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觉得“我到了纽约，就必须彻底变成一个纽约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就像你珍惜自己的性别身份一样，你也会珍惜自己的文化身份。它不是一种负担，也不会妨碍你去学习英语、法语或荷兰语。相反，它不该让你感到羞耻，而应该成为你持续的文化养分的来源。  我觉得这正是当代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新的回应方式。 RFI：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特别好。那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之前在很多场合你都提到过，比如我听过你的采访时你说，开书店其实也是一种“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中国”的尝试。其实我也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觉得，他们离开中国后，终于能自由地表达了，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声音似乎又没有被当地社会真正听见，也难以传回国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中国”这件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张洁平：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重建中国”这个概念非常容易被误解，所以我一般不会太强调这个词，虽然每个人在使用它时都有自己的理解。 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一定要在各地去讨论所谓的“中国问题”，因为严格来说，没有什么“独属中国”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更多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共通的。 比如说女性的处境。我在东京的感受特别深，东亚女性真的是“同一国人”。有一次，一个香港女作家的书在日本出版，一个懂中文的日本读者读完哭了，一个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女孩也觉得特别有共鸣。你就会发现，东亚女性的经验是相通的。 再比如，我们今天都在面对科技、算法、人工智能这些极具垄断力量的存在，它们正在重新定义“人文”与“人性”（humanity）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根本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所有社会都在经历的共同处境。 所以对“飞地”来说，我们希望在活动中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宏大的“国家问题”，而是这些能够让人彼此相连的“共同问题”。   张洁平曾在其他的采访中表示，她理想的社会是大家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身份认同，非常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当大家对某一些话题的知识有相似的兴趣时，大家就有机会走在一起，而飞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当不同的人面对面坐下时，大家伸手去拿同一本书时，尽管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政治观点，但他们拿那一本书的那一刻，他们看了彼此一眼，那个信任感就升温了，开始愿意听对方说两句。也许第一次只是萍水相逢，参加几次活动后，他们就成了朋友。而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重建中国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概念，而是扩展成为每一个人具体的、可以践行的行动本身。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和Souringa提供的音频技术支持。

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是一种情怀，甚至是精神的避难所，给人带来无限慰藉。而在荷兰，有这样一家中文书店，叫飞地，它为流离的人而设。飞地自称书店，也自称“飞地共和国”，在这里相遇的人，既是顾客也是公民，甚至可以拥有一本“飞地共和国护照”。读书会，讲座，沙龙，在飞地，离散的人得以重聚，继续用中文理解和思考我们身处的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并且是以不设限的，自由的方式去构建属于中文社群的公共生活 。 作为飞地的创始人，张洁平在2022年于台北创建了第一家飞地书店，随后又在清迈和东京和荷兰海牙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都创设了分店或快闪店。 在这之前，张洁平是香港资深媒体人，曾担任 《端传媒》总编辑、区块链社群平台《Matters》的创始人。因此最开始，她的初衷之一便是能够利用飞地的空间重新延续香港的精神，飞地在自我介绍中将这种精神概括为“开放、流动、包容”，意在重建公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真实的联结。 除了张洁平，本期节目还邀请了荷兰飞地书店的店长徐进。他主要负责荷兰书店的日常运营。我们将与两位嘉宾一同聊聊，在欧洲开一家中文书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通过这间小小的书店，新一代的离散华人群体又将如何建构属于他们的共同体，并实践他们心中的公民社会？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 RFI：去年荷兰飞地开业的时候，我正好在荷兰。那个时候店面不大，还是个快闪店，没想到飞地竟然能开到欧洲。 徐进：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开一家店。最开始是飞地的书店是快闪的形式，那个时候我们更多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尝试一下。当然，飞地有它独特的样态，和传统书店不太一样，比如飞地公民，以及我们在这里举办了很多活动。不过当然现在很多传统书店也在尝试转型。对我们来说，做快闪店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读者和来到这个空间的人的一种承诺，比如飞地公民 有一年的会员计划，考虑到这个，我们就想尽量做下去。更重要的是，飞地的读者们，或者说这里的所有参与者，他们和飞地的关系更多的是贡献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的投入和滋养，是飞地能开下去的关键。我们在开快闪店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空间是很有意义的，是大家都需要的，所以才努力坚持开下去。 RFI：那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巴黎或其他欧洲城市？荷兰有什么特别吸引你们的地方吗？ 徐进：的确，开店一年多以来，我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选在荷兰？或者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但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荷兰的英语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对于华人群体来说，除了中文，英语是最广泛接受的语言。我也曾考虑过，也有很多人尝试过，在一个必须使用本国语言的环境里发展，比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挑战很大。这不仅是实践层面的困难，也影响到书籍的选择和发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英文书，但如果是在法国的话，就需要同时准备英文、法文和中文的书籍。对于一个刚起步、以华人背景为主的书店空间来说，这样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RFI：洁平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张洁平：我觉得，首先，您刚才问飞地为什么会选在荷兰，或者这几个地方开店，其实飞地在各地开店，完全不是拿着一张世界地图，计划好要去哪个国家，根本不是这样。就像最初在台北开店，对我来说也是很偶然的经历。当时正值香港向台湾的移民潮，带来了对港版书和香港主题讨论的社群需求，所以我才开了那家店。但在开台北飞地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家在台湾为香港人开的书店，更是一个在本地为异乡人服务的空间。这个“异乡人”的概念其实可以延展到很多地方，不只是局限于香港、台湾或者任何单一族群，它适用于很多地方，是我们如何看待移民与本地关系的一个视角。 基于这个经验，我在其他地方跟朋友聊天，或者公开演讲时都会提到这件事。所以，一方面，正如刚才同事提到的，选择地点有些巧合；另一方面，也能解释为什么飞地会先后出现在东京、清迈、荷兰，甚至最新的在新西兰。这些地方也是近年来疫情之后移民相对较多，新一波移民涌入的地方。当地的伙伴听到我在台北讲述“书店如何治愈我，启发我”的故事后，很多人受到了启发，想参与其中，甚至提出能不能在当地开一间飞地。我觉得这非常好，所以飞地的发展完全是一个有机生长的过程。 RFI：我记得最初看到关于飞地的一些报道和采访时，大家提到飞地，是说它是一家和香港有关的书店。而我那次在荷兰去你们书店的时候，也确实看到很多与香港相关的书籍，所以我很好奇，现在你们在荷兰的这家飞地，在选书的标准上，和其他几家店，比如在泰国清迈或台湾的飞地，有什么不同吗？ 徐进：我们的确有不同的阶段。比如你去年来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在快闪阶段。当时我们是在一位香港朋友的空间里，同时空间里也在做与香港相关的展览，所以当时我们的选书也以香港主题。现在我们在荷兰已经有了自己的实体空间，整体感觉更像是一家“普通但不普通的书店”。所谓“普通”，是说我们现在涵盖的书籍范围更广，以中文书为例，我们的选书涵盖了从古代历史到近现代史，再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议题。同时也包括更多全球性的内容。而“不普通”则是因为这些书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策划过的。针对不同地点，我们也会做出本地化的选择。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不同地区的飞地也各有侧重。比如清迈的飞地曾经推出过“泰国第一课”这一主题，新西兰那边在快闪店阶段则强调“海洋”和“岛屿”等在地文化。而在荷兰，我们也会关注一些与当地相关的主题，比如本地艺术家的作品等。所以除了书店本身涵盖的广泛主题外，每个地方的书店也都会结合自己的语境发展出一些独特的选书方向和特色。 RFI：其实在巴黎也有几家中文书店，感觉和在国内逛书店差不多，主要是畅销书、文学作品那一类。但我觉得飞地不一样的是，首先是有很多繁体字的书，很多是台湾、香港出版的，其次是你们选的书当中有不少思想史相关的内容，这点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张洁平：你刚提到的“思想史”，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一直在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究竟该如何回应我们自身的移民经验？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不论是“润”也好，还是主动选择移民也好，不论出发点是积极还是消极，移民潮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每一代移民潮，都会带来不同的经验和处境，我们这一代人也同样需要去回应这件事。当我说“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是指疫情之后这波新移民潮。这一波移民潮很特殊，因为它恰好遇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同时又遭遇了世界各地迅速崛起的右翼思潮和反移民情绪。我们书店所在的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曾出现过反移民的游行。 所以对我们来说，作为这波移民潮中的一部分，我们当然首先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存问题，比如签证、合法身份等等。但除了这些，我们更需要思考自己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位置，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又要用什么方式与本地社会产生互动。而要做这些思考，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来自前几代移民的经验，也可以来自更广阔的历史脉络，比如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华文世界与更大世界，尤其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思想的支持和沉淀。所以你提到的“思想史”的部分，其实正是我们在选书时候的一个“暗线”。 RFI：飞地在荷兰的话，哪些书卖的算是比较好的呢？ 徐进：至于卖得比较好的书，这就要说到我们的读者来到飞地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某种期待来到飞地。很多人是希望能在这里看到一些平时不太容易找到的书，或者一些比较冷门、独立出版的内容。尤其是很多在海外的朋友，包括艺术家，他们自己尝试做出版物，而我们其实在主要展台上摆放的，正是这些不一定有 ISBN 编号的出版物或自出版作品。 RFI：算是独立出版吧。 徐进：对，是独立出版。这类作品也是很多人对飞地的期待所在，他们希望在这里发现一些在主流渠道难以接触到的书籍。而这些书反过来也成为了飞地卖得比较好的品类。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作品也很受欢迎。有时这些书也是所谓的“畅销但不主流”的书，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的作品，一直卖得不错。这类书我们也经常会推荐给对中国还不太了解的本地朋友。当然，有些作品的热销也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很难界定那到底是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还是一种文化兴趣，比如像扶霞（Fuchsia Dunlop）写的关于中国食物的书，也很受欢迎。这类和饮食文化相关的书籍，尤其是从中国或者泛亚洲背景出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和“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丛书的中文编辑索马里一起聊了聊为什么一个意大利作家能在中国收获如此巨大的成功，而且她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中国的出版业。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的出版业在最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在一个无法避免审查的环境下，它将如何满足读者的期待？  RFI ：接下来想和你聊聊中国的出版行业，感觉在国营的出版社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独立的、小众的的出版品牌，在社科、文学方面好像都做出了一些很有口碑的书。  从大概2016年开始，中国出现了许多成熟而又有活力的新兴出版品牌，整个出版生态变得比以前丰富多了。我常常跟朋友说，现在的中国出版市场，真的比过去20年“性感”太多了。不光是书的内容更丰富、选题更多样，而且我们和国外出版之间的“时差”也变得非常短。引进作品的速度非常快，读者的接受度也很高，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高度“世界化”的阅读市场了。 我2019年曾经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的 fellowship 项目。当时主办方让我们每个参与者介绍自己国家的出版行业。我还记得我特别自豪地分享了一个数据：中国是全球翻译书籍数量最多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语种来看，中国的翻译出版量都是最多的。 RFI ：除了外国文学外，最近几年好像在中国的出版市场本土文学也很火，尤其是一些本身不是作家出身的写作者，比如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就是普通的快递员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成了书，卖得也很不错，市场上的反响很强烈，这个应该叫“素人文学”，想知道你对出版业这个现象怎么看？  其实早在2000年代，也就是奥运前后，国内关于“底层研究”的讨论就已经比较活跃了。当时的研究者在学术层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研究主要是在学院体系内部展开的，文本产出也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圈层，它和公众对于“底层”的真实认知之间，其实是存在裂缝的。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素人写作”，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或者像苏本编辑的《我的母亲做保洁》，我认为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底层研究”。它们不再是用抽象的术语去概括或者代言某个群体，而是由这个群体中的个体，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表达更具体、更生动，也更有力量。 我觉得这其实是出版市场良性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一种文化进步的体现。因为读者有机会接触到身边人的叙述，有机会透过作者的视角去观察、去感受。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至少他们掌握了素材，可以自己去观察社会，理解别人的叙述。我觉得这确实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RFI ：之前我们聊过，你说出版业的这种变革和社交网站的兴起也有关系？ 2014年我从媒体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正好是微信这种类似RSS的平台开始广泛使用的阶段。这种技术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媒体和人、信息和人，或者说出版和人之间的关系。 以前我们作为媒体，是会被邀请去帮助出版社发布一些新书信息，做一些作者采访之类的。但2014年之后，我觉得整个行业的生态开始变得更加“民主”了。因为出版行业本身可以通过快速的内容产出和自身的营销手段，更直接、更迅速地触达读者。这是一种更成熟的过程。 技术的出现也让那些原本没办法通过传统手段与读者建立联系的内容，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比如说，有了微信之后，确实改变了我们对“自我叙事”的一种习惯。我们开始更多地从“我”的视角出发去表达。个体有了表达的需求，也更愿意在作品中去寻找可以共鸣、可以投射自我感受的东西。 RFI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出版行业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审查。我想你现在生活在国外，肯定和外国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问你，面对这种审查，怎么做出版？  这个问题我在2019年参加书展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是何伟（Peter Hessler）写的《与我的审查者同行》。那是一篇非常好的非虚构报道。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很多有类似疑虑的人，无论是不是中国人，更快地了解中国出版行业以及从业者到底是怎样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 Travel With My Censor。他的写作对象是张吉人。张吉人老师是《巡路中国》《江城》这些作品的编辑，也是我非常信赖的一位前辈。他现在还在上海译文工作，在纪实类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超过一百本书。 我很想邀请大家去看一下张吉人主持的“上海译文纪实”系列。如果大家有兴趣稍微看一看这个系列的书，就能理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词是很贴切的，这跟“民主”是相关的。无论这个“民主”的状态处于什么程度，它确实是相关的。 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的工作单位和英国的《格兰塔》杂志（Granta）有合作，也以书的形式引进并出版了几个《格兰塔》的选辑。当时他们的现任主编托马斯·梅尼（Thomas Meaney）来中国，准备策划一期中国特刊。 托马斯是一个思想非常左的人。他来中国后受到了很多优待，很多人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也有人为这个特刊贡献了文章。我记得他来上海的时候，我们也见过面。他告诉我他见了哪些人，还打算见哪些人。我当时真的觉得，这期特刊应该能呈现出一个特别精彩的中国文学图景。 但最后出版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让人很气、也很无奈的点：内容其实很好，但封面却用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这个封面一出，国内很多人骂他“刻板印象”。我自己也没办法为这个封面辩护。你说你都已经来中国见了那么多优秀的影像艺术家、视觉艺术家，中国完全可以不用红色星星来作为符号的，对吧？中国文学也不需要被放置在这样的政治意象之中。 我当然不是在政治上说这个符号“应该”或“不应该”，只是觉得这种呈现方式好像变成了一种难以避免的“默认”。如果你不是用中文去阅读，而只是通过外媒了解中国，最终得到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RFI ：也就是说对一个中文读者来说，其实还是能感受到，无论是外国作品的译介，还是说本土文学的兴起，好像都都有一种和当下这个“处处是审查”的环境完全相悖的活力，但是这一点可能需要是能够阅读中文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我明白了。你以前是媒体人，现在是出版人，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出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仍然那么一群人在认真做事的话，真的能改变这个社会吗？或者说一个出版人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又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一本书的时候，它跟做媒体是不一样的。做媒体的时候，你可能更希望尽快地切入当下，把一个话题放到舆论场中去，引发关注。而出版的周期至少是以“年”为单位的，有时候甚至需要两三年。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动作还是眼光，就不可能只聚焦于“现在”，你肯定是希望，这本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它，你相信它在两三年之后依然值得被读，依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说出自己的声音，依然能够对某个问题、某个领域、某种门类、某种写作风格的接受和理解，起到推动作用。 我以前编过一本书，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老社长温赛德写的，书名就叫《作家与出版人》。我也经常推荐这本书，它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作家与出版人书系”里的书之一。书中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出版人的价值纲领是“折中式的激进”。就是说，出版人不是去直接参与革命，也不是走上街头抗议，而是一种折中的、但同时又是激进的存在。 书里还有一句更完整、更打动我的话，他说：出版人的使命，是让公众接受他们原本不愿接受的价值。也就是说，出版人应该去推动那些“尚未被理解”的价值被逐渐理解，被看见。这种推动，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但它确实是一种教育。 我想起我的同行们，不管是过去几十年中的中国出版人，还是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某种意义上确实都是一种“不能说出来的启蒙”。说大了也许不准确，但说小了，它确实是一种教育。 就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第四本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说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的人，莉拉，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自信？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她有一种让人羡慕的能力？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她觉得，即使自己没有离开那不勒斯，世界也通过阅读来到了她面前。 这就像索尔·贝娄说的那句话：他的写作，是为了让世界来到他面前。 RFI ：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职业出版人，如果让你推荐一本中国当代作家的书译介到法国或欧洲，你会推荐哪一本？  美国Riverhead出版社一直在做中国当代作家的引进工作，他们把作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出版了陈春成和张悦然等非常优秀的作家。如果说你这个问题是更针对我的话

埃莱娜·费兰特究竟是谁？这位意大利作家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甚至也无法确定他/她j的性别。尽管如此，作为世界最受赞誉的作家之一，他/她的作品却风靡全球，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尤其是那套“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分为四本，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自出版以来，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累计销售超过1000万册，并被HBO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一度成为收视冠军。《纽约时报》书评更是将这本书评为“21世纪100本最佳图书”之首。在法国，《我的天才女友》也连续多年成为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有媒体称“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那不勒斯四部曲以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工人阶级社区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女孩的成长，而她们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撕裂自己与不断逃离的过程：逃离贫穷与暴力，逃离家庭、逃离社会阶层，逃离男性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期待与偏见，最终收获了自由。 在中国，这套书同样引发了巨大反响，不仅打破了进口文学畅销书的销量纪录，更被誉为中国出版史上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本期《中华世界》邀请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文版编辑，与我们一起探讨这套作品为什么在中国如此受欢迎？中国的书籍出版行业又是什么样的？本次节目分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 RFI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 我是移居法国的 一 名原媒体从业者和出版编辑，我叫索马里，现在我生活在法国的布列塔尼雷恩。 RFI: 当时《那不勒斯四部曲》这套书在中国到底有多成功？ 这本书从2014年初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翻译成中文开始，到现在累计发行量应该有2780万册。电子书的具体数据我没有统计，但肯定超过了百万。 中国市场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盗版数量无法被纳入统计数据里，但它确实是过去十年里比较现象级的一本引进类著作，至少在引进类作品中是如此。 《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过去十年里，无论是独立出版社还是国营出版社，都纷纷开始出版女性题材和女性小说，但都没有达到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那样的影响力。无论从量化还是非量化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存在。 为什么这套书能在中国卖得这么好？ 费兰特代表了一种中国出版市场的状态，虽然不能说彻底改变了市场，但它确实像面包里加了一点酶，激发了整个市场。比如，它让我在二三十岁前感到焦虑，却找不到词语形容的生命体验，在这位意大利女作家身上找到了表达。再加上陈英老师非常优秀的翻译，这些体验才得以传达到我们面前。 它等于是把我们这代人——70后、80后、90后，在中国社会里经历的代际、阶层、知识的快速叠变全都涵盖了进来。尤其是加入了一个过去缺失的视角——女性自身成长的视角。所以，当宏观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的成长经历融合在一起时，对于我们这一代这群经历折叠、加速和错位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从这样的作品中找到强烈的投射和共鸣。 RFI: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故事，但在中国却特别受欢迎。 按照作者本人的讲述，他/她是一个1950年代出生的人。这套书在中国最主要的读者群体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那批人，也就是我这一代。 我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战后的法西斯年代，没有经历过那种强势控制一切观念的宗教社会，但为什么我们会和意大利社会产生这样的共鸣呢？ 因为虽然社会文化不同，但我们自身也经历了快速变迁的社会。然而在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阅读世界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描述。反而是二战之后那个激烈的意大利社会，与我们形成了一种很神奇的连接。 我记得2016年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他们（国外出版社）就说第一本书已经卖了100万册了。但我相信，一个德国读者或者法国读者看到的费兰特，和中国读者看到的费兰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社会在剧烈变化的程度、家庭结构、教育制度和性别方面，有很强的相似性。 RFI: 你觉得阅读《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国读者主要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如果让你勾勒他们的肖像，会是怎样的？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有社会数据作为支撑。比如说中国大学扩招以后，像我一开始提到的，所谓“成熟的读者”其实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经历过大学培养的。其实正是大学扩招之后，加上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些年，促成了这样一个读者群体。 这个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之前其实没有被深入挖掘、细致满足。而《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后，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有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的需求长期没有被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受过完整教育，有自己清晰阅读眼光、阅读素养和阅读需求的读者群体。粗暴一点来说，就是一群女性读者。 RFI: 在这个庞大的女性读者群体被唤醒之前，中国的出版业是什么样的？ 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占据畅销书榜单、媒体焦点和舆论中心的，大多是政治、经济类图书，或者说，是更偏向于男性视角、以“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出版内容。 在2014年之前，我刚刚进入出版行业。当时我做了一个入门研究，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关于出版行业的分析资料。那个时期，亚马逊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已经非常明显，所以《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媒体经常会发表关于新媒体如何重塑出版行业的深度报道。而在这些报道中，你会明显看到，提出观点、引领话题的几乎都是男性——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是由男性主导的。 甚至我们公司（我当时刚入行时所在的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非常有代表性的“出版人书系”，这套书是我入行时的师傅彭伦老师策划的，到现在为止，这个系列中被赋予“出版人”身份的，依然全部是男性。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行业虽然有很多传奇人物、很多故事，但它本质上仍是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文化行业。它长期以来是由男性来定义和主导的。过去的出版行业，把“女性文学”或“女性题材”当作一种符号、一个市场点缀，用来让内容更丰富、市场不那么单一。但它并没有真正、客观地去传达女性书写的能量，也没有给予这类作品应有的位置和尊重。 RFI: 你自己作为这本书的编辑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在2016年之前，也就是说我在接手那不勒斯四部曲，成为费兰特作品中文版的责任编辑之前，我身上有一些东西始终被压抑着。更别提我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在中国先后担任过《GQ》的编辑，以及《彭博商业周刊》创刊时期的一个编辑。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在面对当时出版市场试图给我营销的各种材料，包括我在大学研究生时期被塑造、产生的那些问题，我始终觉得它们和我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 因为关于那不勒斯，尤其是在国外，《我的天才女友》系列的成功，对我而言，一直觉得它像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我个人在中国的过去的出版史上有多么重要。我依然是个小人物，幸运地遇到了这部作品。然后我想它对我的影响，以及它和我刚刚说的那一代人的关系，我觉得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但你又必须去接受很多概念、很多流行的术语，以及很多批判中尖锐的姿态，这些东西在我和外界之间隔着很深的距离。 直到我遇到这部作品，成为它的编辑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你在小说里突然有了一个“我”，开始发声了。这个“我”，可能比我过去20年，或者当时看到的所有文学作品里的“我”，都更接近我自己。这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我觉得自己没有辜负这种体验。 因为我知道，当我和作品、费兰特的“我”这个写作者的第一叙述者产生如此深刻的共鸣时，不管是出于审美的道德，还是作为一个出版编辑的基本判断，这就是说，她如此打动我，我有责任把她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她会影响很多很多中国女性，也包括后来许多中国男性，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也不一定是写作的人。 因为好的作品，就有这样强烈的力量。这也许是出版工作相比媒体更有意思的地方。以前在媒体的时候，你写一篇稿子，可能只得到身边几个人的称赞，你就觉得不错了。但是出版行业需要的是那种真正打动更广大受众的成功，是你切切实实影响了大众。让我很欣慰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畅销了十年之后，依然有源源不断、用心的读者加入进来。而且每年它仍然在许多社会议题和文学话题中，成为绕不过去的讨论枢纽。 现在它好像不仅仅是一个意大利文本，更成为了我们的中文文本。 以上就是本期中华世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的出版业在最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在一个无法避免审查的环境下，它将如何满足读者的期待？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

在上一期节目中，巴黎华语酷儿社群“飘飘”的创始人讲述了飘飘是如何建立的，以及飘飘如何通过“版画”等艺术工坊吸引和聚集同样对性别议题与身份政治感兴趣的华人移民，另外她还为大家科普了什么是酷儿。 作为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酷儿理论认为一个人应该自己定义自己，而这个自我定义才是唯一合理的个人身份定义，尤其是针对性别的定义。简单来说，性别和身份都是一种社会建构，打破这些建构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第一步。本期节目将继续探讨年轻一代的中国移民如何在法国推动性别平权，以及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具体来说又是什么？我想再次重申，理解Z世代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未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就是了解世界未来的走向和社会未来的形态。     法广：法国的酷儿社群是不是不太一样？  在这边的环境里，首先是酷儿这个东西被看见挺早的。所以我们经常戏谑地说酷儿都是一群被西化很严重的人。之前我在（法国）街上捡到一本八九十年代的书，上面有一些征友广告，就看到其中就有女生找女生、男生找男生，这在80、90年代还是挺早的。到现在，因为这边的政府也在有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文化环境相对来说宽松。但是酷儿群体始终还是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它可能更多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反主流的生活方式就挺小众的。  这边也有政府支持，还有一些社群和非盈利组织。每个组织关注的议题挺不一样的，有专门关注残疾人的，有专门关注移民的，不同国家的移民，就觉得（法国酷儿群体的内部）还挺丰富的。  法广：酷儿本身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群体。作为说中文的酷儿，似乎更小众，或者更边缘一些。  有这种感觉，就是边缘中的边缘。但是这种也赋予了我们一种力量，我们的故事是没有经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创造的，这种感受也会带给人力量。  虽然我们是一个社群，但其实说到底还是志愿者个人的一些特质。所以我们社群有学服装设计的，他就会喜欢做Remake，然后做一些布艺相关的。像我自己对版画比较感兴趣的话，我就会做一些这种印刷出版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社群也是一个以志愿者为基础的社群，就是它的边界其实没有那么清晰。  法广：通过你讲的这些，我有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们社群的运作方式是自下而上，自发的，可以说是非常民主化的。比如你会这个，然后你可能就来主持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别人会那个就再主持一些其它方面的活动。还有就是，我也看到你们有时候办活动需要购买一些手工材料，然后你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一个文档，上面有非常详细的预算，每一分钱怎么花都能看到。  我们是想把这个社群做得比较的民主，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去中心。所以说想把财务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钱财去哪里了。我们最近发现，比如上一次“K歌歌词改写”的工作坊，会在朋友家准备一些餐食，然后收取一定的活动费用。30%的费用跟活动费用基本上是持平的，所以说就想着干脆要不就参与者自己带一些食物，我们也不收门票了。然后在下一次活动当中实践了，这个就基本保持了一个收支平衡。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去玩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我们钱也没花，然后钱也没收，但是大家能收获一些快乐，一些亲密的瞬间，我觉得还挺值得的。  法广：你是怎么想到建立这么一个小小的共同体的？  我可能开始做社群是从环保的NGO开始的。对我来说环保这件事情变得重要是因为一次搬家，意识到个人的东西有这么多，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酷儿也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个反思。真正意识到这个事情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是到很晚才意识到自己双性恋的身份的。然后意识到之后就发现自己之前的整个成长叙事特别的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之前没有意识到被灌输的。所以说由此开始觉得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  法广：好像在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事，这样的经验存在于你的成长过程中吗？  确实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因为从小就在中国长大，不是很常见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社群。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社群。到法国后，最开始的时候，社群也是建立在几个朋友之间，然后慢慢在想着把它走向公开。公开的话它就会面临一些挑战，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就不容易建立信任。但这样的话也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和碰撞，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让大家了解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存在，互相去包容、去理解。  法广：那你每次办完活动是不是都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不是每次都有，是起伏的。因为活动对于参与者的影响其实是有延时性的。不一定参与者能够真正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活动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目的就会比较失落。然后下一次又得重找到那个最开始激励我的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社群运营的一个难点，就是找到那个持续的动力。不过，就像我们的名字所说的“飘飘”，它可能一直都是这个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吧，所以说也不太奢求每一次都做到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  法广：好像所谓的酷儿，就是这样的。  就是接纳一种不完美，它有可能存在。  法广：你刚才说有时候如果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会有点失落，那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有一个词叫做“酷儿没有未来”。如果我们去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话，可能这个想象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些价值观基础上。这个想象可能也是一些主流塑造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期待的话我不太清楚，可能就是期待一种很难被定义的，但是能够建立一些联系的一个状态。  但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可能在于那个动力源。我可能之前做活动都是因为对手工感兴趣，然后这些人我很喜欢，然后就开始做。做到一定程度总会有那种疲惫的时刻，下一次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激发自己的兴奋点，我觉得是一个目前的难点。可能还有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可能有人会觉得社群本身容易陷入到一种集体主义。尤其是在法国环境里面，大家对保持个人文化上的独立还是很在意的，所以说有时候还会面临一些误解，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法广：我很好奇社群平时怎么做决策，比如你们要决定一件事的话会怎么做？  比如有一次在群里，我说我想做一个K歌活动，有没有人想一起来办？然后想跟我一起办的朋友立刻就跟我打了个电话，我当时还在公交车上，我们花了20分钟时间把这个活动流程、怎么办、谁要负责什么事情给商量好了，就这样很快的。场地也选用在对方的家里。所以说这种小社群有个好处，就是做这种事情效率还挺高的。如果我们要申请场地、要办一个很大的活动的话，它的周期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到现在飘飘最多的时候是一周能办两次活动，还是挺活跃的。  法广：来了法国以后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还是像这样交到喜欢的朋友，然后一直这样比较有动力的活着吧。  法广：那可以说你办这些活动的持续不断的动力都来源于这些吗？  是的，是友谊（friendship）。  法广：简单描述一下你感受到的这种友谊呢？  就是大家共享一些经历，愿意去倾听，比较包容，然后在困难时刻能够依靠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一些冲突发生的，因为酷儿性很大的地方也在于不要去惧怕冲突。冲突可能是一种机会，让互相能够听到声音。虽然这个冲突是挺有风险的，很多的社群内部的冲突也都是存在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有信心，如果真的能够足够包容的话，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去解决这些冲突。  法广：假如有人也很渴望你所感受到的这种友谊，或者说对你的生命体验感兴趣，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社群可能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很容易找到的，有相同经验的人能够聚在一起。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可以自己开始这样的尝试，建立一个这样的社群。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对朋友聚一聚，只是把这个事情消息发给你个较为公开的地方。如果面临不方便的平台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线下的方式。  法广：所以最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接触，对吗？  对。  从和创始人的对谈中我们看到，对新一代的中国年轻移民来说，自由和公平绝不是两个空泛的词语，也不是向谁争取来的，而是需要自己去亲手建造的。而他们正通过自己的实践，在新的土地上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小共同体。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移居海外。尤其是2023年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重新开放边境后，上海和香港的移民数据曾一度大涨。2024年，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显示，中国移民海外人数居全球第四。 和老一代移民不同，Z世代的中国年轻人背井离乡并非仅仅是为了财富，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性别议题方面。 理解Z世代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未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就是了解世界未来的走向和社会未来的形态。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移民，她叫狂暴战士（为保护受访对象，此处为化名），是巴黎华语酷儿社群“飘飘”的创始人。酷儿理论是一种19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也是后现代哲学解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聚焦性别和身份政治。法国更是与酷儿理论有深远的联系，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对性别和权力结构等议题的哲学探索为酷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性别和身份政治一直都是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之一，飘飘通过社群自治的方式在巴黎定期举办艺术工坊等活动，并在网上声援在中国发生的，关于性别议题的热点事件，吸引和聚集同样关心性别议题的年轻华人，积极推动性别平权。 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 法广：你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飘飘吗？ “飘飘”是一个主要活跃在巴黎的华语酷儿和女性的自组织社群。我们是以艺术工作坊和出版物这种形式来集合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生活在法国的华人。 “飘飘”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四川话，当时用于形容生活在四川的男同性恋。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些离散，流失所也找不到相关的社群，就像一个野草一样飘在社会里面。现在这个词很适合用来形容一些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们的有些状态也跟那个时候的男同性恋挺像的。 但是飘飘主要做酷儿和女性相关的。 法广：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酷儿”？ 酷儿这个词源于一个英语词“Queer”，指的是一些很奇怪的人，非主流的人。为什么他们非主流呢？比如我的指派性别，就是我生下来的生理性别是男生，我喜欢男生，或者我是女生，我喜欢女生，就是我们普遍说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性别的概念是在逐渐发展的。所以说也包括一些泛性恋群体，就是他觉得这个性别对亲密关系不是很重要，或者是双性恋，还有比如无性恋。这个伞式名词，这个概括很多群体的名词一直在不断发展当中，所以酷儿这个定义其实也不是说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定义。 在一次版画活动当中，我们让大家探讨一下什么叫酷儿性。 有人说是“包容”。有人说是“不家庭”，就是跟主流的家庭叙事不一样。有人说是“看见”。还有说是“拼接”或者是“流变”。还有人说是“植物”。 每个人对这个酷儿的理解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恰恰是非常酷儿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永远不会被主流定义的事情。   法广：当时为什么想成立这个社群？ 社群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建立朋友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把社群定义为一个Friendship- based，也就是友谊为主导的一个社群。社群成员有学生，因为在海外群体中，留学生是一个挺大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是在这边建立自己稳定的生活，比如驻地的艺术家，可能长期旅居海外的，所以社群组成还挺不一样的。 法广：你们平时都会举办什么社群活动？ 我们的活动一开始是做放映相关的，比如有克里斯·马克的《美好的5月》（Le Joli Mai），选在了五月的第一个周。还有在市场上淘到阿涅丝·瓦尔达一张碟，我们就想着要不然在朋友家组织一场放映。这些都属于是外延性的活动，就是能够吸纳不太自信、对酷儿的概念不是很了解的人，但他们对电影感兴趣，所以就愿意去了解，然后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安全空间里面。 还有另外一类活动是手工的，比如有版画，有自然拓片，然后有手工作坊。 这些活动是建立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有事情做。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一起做一些动手的事情，能够让这个氛围放松下来，然后互相建立信任。因为酷儿议题跟自己相关性很大，如何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其实很重要。 法广：好像你们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和艺术相关的？ 和艺术相关的一些活动是为上街  游行，比如Pride这样的活动（LGBTQ+的骄傲游行），（为了给我们的社群）增加可见性做准备的。当时我们想着是可以在上街的时候提高关注度。比如标语工作坊，是我们和巴黎的其他几个社群一起做的一个联合活动，做一些标语牌子。这些都属于有一些实用目的。   还有一些是做出版物，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打印机也可以做一些信息传播的小的zine，也叫小志，是一种小型的出版物。通过这种方式知道自己可以有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介绍一些简易的艺术方式给大家。 法广：看到你们做过很多次版画的活动，能介绍一下什么是版画吗？ 版画其实现在看来，有点像一个挺老的复制性的手工传播媒介。以前可能拿来印书或者做一些海报。在亚洲语境里面，在“五四运动”时，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会以版画这种方式来进宣传，因为版画用图像，所以表达起来很有力量。现在我们有了数字印刷媒介，很多书籍不再用版画形式去做。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触手可及的可以传播知识的方式，并且它的美学语言也很有力量。 之前我在学院里、学术体系里做版画的时候，不会做像现在我们做的这种凸版画。更多大家是喜欢版画带来的这种媒介的质感。离开学校之后我发现这种媒介可以变成一个互相赠送、互相建立沟通的像一件礼物一样。正是因为它复制性，我们可以经常进行这样的交流，互相赠送。所以说它这个媒介跟画还挺不一样，画送出去就没了，版画还可以无限复制。 法广：那ZINE小志呢？ 小志的方式是因为它更纸质化，它可以拿在手中。有时可以突破一些限制，因为这种拿在手中的东西很直观，可以是类似一张名片一样给到不了解这个社群的人。 法广：但我其实最初发现你们的社群是在社交媒体上 社交媒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会将每次活动争取做一个回顾，有点像一个工具包一样跟世界其他的社群分享。社群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建立联系。法国这边的社群，比如女同性恋群体，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群体的关注点不是特别一样，像我们可能更注重一些实践，也有一些做理论方向的群体，也有一些交集的，比如做版画的群体，也有一些无政府的群体或者关注巴勒斯坦的群体。大家关注的议题虽然不一样，但有些精神还是相通的。但是圈子之间互相不认识，挺分散的，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类似于半公开的平台（社交网站），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知道还有很多人共享你的生命经验。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挺重要的。 法广：为什么能用这些方式表达自己是重要的？ 因为酷儿群体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我们需要说出一套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叙述。如何表达自己、选取自己擅长的或者用的顺手的一种方式、一种叙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很害怕作为创造者这个身份。我觉得社群有一个目的也是在让大家发现创作和表达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飘飘的创始人更为深入地探讨年轻一代的中国移民在法国推动性别平权的故事。

坐落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旁的让-弗朗索瓦·卡佐画廊，汇集了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从雷诺阿到马松、布拉克、毕加索，甚至凯撒和贾科梅蒂。画廊经营的唯一原则是，每件作品都必须独一无二，品质必须超越市场瞬息万变的欲望。目前，在今年的亚洲艺术之春活动的框架下，画廊汇集了法国当代艺术中最为著名的三位华裔艺术大师唐海文、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水墨作品，展示给观众，展览为期一个月，直到七月下旬结束。在展览开幕前，画廊负责人之一，戴安娜·杜兰内斯库女士向媒体介绍了这次画展。 她表示：“欢迎来到巴黎让·弗朗索瓦·卡佐画廊（ Galerie Jean-François Cazeau ），这次的展览是本届亚洲之春艺术的活动之一。这个活动汇集了巴黎亚洲艺术画廊。本画廊的展览以二战后巴黎画派的三位华裔艺术家为主题。本次展览的中心艺术家当然是唐海文，他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水墨大师之一，去年法国国家亚洲艺术馆——吉美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回顾展。事实上，这是吉美博物馆为他举办的第二次回顾展，第一次是在 2005 年。当然，还有一些观众可能更为熟知的名字，那就是赵无极和朱德群。在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期间，由西尼基金会举办的朱德群艺术回顾展“朦胧的银河”大放光彩。 这次展览的目的是想呈现二十世纪水墨画创作的三种独特方式，尤其是通过抒情抽象的棱镜，使用的三种不同方式来重新诠释中国绘画传统。因此，我们选择了二战后时期的作品，创作时间的跨度从1961年，也就是抒情抽象的黄金时期开始，直至1999年。我们试图呈现三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三种独特的造型语言。 首先从唐海文开始，主要选取了他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5年的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画家的创作回归了中国水墨画的传统，。可以看到他在水墨画创作方法上的多样性，尤其可以通过大幅双联画作品，这是艺术家一生中最喜欢的、也是他大量运用的创作形式。 而同时展出的另外两位艺术家，朱德群和赵无极则都是，在他们的艺术生涯后期，回归水墨画的。 在198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赵无极的创作对他本人和观众更具冥想性，这确实是他的绘画理念的一部分，通过水墨重新创作自己的抽象作品。因此，他的作品中有一些非常抒情的，与他的朋友——二十世纪艺术巨匠之一米罗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回唐海文，我们画廊从2021年开始关注他的作品，这次展出的作品真正体现了他回归1960年代水墨画的特质。此外，还展出了一件他在1967年创作的作品。在这副作品种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颇具水墨画传统的角度出发，并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创作出真正融入中国传统的画作，尤其是清代。唐海文深受石涛绘画的影响，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艺术的完全自由。因此，这幅画作极具姿态性，真正体现了道家绘画的视角，手和笔与精神直接相连，是真正的道家画作。 此外，唐海文一生从未追求名利和迎合市场。尽管20世纪80年代，英国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在他生前曾为他举办过一次回顾展，但他对此从来都不感兴趣。唐海文是一位在当今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尤其获得了众多美术机构的认可。他的作品被许多重要的公共收藏机构收藏，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收藏机构——法国的吉美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这位艺术家超过 400 件的作品和档案文件。不幸的是，唐海文（1927-1991年）去世时还很年轻。1991 年唐海文去世后，吉美博物馆还为他举办了一系列回顾展。回顾展曾在摩纳哥博物馆、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当然在吉美博物馆展出了两次，还有布达佩斯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出。 赵无极就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最重要的是， 2018 年在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巨型的大型回顾展让法国观众认识了他，随后，他的基金会像向巴黎市政府捐赠了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赵无极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此外，香港的“M+博物馆”正在筹备举办亚洲首个赵无极平面作品大型回顾展。香港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曾举办过赵无极的作品展览。 朱德群是三位艺术家中抵达巴黎最晚的艺术家。如果说赵无极和唐吉文都是在1948年就到了巴黎，朱德群则是在1955年才抵达法国。他乘船到达马赛，然后步老同学赵无极的后尘前往巴黎。赵无极和朱德群都是曾在杭州的美院学习。朱德群确实是这三位艺术家中最抽象的一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真正拥有抽象画家称号的艺术家。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抽象并不存在。所以，和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尼古拉斯·德·斯塔埃尔的相遇对他影响深远。1955年，朱德群抵达巴黎时，这位俄裔法国艺术家正在巴黎举办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展览。朱德群在巴黎创作的作品中，如一幅在1961年创作的的水粉水彩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塔埃尔的痕迹，无论是大面积的平面色块，还是充满活力、略带紧张感的对角线。所以，这幅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与抒情抽象的融合。 刚刚谈到唐海文很是特别，既然他对画廊、卖画从都不感兴趣，那他是如何维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呢？是否有一些奇闻轶事呢？ 画廊负责人介绍说：唐海文是一位真正的道家，他根本不追求名利。因此他一生都在修炼他的艺术，不仅在巴黎，他还去了很多地方，尤其是印度和旧金山。此外，他经常创作双联画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更便于他的随身携带自己的作品。他确实还是巴黎艺术波西米亚的一部分。他到法国不久就结识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和画家巴尔蒂斯以及法国的多位博物馆的馆长都是朋友，尤其是吉美博物馆的首席策展人让-保罗·德罗什·德罗什。但绘画市场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所以，当20世纪最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尤其收藏战后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收藏家多米尼克·德·梅尼尔，来巴黎时，这位祖籍法国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的收藏家特意要去唐海文的工作室见他。在参观完工作室后，她购买了唐海文的两幅作品，现在这两幅作品现在仍收藏在休斯顿的梅尼尔博物馆里。但此后，唐海文从未保持这段关系。甚至在台湾美术馆举办大型巴黎中国画展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1986年。在组办展览时，展览的画册中，唐海文被列为代表战后巴黎画派的三位中国画家之一。展览向联系唐海文希望他出借自己的作品。而唐海文自己确去了旧金山陆星。所以，他永远没有回应台北美术馆馆长的信件。对唐海文来说，出去旅行真的很重要。事实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自由。所以艺术对他来说是一种必需品。但唐海文并不寻求商业或艺术上的认可。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后，他的作品才引起艺术市场的巨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