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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借毛泽东去世50周年的纪念日之机，特意专访了法兰西学院教授汉学家程艾兰。请这位治学严谨、要求极高的汉学家，解析中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然而在采访中，作为一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学者，程艾兰总是将记者的视野拉回到几个世纪的宏观视角，拉回到文献和历史的现实层面，以及它们被赋予的工具性意义。 她直言不讳、毫不绕弯地拆解了法国人对中国的种种固有成见。因为这正是她研究的核心：古典的“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连续性与断裂？ 她自己也坦言，71岁高龄，从事教学和研究四十余年，她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仍未结束。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介绍本次专访的第二部分， 问： 你最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抵抗性思考》，为那些对中国现行体制持批评态度的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声渠道。如今他们还剩下哪些公开表达的空间？知识界的辩论结构优势怎样的？ 程艾兰： 我质疑当今中国仍然存在多元化公共领域的说法。目前能够听见的声音，都是政权所容许、甚至鼓励的声音。政权需要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生产出的某种“内容”，来帮助政权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我和我的同事克洛伊·弗鲁瓦萨尔（Chloé Froissart）合作编辑的这本书《当代中国的抵抗思想》，正是希望让那些已经逐渐失去发声机会的知识分子重新被人听见。他们之所以不再能够发声，是因为有些人被投入监狱，有些人则被迫保持沉默。 我想强调一点：这些人并非“异见人士”。他们都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体制内的作者，其中几位还曾获得真正的学术声望。他们的“错误”在于，在某个时刻，对中国社会提出了与官方叙事相悖的、洞察深刻的分析。借用习近平使用过的一个说法，他们没有“正确地”讲述历史。 这本书里还收录了两位中国维吾尔学者的作品。他们都曾公开效忠国家和共产党，却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 为了保护所有作者，为了不让他们承担出版这本书所带来的责任，我们的翻译未经他们的同意，且都是已经在中国流传过的文章。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都曾在发表后不久遭到审查和封禁，有的审查速度较快，有的则较慢。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   问： 这些知识分子说了些什么？ 程艾兰： 其中有些是宪法学者，他们致力于捍卫宪法条文。中国的确拥有一部宪法。如果严格按照宪法的条文执行，它所能提供的保障将是相当可观的。此外，还有一些是历史学家，他们解构国家叙事，并以含蓄的方式提醒人们：中国有着独立史学的传统。 本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来自少数民族的作者，其中当然包括维吾尔族、但也包括藏族和蒙古族学者。他们致力于保护中国的民族与文化多样性。我提醒大家，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问： 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它差点无法问世。为什么？ 程艾兰： 恐惧的情绪甚至蔓延到了法国。我们需要一些译者，他们不仅要精通中文，还必须熟悉中国的知识界环境，这样才能理解文章中的各种典故与背景。有时，作者正是借助这些典故，以微妙而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分析。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是，我们遇到了相当多的回绝。有好几位译者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实姓名发表译文，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自己今后无法获得中国签证。   问： 那你呢，之后回过中国吗？ 程艾兰：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冒这个险的。   问： 这些文章能在某个时期发表，似乎说明中国曾经有过一定的公共空间。 程艾兰： 不妨说，某种形式的公共领域之所以能出现过。那是因为共产主义政权从未真正实现过民主或自由。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后，中国对大学的管控和监控的力度显著加强。课程内容受到审查，一些教室甚至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学生也可以举报课堂上任何违规内容。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我审查，而由于缺乏明确的底线，这种自我审查尤为有效。 就在最近，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因为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不够乐观，而受到了批评。要知道，这算不上异见。然而，他们仍然面临严峻的风险：可能失去职位、工资，甚至被要求将护照交给当地的党组织保管。   问： 这种强硬化在习近平执政时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艾兰： 这代表着意识形态层面的全面收紧。自毛泽东以来，习近平是唯一一位将个人“思想”写入国家宪法的中国领导人。从低到高，各个层级都开设了有关“习近平思想”的课程。习近平认为，他的思想应当成为唯一的指导性思想。再加上一个高度发达、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监控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实现全面控制。 当人们问我“中国人究竟怎么想”时，我常常想回答：试想一下，如果你设身处地在他们那样的生活环境里，会作何感想？此外，这种数字化独裁也应该促使我们反思：在法国，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这些新技术，即使我们目前仍然拥有能够保护个人权利的机制。   问： 你曾说过，自己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之一，是在法国的“美好文学“出版社（Les Belles Lettres）创建了“中国文库”系列。这套丛书堪比“比代古典丛书”（Budé），比代丛书汇集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译本。 程艾兰： 的确如此。我们刚刚庆祝了该系列出版的第五十卷，其中收录了谭崤的《变形记》，这是一部十世纪（唐末五代）时的著作。就出版数量而言，我们远不及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比代”系列。但编纂这个系列对汉学而言意义重大，因为文言文是一种学术语言，它如同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在东亚地区长期使用。该系列还涵盖了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文献，我们希望不久后能翻译一部越南的著作……   问： 那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中国的古典典籍？ 程艾兰： 我常说，我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就是汉学研究的连续性。长期以来，汉学界一直将研究划分为“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对于二者之间的界限，没有人达成共识：最激进的观点认为分界点在1949年，也有人追溯到16世纪。就我而言，我拒绝人为地划定任何界限。 在中国，古典文化无处不在。它体现在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例如，用来隐晦地批评政府。它不断地被挪用和再挪用，包括政府自身也在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回归文献，翻译它们，并加以阐释，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因为中国远非难以捉摸。   完。

法兰西学院教授汉学家程艾兰日前接受法国天主教《十字架报》的专访。十字架报指出，自2008年以来，程艾兰一直担任声望卓著的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席教授。她翻译了《论语》，出版了幅篇宏大的《中国思想史》，系统整理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思想发展；此外，她还推出了一套更为通俗易懂的思想史著作，共三部，其中包括最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抵抗思想》。 借毛泽东去世50周年的纪念日之机，《十字架报》特意采访这位治学严谨、要求极高的汉学家，请她解析中国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然而在采访中，作为一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学者，程艾兰总是将记者的视野拉回到几个世纪的宏观视角，拉回到文献和历史的现实层面，以及它们被赋予的工具性意义。 她直言不讳、毫不绕弯地拆解了法国人对中国的种种固有成见。因为这正是她研究的核心：古典的“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连续性与断裂？ 她自己也坦言，71岁高龄，从事教学和研究四十余年，她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仍未结束。在今天的节目中为你介绍本次专访的第一部分，   问： 你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专家，自2008年开始担任法兰西学院“中国思想史“课程的教授，在你的就职演讲中，你曾警告说，不要将中国视为一个“迷人且神秘、充满异域风情的国家”。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是否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程艾兰：是的，而且这些都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7世纪，法国贵族中就出现了一部分人迷恋中国，从而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一股对中国“他者”的知识分子热情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热情从未完全消失，时至今日，在一些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仍能看到它的影子。 然而，将中国锻造成唯一伟大的“他者”，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这个国家并非是另一个星球。当然，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存在差异。 最重要的是，这种叙述恰恰强调了所谓的“中国例外论”，将其作为普世价值的替代方案。说到底，是为了回避有关人权的问题。 问：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了，这种“异域化”的目光，在后毛泽东时代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程艾兰： 二十世纪80年年代，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飞速发展。效仿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当时，许多评论家用儒家价值观来解释活力：勤劳、节俭、重视地位、家庭观念以及等级秩序……换句话说，中国及周边地区发生的一切都被归因于特定的文化特征。 在我看来，我们至今仍受困于这样的解释框架。它忽略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发展逻辑与西方社会的类似，区别在于，这一进程是由一个威权政权加速和主导的。而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问：与历届前任相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强调推动“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复兴，而孔子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你是研究孔子的专家，你如何看待这场复兴？ 程艾兰：有时候，我会对可怜的孔子产生一丝同情。要知道，从20世纪初开始，孔子就遭受了一场细致而彻底的摧毁运动。当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痴迷于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发展，对他们来说，所谓的“儒家传统”是旧社会一切弊病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将传统社会的风俗、礼仪、尊老观念以及对权威的尊重等统统都必须抛弃。后来，共产党在1949年执政，又接手这场运动。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达到了顶峰。 事实上，对孔子的重新接纳，并不是从习近平时代才开始的。毛泽东去世后，孔子形象的恢复速度之快，令人瞩目。上世纪80年代，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现代化驱动力的叙事，我之前提到过，被中国政府迅速采纳。讽刺的是，当年，在70年代破坏孔庙的红卫兵，如今正执掌政权，在各地树立孔子雕像。 问：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思想的挪用与儒家思想本身存在怎样的差距呢？ 程艾兰： 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孔子的教诲中，保留那些可以为垂直权力结构提供正当性的内容，如尊重等级制度、尊敬长辈等等……然而，这只是对孔子教诲的一种非常片面的解读。孔子始终与统治权力保持距离。 在孔子的《论语》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一位弟子问孔子“治国之道是什么？”。孔子举出了三项要义：兵器、粮草，和民心。并提出了一个颇为矛盾的优先顺序：在他看来，兵器、甚至粮草都可以舍弃，但不能没有民心——“民无信不立”。奇怪的是。这段话在当今的宣传中却鲜少被提及…… 问：接下来，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在《迷失的中国》（Désorienter la Chine， 2022出版）一书中，你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是个“巴黎人”。不过，你的父母都是在中国出生的，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你的学术之路。 程艾兰： 是的，我出生在巴黎，父母是中国人。他们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分开了。因此，我的成长经历颇为矛盾：一边是我那位全能的父亲（程抱一，小说家、诗人、书法家，2002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拥抱了法国和天主教信仰；另一边是我的母亲，她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回到中国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甚至可以说是执念，那就是永远做一个好学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孤独。这种孤独感又因某种“种族”上的孤立而加剧。二战后，法国社会是一个后殖民时代的社会，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种族歧视依然存在。正如一些法国人说的那样，如果你长着一张“与众不同”的脸，你就无法摆脱它。也正因为如此，我如今对非洲和北非移民后裔的经历格外感同身受…… 问：这种文化传承者在你选择将中国的思想生活作为毕生的研究中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呢？ 程艾兰： 在法国，尤其是在我父亲眼中，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班里的佼佼者。所以，我选择了上预科、巴黎高师，最后进入牛津大学深造的道路。有一段时间，我试图与这种传承保持距离，甚至在最初，选择研究英国哲学。但我总觉得这段历史，似乎一直潜伏在黑暗中，等待着我去面对。最终我选择拥抱它的方式是“用这段传承做点什么”，也就是教授中国传统文献，并始终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距离，从而使自己能够从长远的历史发展视角来看待中国文化。 对我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异域，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请不要像某些人那样，称我是一个反华份子。我的父亲拥抱了法国，而我拥抱了中国。我嫁给了一位中国人，而且还是一位共产党员。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取得的成就。 但与此同时，政府压制人民、思想和知识生活的方式，也让我对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未来深感担忧。 问： 这怎么讲？ 程艾兰：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人们通常都会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看我。毕竟，中国已经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崛起，成为世界强大国。但强大并非一切。尤其是对于一个自诩为“伟大文明”的国家，更是如此。 中国政府喜欢强调，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个神话。我在法兰西学院曾开设一门课程，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即便我们暂且接受这种说法，一种文明也绝不能仅仅以经济或技术成就来衡量。 今天的中国，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这个国家完成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技术追赶。它吸收了西方长期以来赖以称霸的技术与专业知识，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但是，构成“文明”的要素，不仅仅是这些。还包括思想的繁荣、创作的自由，尤其是艺术创作的自由。而令我深感遗憾的是，这些领域在当今中国却受到了极其严厉的压制。事实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未完待续......

七十七年前的十月一日，中国的伟大舵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七、八年后，他发出:在国力上,中国要"超英赶美"的口号，那么中国伟人的这一愿望如今是否实现了呢？虽然比预期的晚了三十多年，在经济上"超英"终归是实现了。至于"赶美"还尚未完成，中国目前还屈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加拿大九零后华裔学者王旦，也是《高速发展的中国》（La Chine à toute vitesse，Arpa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他接受了本台（RFI）的专访。在他看来，理解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对峙局面的关键，在于对比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engineer-state）与美国的“法治国家模式”（legalist state）。那么这两大超级大国该如何避免冲突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 法广：王旦，你是华裔加拿大公民。 7岁时，随父母离开中国云南，移民加拿大。后来，在2017年至2023年间，你又回到中国生活和工作，担任分析师，实地观察中国的科技发展。之后再次离开了中国。为什么？ 王旦：我向往多元主义，对我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中国生后六年后，身处这个庞大文明中之中，那里国家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非常低，甚至可以说，几乎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且只有一个人享有畅所欲言的自由。 在中国，目睹了“新冠清零”政策的最终崩溃、众多企业家的处境恶化，以及社会中大量创造力被扼杀之后，我意识到，我真正想要回归的，恰恰是那种无序和混乱，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所具有的自由。 法广：王旦，你代表了这样一批在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之间成长起来的研究人员。在你的著作《高速发展的中国》一书中，你把中国和美国分别划分为“中国的‘工程师治国模式’”和“美国的‘法治国家模式’”。您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王旦：我之所以把中国称为“工程师治国模式”，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多次出现最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拥有工程师背景的情况。工程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倾向于通过“建设”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修建水电大坝、住房、高速公路、道路和桥梁，以及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等基础设施。他们甚至将人口本身也看作是一种可以被建设和管理的材料。 中国的问题在于，从根本上也在实施社会工程。以“独生子女政策”和“新冠清零政策”为例。这些名称本身就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些政策的含义：具体的数字更是直接写进了政策的名称里。 我把这种“工程师治国”模式与“法治国家”模式进行对比，是因为在美国，历届总统几乎都出身于法学院。律师的问题在于，他们更擅长保护财富，而非进行实际建设。这或许能解释美国的现状：美国可以诞生市值数万亿美元的企业，但同时，纽约却面临住房短缺、地铁系统老化等问题；而肯尼迪国际机场（JFK）那糟糕的基础设施状况，更是让所有过往旅客感到震惊。我真正希望看到的是，中国人能更多地吸收一些律师思维，而美国人则能更多地运用工程师的思维方式。 法广：您是否认为，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正在逐渐远离“法治国家”的模式，转而变成一个更加类似与“企业型国家”吗？在这种模式下，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建立在交易逻辑之上，而非建立在法治乃至国家制度本身之上？ 王旦：特朗普不是律师；从性格和行事方式来看，他更像一个中国商人。不过，在他身上确实可以看到美国这个高度诉讼化社会的一些特点。他动不动就威胁要起诉几乎所有人。如果不了解特朗普职业生涯中进行的大量诉讼，就很难理解他的的发展轨迹。他曾起诉《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或许也会起诉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公开指责他人，让他们接受“舆论法庭”的审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特朗普依然是那个热衷诉讼文化社会的典型产物，而不是一个彻底偏离这一体系的人。 法广：你在书中写道，中国永远不会超越美国。为什么？ 王旦：几年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国最终会超过美国。但今天，如果去询问那些负责进行这类预测的经济学家，就会发现，对中国经济最终在整体规模上超过美国经济的这一可能性，已经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怀疑态度。 如果考察中国目前的威权体系，我并不确定这一体系能延续整个21世纪。中国共产党正在老化，它往往无法有效地应对新的挑战；它对待许多社会群体的方式过于强硬，而且也没有让整个社会普遍感到幸福或满意。 我特别想到的是中国的人口状况，还有上海这座城市，我非常喜欢上海，那里环境宜人，甚至可以说，巴黎该被称为“西方的上海”。然而，尽管上海生活质量很高、空气质量不错，而且公园众多，可当地居民却不愿意生孩子。根据官方数据，上海的生育率仅为百分之0.6。整个中国的生育率则为百分之1，同样是官方数据。法国的这一数字约为百分之1.6。平均每个家庭生育1.6个孩子，与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如果从长期角度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人口还是政治层面，我认为，这些宏观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国目前取得的具体技术成就。 中国在电动汽车、各种工业产品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进展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我看来，最大的挑战是：长期来看，中国未必能超越西方，但最终却有可能让德国彻底去工业化，并摧毁德国和法国的汽车产业。这对西方来说，仍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法广：9月24日，习近平将赴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竞争。事实上，特朗普最近还声称，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于中国。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旦：不可否认，美国在尖端人工智能模型方面领先于中国。主要指的是由OpenAI、Anthropic和Google DeepMind开发的那些最先进的模型，它们很可能领先中国的同类产品六到九个月。不过，中国拥有许多其他优势。尽管中国目前没有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它很可能在把人工智能推广到整个经济体系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因为中国更加重视“具身智能”，也更认真地考虑如何把人工智能整合进机器设备和机器人技术中。 中国领导人将这项技术视为一种可以直接加以利用的工具。因此，现在断言谁最终胜出还为时过早。尽管美国目前处于领先地位，但我并不确定这种领先优势能否长期保持。 法广：让我们回到2010年代。当时中国似乎处于主导人工智能领域的有利地位。然而，正如你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阻止了这一发展轨迹。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旦：我认为，这种错误正是“工程师治国”思维模式的典型特征。2021年，我当时还在中国。我感觉自己目睹了中国自信甚至自负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刻。 当时，习近平看到了新冠疫情在海外造成的混乱，以及2021年1月6日美国总统权力从特朗普向拜登过渡时引发的混乱 。正是这个节点，他决定在整个经济领域推行激进改革，坚持“新冠清零”政策，并遏制包括马云在内的一批中国大型企业家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他还试图通过阻止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继续按照过去的融资模式推进项目，让当时陷入债务危机的房地产行业陷入停滞。 在我看来，正是这三大错误构成了中国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新冠清零”政策削弱了公众对政治体系的信心，尤其是在上海居民当中；企业家的士气跌至谷底，因为习近平粉碎了他们的信心；而房地产行业的崩盘则让中国民众觉得自己变得比过去更穷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由“工程师治国”逻辑塑造的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这个体制负责制定重大决策，但也有可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决策。这正是威权制度的一种固有特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期待自由民主国家拥有的自我纠错机制，从而避免犯下如此严重、如此大规模的错误。 法广：那究竟什么因素最终将决定中美博弈的结局？两国是否注定要走向战争？ 王旦：第一次世界大战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我相信，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会造成怎样的破坏。在我看来，人们应该期盼的是一种类似于“冷战”的局面。诚然，很少有人会怀念“冷战”时期。但它确实有一个优点：它是“冷”的。当然，对于那些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外围地区的人来说，如阿富汗、越南或者是朝鲜，冲突实际上演变成了“热战”。 但是我们应当期盼的是，这两个充满活力和进取精神的超级大国，无需诉诸武力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竞争。我

有一个声音，对华人来说耳熟能详，就是不熟悉他的口音，也能从内容中知道声音的主人是毛泽东。五十年前的9月9日，被称颂是“伟大舵手”的他因病逝世。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中国，由他发起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结束，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高铁、航天等领域拥有全球影响力。但在今天的中国，毛泽东依然无处不在。安门城楼上的画像还在那里，人民币上还有他的头像，毛主席纪念堂每天仍然有人排队瞻仰。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影响已经不只是这些看得见的符号。他仍然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中，也存在于中国社会对国家、革命、平等和领袖的理解里。所以，50年后的今天，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是谁，而是：一个已经去世50年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 毛泽东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新中国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不只是一个新的政府，更是照搬苏联的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体系。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党组织进入城市、农村、工厂和学校。当时的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一个人的工作、住房、教育，甚至社会身份，都与国家和集体有着密切关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以后，这套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公社消失，市场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出现，外资进入，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但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地位没有改变。所以，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也许不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他参与建立的这套政治结构。而这套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 其次，毛泽东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后来一些重大政治灾难的重要责任者。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量知识分子受到迫害。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造成严重饥荒，大量人口死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对教育、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历史决议，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下严重错误，同时又肯定他的历史地位，认为总体功绩大于错误。这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处理毛泽东问题的基本方式：错误可以承认，但毛泽东不能被彻底否定。因为彻底否定毛泽东，就不只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它还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应该如何解释？如果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基础又应该如何解释？所以，毛泽东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历史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办法：经济上告别毛泽东，政治上保留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真正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可以概括为：经济上告别毛泽东，政治上保留毛泽东。1981年的历史决议，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集中体现。于是，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今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已经和毛泽东时代完全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解释，仍然无法绕开毛泽东。 为什么毛泽东不能像斯大林一样被彻底批判？ 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可以公开批判斯大林，同时继续肯定列宁。但在中国，却很难这么做。有人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概括：“在中国，毛既是列宁，也是斯大林。”也就是说，毛泽东既代表革命的胜利，也代表革命之后出现的严重错误。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坚持两个判断：毛泽东晚年犯过严重错误；但毛泽东仍然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可以承认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却很难把对毛泽东的批评进一步变成对整个政治制度的否定。 习近平时代：毛泽东重新被放进今天的历史 进入21世纪，中国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对1949年以来历史连续性的强调更加明显。2013年，习近平提出“两个不能否定”，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反过来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把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看成两个完全割裂的中国。官方叙事强调，毛时代建立的工业、教育和国家组织基础，为后来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因此，今天的中国并不是被描述成“摆脱毛泽东之后才成功”，而是1949年以来历史连续发展的结果。这样一来，毛泽东就不只是过去的人。他也被放进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故事里。 毛泽东对今天最大的影响，是政治文化 如果问毛泽东今天还在影响中国什么，最明显的已经不是在经济领域了。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生活，与毛泽东时代已经完全不同。真正延续下来的，是一种政治文化。毛泽东时代形成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以及对国家、组织、纪律和政治权威的重视，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今天当然不会再出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群众政治运动，但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党组织和国家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也没有完全消失：那就是对平等的追求。今天中国允许巨大的财富积累，也鼓励市场竞争。但当人们讨论贫富差距、住房压力、就业竞争和阶层流动的时候，毛泽东时代所强调的“平等”仍然会重新进入讨论。所以，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中国重新回到毛时代。而是：毛时代形成的一些政治传统和社会观念，被保留下来，然后用新的方式重新解释。 毛泽东也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毛泽东的影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家庭记忆。对于经历过大跃进的人来说，毛泽东可能意味着饥荒和家庭悲剧。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他可能意味着政治迫害、教育中断和社会混乱。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泽东又意味着1949年的国家建立、民族独立和工业化。他们会记住扫盲、基础医疗、工业建设以及国防工业的发展。所以，在中国社会里，一直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毛泽东：一个是灾难的毛泽东，一个是国家崛起的毛泽东。这两种记忆并没有因为50年过去就消失。老一代人更多根据亲身经历评价毛泽东，年轻一代则更多通过教科书、网络和家庭故事认识他。因此，今天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碰撞。 为什么今天还有年轻人重新关注毛泽东？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年轻人重新关注毛泽东，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真的想回到计划经济，更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文化大革命。很多时候，他们关注的是毛泽东所代表的一种“平等”。今天年轻人面对住房压力、就业竞争、贫富差距和阶层流动等问题，有些人会重新思考：是不是一个社会太强调个人竞争了？是不是应该更加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符号。他代表的可能不是1950年代或者1960年代真实存在的中国，而是一种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反抗。当然，这种怀念也可能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人们容易记住那个时代强调平等的一面，却忽略当时的贫困、政治运动和个人权利受到限制等问题。所以，今天的毛泽东已经不完全等于历史上的毛泽东。他也成为不同群体根据现实需要重新解释出来的一个符号。 为什么毛泽东到今天仍然敏感？ 因为谈毛泽东，很容易从历史问题谈到现实问题。可以问：大跃进为什么会造成灾难？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属于历史问题。但如果继续问：为什么一个领导人的决定能够影响整个国家？为什么当时缺少足够的制度制约？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应该靠什么来阻止？问题就变了。它已经不只是评价毛泽东这个人，而是在讨论：权力应该如何被限制？一个政治制度应该如何纠正领导人的错误？这就是毛泽东问题最敏感的地方。因为评价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评价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 50年后，毛泽东真正留下了什么？   如果把毛泽东死后这50年的历史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与毛泽东时代相去甚远。中国发展私人企业，吸引外资，参与全球贸易，也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但在政治层面，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自己的核心政治地位。所以，中国今天对毛泽东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成：改变他的经济道路，但不否定他的历史地位；承认他的错误，但不否定他的总体功绩；告别他的经济模式，但保持历史上的政治连续性。 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50年后仍然没有真正离开中国。他不只是存在于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人民币和纪念堂里。他还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的解释里，更存在于中国社会对国家、平等、革命、权力和历史的理解里。   50年前，毛泽东去世，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5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与毛泽东时代完全

大家好，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副教授李招莹，作为节目嘉宾，请专研十八世纪中法艺术文化交流的她与法广听友们分享对十八世纪中法陶瓷交流缘起的最新研究成果。 法广：能否谈谈这次妳在威尼斯汉学会议发表论文的主题？ 李招莹：这次2026欧洲和学第26届双年研讨会7月21-25日在威尼斯Ca Foscari┬大学举办，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皆有赞助，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约1000多人发表，领域多元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艺术与博物馆、历史、语言学、媒体与展演、宗教与思想史等。我的论文发表是在艺术与博物馆场次，这次在会议发表论文主题为「十八世纪法国赠送中国外交礼物赛弗尔瓷器研究」，也担任「欧洲转译清代瓷器的技术与知识」场次三篇论文的评论。这次EACS研讨会欧亚陶瓷交流的场次至少四场，和往年相比，此议题在汉学界显示其重要性。 这个议题延伸去年七月我的法文出版的学术专书《亨利贝尔丹与十八世纪的中法陶瓷交流》。最后一篇题为《十八世纪法国宫廷赠予乾隆皇帝的瓷器外交礼物——以亨利·贝尔丹大臣与北京宫廷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为例》的文章，法国向中国赠送了塞弗尔瓷器。这种政治和艺术交流最终促成了乾隆皇帝倡议建立一个新的瓷器实验室，致力于在中国发展欧洲风格的瓷器。其中一个面向尤其值得关注：贝尔丹四次向皇帝赠送塞夫尔瓷器，其内容和背后的意图，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本次研讨会将着重探讨塞弗尔瓷器外交礼物的主题和价格，以及这些馈赠背后的用意。我们也将透过信件追溯这些瓷器的流转历程​​。这些塞弗尔瓷器何时呈献给皇帝？皇帝对这些瓷器的接受情况如何？其中有些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有些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这些问题目前很少相关研究。这个题目也是我今年进行的国科会计划。 本文试着将礼物放在17、18世纪的全球化架构，作为欧洲跟亚洲的外交关系，找出其运送者及中介者，欧洲赠送者的企图，通过的中介组织与物质的管道，其中的权力结构，以及送到亚洲的路径，所产生的另外一个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的物质转变及影响，试着去理解文本的叙事者的观点。 拟就法兰西学院中的书信资料谈及18世纪中法陶瓷交流议题及清宫活计文件的纪录，并就凡尔赛到紫禁城的图录和台北故宫文献调查寄送赛弗尔瓷器图像、器型、展示及使用的纪录，此批瓷器为法国内政大臣贝尔丹所赠送的外交礼物。因中西饮食文化不同，避开赠送塞弗尔餐桌瓷器，精选赠送清宫无法制作的花瓶、香料瓶、化妆盒及白瓷雕塑，最后一次赠送茶具包括茶盘、茶杯、糖罐，呼应乾隆皇帝喝茶的品味。比对法文档案及中文档案呈现传教士观点及清宫内部观点，呈现清宫此批赛弗尔陶瓷的不同视点评价及交叉诠释。 贝尔丹在中法文化交流关系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担任法国东印度公司及塞弗尔陶瓷厂负责人。他希望法国以中国作为模范学习，精进法国的工厂、农业、养殖业、商业，因其掌管东印度公司，因此也开始与北京传教士书信往返，并收集法国所需的信息：一方面是农业，陶瓷及丝的制造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响应法兰西学院正热烈讨论中国的上古历史议题。 贝尔丹（1720~1792）负责塞弗尔陶瓷厂，与中国的外交事宜，1764年12月担任内政部长，从这一年开始在皇家陶瓷厂订购许多陶瓷寄送到中国。当时贝尔丹支持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有19件陶瓷在1764年12月寄到中国：包括7件花瓶、10件雕刻、2件化妆盒。价值共为4560里佛拉。 从洛尔桑特港口出发，这些陶瓷由法属东印度公司出海运送。这些装有陶瓷的箱子抵达广东后，位在广东的法国行会接收这些包裹，之后法方负责人雇用挑夫把包裹带到北京。 根据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到传教士进贡礼物有三类时机：一是透过清朝官员赠送， 二是介绍新的传教士进宫需准备及进贡礼物，三重要庆典：元旦、中秋、万寿或皇太后生日，这三类重要的庆典是送给乾隆皇帝礼物的好时机。根据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到利玛窦的传统传教策略，进贡是主要的策略之一。 法国第一次寄送塞弗尔陶瓷的时间，符合董建中在文章中提到的｢在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768年7月17日)新到来西洋人赵进修（Francois Bourgeois亦名晁俊秀）、金济时（Louis Collas）的进贡礼物单可以找到，来自西洋人赵进修、金济时的土物单，进单外黄环套（清廷人书写)）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新到来西洋人进单，系造办处接递承揽记此： 1、西洋五彩花大布 贰疋 2、西洋红花紫花小布 贰疋 3、西洋磁花罐 壹对 4、西洋磁香炉 壹个 5、西洋白磁胎人兽 参件 由上述档可对应时间符合第一次寄送赛弗尔陶瓷的时间，另外引荐两位的传教士都是新来的法国传教士晁俊秀、金济时，陶瓷内容的部分第一批寄送的陶瓷似乎分成两次赠送，内容的部分可以对应，例如：3、西洋磁花罐 壹对是指荷兰花瓶(图7)4、西洋磁香炉 壹个是指香料瓶，5、西洋白磁胎人兽 参件是指乌德利〈狩猎山猪〉及〈狩猎野狼〉等。陶瓷三项全收代表乾隆很喜爱。 这份法国的礼物清单响应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关系，法国王室送到中国帝国的礼物，特别是贝尔丹送给皇帝外交的礼物包括两类西洋奇器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温度器、发电器)以及艺术器物(镜子、手表、瓷器、版画、剪刀、刀子)等，瓷器全部都留下，可见乾隆皇帝的喜爱。1772、1779、1786又寄了三次。 这次新的数据文件记载主要是有十件人物题材的白瓷，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称为「好奇」，他又被称为奇幻灯，另外一组为「彩券」。每一个的价值为 96里佛拉，第一个是由佛克内所创作的，他在 1757 年开始在赛佛尔任职，这个主题是来自布雪画家（1736 年），画的名称叫做〈乡村市集〉。 牛的群组过去对贵族而言，与牛奶相关的纯白色非常适合当时流行的自然，玛莉皇后18世纪非常喜爱。因此他可以享受大自然，并且享有新鲜的牛奶，如同特雅农宫的草屋，路易十六在1785-1787所建造的，在离巴黎50公里的Rambouillet城堡，一个制造鲜奶的场所。皇后与他的陪伴仕女喝羊奶，并品尝新鲜的奶酪。 还有三个动物群组主要是根据乌德安的动物，第一件作品是 1750 年由夏布伊所做的狩猎山猪，其中一个样本保存在 Detroit ，第二个是狩猎野狼，也在同个时期创作，保存在赛佛尔博物馆。另外还有爱神与波西雪希腊神话雕像经由这个方式进入中国的清宫。 根据清宫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的报导，中国人对圣经及希腊罗马主题不感兴趣，比较喜欢时钟，基座，盒子。 贝尔丹期待可以展示赛佛尔陶瓷厂能够展示中国所没有的造型与颜色底色，例如 : 粉红跟绿色的底色。另外他也送给中国皇帝装饰的花瓶，有花的造型的花瓶，以及芳香瓶，贝尔丹选样的原则，主要介绍赛佛尔瓷器不同的造型。这个雕塑也代表了多元的艺术品：中国未有，主题多样，有风俗画、动物、神话。 1779年是第三次寄送陶瓷，内容包括特别的圣人雕像，这些雕像与法国国王与皇子的名字有所关连。清宫并不认识如真人般的大型雕像，因缺乏基督宗教的文化背景，不认识圣人的主题，这些圣人的主题都源自圣经与希腊罗马神话。 1779年9月4号，贝尔丹买了新的陶瓷寄送到中国。他主要是五个白瓷的人物克莱尔圣女、安东尼圣人、蒂雷斯圣人、克罗地圣人跟路易圣人，全部加起来是432里佛拉。目前没有足够的档案理解这些陶瓷是否是献给皇帝呢?或者是送给法国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礼物。 此次寄送的五个雕像：圣安东尼的雕像、圣克莱尔的雕像、圣蒂雷斯的雕像、圣克洛帝尔德雕像、圣路易雕像，在赛佛尔陶瓷厂非常不寻常，是贝尔丹所订购，都与法国皇室有关，在法国皇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欢迎，在中国也未受到欢迎。 1786年贝尔丹第四次寄送茶杯、茶盘、茶罐及茶壶。这些是在欧洲18世纪及中国非常流行的茶组。 台北故宫典藏五件18世纪的塞弗尔瓷器，这些瓷器保存在养心殿。糖罐是放置在一个楠木匣。 但在中国档案没有任何的描述，这些对象保存得很好，档案编号连续，并且没有分散。其余的茶杯、茶盘典藏在北京故宫。 法广：为什么会有当时中法陶瓷交流？产生的原因？ 李招莹：天主教的学生杨德望（1733-1798）、高类思（1732-1790），分别于二十与二十一岁被送到法国研读神学，这两位神学生是由耶稣会所训练，在法国住了十五年，但他们很想念家乡，期望能回到中国，他们向贝尔丹恳求一张免费东印度公司的船票。然而贝尔丹要求他们在法国多停留一年，参观法国皇室的工艺厂（印刷、丝绸及染料、哥布兰壁毯、塞弗尔陶瓷

大家好，我是夏榕，台大新研所的洪贞玲和林丽云两位教授，之前与法广听友们分享了许多关于AI如何改变了媒体产业，记者会不会被取代？以及报道的真实性等等她们的看法，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请两位教授继续来谈谈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制定的新闻信任计划，以推广新闻专业标准这个话题。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今年7月亲赴巴黎参访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深入了解「新闻信任计划」（JTI）的运作机制，并反思台湾媒体生态的结构性困境与可能出路。以下为专访内容。 无国界记者组织与 JTI 新闻信任计划 法广： 洪老师、林老师，很高兴两位来到法广录音间参与《中华世界》专题节目。听说两位此次参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巴黎总部，能否谈谈这次参访的重点？ 洪贞玲： 我们这次非常高兴有机会联系到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他们近年来执行了一个重要计划，称为 JTI（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中文译为「新闻信任计划」。 这是一个已持续约五年的计划，旨在推动一套新闻专业标准。该标准涵盖多个重要面向，并在网络上设计了高达 150 个问题，作为新闻专业审查的依据。 这套审查标准首先关注媒体组织的基本资料透明度，包括媒体名称、资金来源、所有权结构及负责人身份。其次，检视媒体在新闻内容制作过程中，是否具备自律规范与编辑独立自主的专业流程。此外，也关注媒体如何与受众维持关系，例如是否接受公众反馈与申诉等。 因此，JTI 建立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准则，目前正推广至全球各地，邀请公共媒体、商业媒体乃至网络媒体皆可申请参与。 媒体申请时，需自行建立账号，依据 JTI 所设定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估。若符合相应要求，即通过该阶段认证，其名单将刊登于 JTI 网站。媒体亦可通过社群宣传自身获得 JTI 认证。 简言之，JTI 相当于一个「白名单」机制。若读者希望从网络获取的信息来自可信度较高的媒体，JTI 认证可成为重要参考依据。 台湾新闻自由与信任度的悖论 法广： 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台湾在亚洲名列前茅，有时甚至位居第一。然而，台湾新闻环境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林丽云： 台湾新闻自由度虽在亚洲名列前茅，但存在一个明显悖论：新闻信任度相当低。 我参与纽约大学路透研究所《数字新闻报告》，该报告调查 48 个市场，我负责台湾部分撰写。在 48 个市场中，台湾通常排名约第 46 位，即倒数第四左右。 法广： 信任度如此低？ 林丽云： 是的，仅有 28% 的民众信任新闻，换言之，超过七成民众不信任台湾新闻。 法广： 原因何在？ 林丽云： 这是个好问题。今年一项调查数字颇具启示：63% 的台湾民众希望新闻公正、客观、不偏不倚。这意味着，民众普遍认知台湾新闻存在偏向，且政党倾向严重。 问题根源在于政治影响力与商业影响力并存。一方面，政治力量介入媒体；另一方面，资本与老板的力量影响巨大。民众对此已有相当认知。 法广： 因此，媒体背后的金主身份至关重要？ 林丽云： 确实如此。民众知道媒体背后有老板、有政商关系，因此信任度偏低。 正因存在此悖论，无论是 JTI 推动的计划，或台湾本地推动的新闻信任计划，我个人都非常支持。这些计划可促使更多媒体了解如何改进自身、提升信任度。 当多数民众渴望获得可信赖的信息时，他们需要知道应从何处获取新闻。若网络上有白名单或相应标志，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遵守事实查证、公平原则与透明度等规范，例如公开股权结构与负责人身份，民众至少能了解新闻背后的金主是谁，如同了解食品成分一般。 若有此类计划，愿意参与的媒体可依据指导原则改进运作，同时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值得信任，如此整个媒体生态或可改善。 此外，平台角色亦至关重要。此次参访中，RSF 也强调平台的重要性。欧洲在此方面相当进步，希望未来通过立法，让可信赖媒体在平台流量分配中获得显著地位。 换言之，平台不应完全以流量为导向。除流量数量外，应另设指标，让可信赖媒体在整体流量排序中获得显著位置。如此，新闻生态方能更加健全。 台湾媒体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分裂 法广： 台湾媒体生态在政治色彩上如此鲜明，显然与台湾的国际处境有关。对此，两位有何解决之道？ 洪贞玲： 媒体报道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状。正如主持人所言，这与台湾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台湾有一个庞大的邻居，该邻居常宣称台湾为其一部分，近年更扬言对台动武。台湾内部亦反映为分裂社会：民众对国家认同、台湾在国际社会应扮演的角色、应与谁结盟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在民主社会中，我们尊重不同观点。然而，在此背景下，台湾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高度发达。说得委婉些，是市场竞争激烈；说得直接些，则略显可惜。 台湾人口约 2,300 万，却有高达 189 家 24 小时新闻台，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 法广： 过度竞争会导致何种后果？ 洪贞玲： 收入被瓜分，媒体趋向极端，以争取特定市场。 在此情况下，媒体更倾向选边站。因为对媒体而言，其目标并非获得所有观众支持，而是锁定特定观众，使其持续收看。 我认为，这正是台湾新闻媒体高度党派化的原因之一。 台湾社会常以「蓝营」或「绿营」标示意识形态。媒体亦被民众高度标签化：观察其报道方向，是否对民进党说好话、对国民党说坏话；或报道中国时是否一味赞美；当台湾发生问题时，是否摆出唱衰姿态。 这些情况每日在台湾媒体上演。 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大致了解此现象成因。至于解决之道，我个人认为有数点方向。 首先，我曾于台湾媒体主管机关任职，因此认为，即使是民主国家，高度尊重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但新闻对民众获取信息、影响民主决策至关重要，仍需维持基本监管。 新闻不可造假，不可因老板利益而发布违背台湾利益或现实的内容。因此，监管仍须发挥基本功能。 其次，媒体资金透明化尤为重要。 从事传播行业者大致了解其中情况。我在台湾大学开设媒体素养课程，对象为无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本科生。 当我问学生：「你知道TVBS负责人是谁吗？你知道东森新闻台老板是谁吗？」随后告知他们，东森新闻老板即台大附近冠德建设建案的老板，学生皆感惊讶。 因为他们不知晓新闻台背后的资金来源与负责人身份，因此无法理解为何某些新闻台宛如房地产广告商。 此问题仍至关重要。此外，对一般民众而言，媒体素养亦为关键信息。若无法看穿媒体背后结构，便难以理解媒体为何提供特定信息。 媒体所有权监管与平台责任 林丽云： 洪老师已从市场角度分析透彻。台湾广告市场萎缩，尤其在平台时代，数字广告收入下滑，新闻业难以获得充足广告，电视媒体广告收入亦持续下降。 然而，仍有众多大老板欲进入媒体市场，此乃经济与市场悖论。他们为何仍愿进入？因为这些媒体变得易于购买。 广告减少，原有媒体集团因不赚钱而欲出售，于是大亨进入市场收购，即前述媒体大亨现象。 此外，台湾在监管上相当宽松，尤其对所有权与股权交易缺乏严格管理。 过去过度开放与自由化，未进行足够监管与审查。在无审查情况下，外资乃至中资进入相对容易，往往事后才发现问题。 基于此，我认为台湾整体政策思考应逐渐转向欧洲模式。 过去台湾受美国影响较大，采取美国模式，强调言论自由，尽量减少干预。 然而，在我们于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任职期间，我认为台湾应更多参考欧洲模式。 特别是欧洲《媒体自由法》，近期通过修正，对我们颇具启示。 此次参访欧洲，我们也访问了爱尔兰监管机构，学到许多经验。对我而言，最重要启示是台湾应向欧洲学习，朝《媒体自由法》方向发展。 第一，保障言论自由。 第二，股权透明。 股权透明意味着媒体至少应在网站说明股权结构，而非将所有权层层隐藏于某公司上层，令人不知股东身份。 有时，所有权甚至隐藏于某国家、某欧洲岛屿或维京群岛公司结构中，外界难以查清。 第三，独立公共广播。 此亦至关重要。政治人物或政党不应干预公共广播，亦不应随时以预算限制其发展。 独立公共广播为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可信赖新闻。 应要求平台业者将可信赖新闻置于显著位置。唯有如此，认真制作新闻、提供可信赖新闻的媒体方能持续发展。 这些是我们此次在欧洲所学。我认为台湾政策应朝此方向努力。 当然，此不一定能立即成功，因台湾媒体发展长期处于过度放任状态，形成畸形发展，难以立即调整。 此涉及整体文化与历史因素，并非易事。然而，政策方向应逐步纠正：从过度发展、过度放任，调整至至少拥有稳健公共媒体、负责任商业媒体，并要求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这些是目前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上一期的中华世界，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节目特邀嘉宾，谈到她们对AI对媒体产业的冲击的看法。本在期节目中，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继续和听友们分享台大新闻研究所在这方面的应对之策，以及中国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对台湾媒体产生影响等话题。 AI对新闻教育的影响 法广：在两位老师教授的学生当中，他们对于人工智能与新闻业的未来，目前最担心哪些问题？有没有主动向两位老师反映？ 林丽云：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集中地反映这类担忧。不过，在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观察到，学生普遍知道人工智能可以使用，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把人工智能当作工具，或者当作研究助理，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直接代替学生完成论文。 第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个人能力逐渐退化。比如，有学生会使用人工智能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长期依赖这种翻译方式，自己的英文能力可能会下降。有些学生因此会主动告诉我们，他们不希望完全依靠人工智能翻译，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和翻译训练，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 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语言和语境并不一定符合华文使用者的实际需求。有些学生尝试用人工智能撰写论文或研究内容，但最后发现，生成的文字常常不够理想。特别是在中文语境、台湾语境以及具体的学术表达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往往需要反复修改。 研究写作尤其重视准确性、精确性和论证逻辑。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重新校正，那么使用它并不一定能够节省工作量，有时反而会增加修改和核对的负担。这是我们和学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共同观察到的情况。 新闻教育与就业前景 法广：两位老师所在的新闻研究所主要以新闻理论和研究为主。那么，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媒体行业的比例高吗？ 洪贞玲：如果问的是我们的毕业生，进入新闻媒体行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台大新闻所的创所目标相当独特。在台湾其他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所中，我们比较强调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并把这一目标落实在课程设计上。 除了新闻理论和研究课程，我们也安排了许多实务训练，包括基础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影像新闻报道，甚至新闻摄影等课程。授课教师当中，也有不少是在台湾重要媒体工作的资深记者或主管。这样的课程安排，与其他传播研究所相比，是比较不同的地方。 因此，我们会吸引一些确实希望进入新闻业、发挥新闻专业能力的年轻人。总体来说，毕业生当中大约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进入新闻界工作，尝试在媒体行业中发展。 不过，近几年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明显。即使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新闻业之前，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对传统新闻产业造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新闻媒体的营收下降，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的信任度也持续受到挑战，这些现象在台湾同样存在。 这些变化会影响年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如果一个职业在社会上不再受到足够尊重，收入又不算高，年轻人自然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选择这条道路？这几年，我们确实会听到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甚至直接问老师，毕业之后是否真的应该进入新闻行业。 但我们仍然希望给学生比较积极的想象。虽然新闻产业目前处于低潮，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仍然需要真实、可靠、经过查证的信息，而这是专业新闻业不可替代的功能。自媒体可以提供个人观点，人工智能也可以整理大量数据，但这些工具无法自动承担新闻采访、事实查证、公共监督和社会责任。 从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认为，新闻产业对于民主社会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AI生成影像与新闻真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关注台湾新闻业目前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新闻影像的现象。 传统新闻专业训练强调，如果要报道一个现场，就应该尽可能到现场进行采访和拍摄。摄影当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例如影像是否真正等同于现实、摄影是否具有主观性等，但至少，现场影像是对事件发生情况的一种记录。 问题是，当新闻工作者没有到达现场时，应该怎么办？目前有些媒体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因此，我们在新闻版面上经常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制作的新闻图片。然而，人工智能示意图与真实事件的情境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所谓人工智能示意图，首先必须由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可是，这个指令从何而来？如果报道的是一起社会新闻，新闻工作者可能根据警方、检方或调查资料中的若干信息，想象并模拟事件发生的场景，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人工智能生成图像。 但问题在于，真实情况绝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时的想象。尤其是在案件事实尚未完全厘清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现场。这与新闻专业强调的真实性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现在，甚至有一些涉及犯罪或暴力的新闻，也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可是，真实事件不可能仅仅依靠几句指令就被准确重现。若媒体大量使用这种方式，新闻画面就可能从“记录现实”变成“制造一种关于现实的想象”。 这对新闻专业和新闻真实性原则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 法广：这其实形成了一个悖论。 两位教授均表示：是的。这也是新闻业必须警惕和反思的地方。媒体如果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来重现新闻现场，就必须清楚说明其性质和局限，不能让观众把示意图误认为真实记录。否则，人工智能生成画面与新闻事实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新闻自由与台湾的媒体环境 法广：这也涉及新闻真实性、新闻来源、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一个标榜民主的社会中，当社会又面临外部渗透的风险时，这些问题尤其重要。中国近期通过了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该法自7月1日起生效。两位认为，这项法律是否会对台湾媒体造成影响？ 洪贞玲：这项法律生效之后，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台湾人持有台湾护照都可能被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无论这些说法具体如何理解，它反映的都是台湾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 中国一直试图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国对台湾并不拥有治理权。台湾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因此，对台湾人来说，很难接受一个没有给予人民充分自由选举权利的政权，单方面把台湾与其视为同一个政治实体。 中国修改自己的国内法，并试图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台湾，这是台湾社会无法接受的事情。 当然，台湾人在台湾境内生活时，受到台湾政府的保护，也享有相对充分的自由。但当台湾人前往国外，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量有限，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和权益保障，也因此面临现实困难。 过去就曾发生过台湾高级政治人物出访欧洲时遭到不当跟踪、恐吓等事件。近期，台湾一名媒体人也曾遭到公开的暴力威胁，相关案件很快查出，实施暴力者据称是中国籍人士，并且是从香港前往台湾。这些事件让人看到，来自境外的政治压力，有时会以具体的威胁和暴力形式出现。 从过去中国修改相关法律，到在国际上压缩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再到影响台湾人在海外的行动和自由，这些做法都构成了持续性的压力。甚至在台湾境内，台湾人也可能面对暴力威胁或遭泼漆等情况。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促使台湾社会不断思考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台湾需要与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单方面采取的法律和政治行动，不应该改变台湾人民真实拥有的自由与民主地位。 两岸议题与媒体言论空间 法广：那么，在媒体层面，尤其是在批评两岸关系的声音方面，两位老师认为未来的言论尺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台湾媒体的基本立场应该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台湾媒体本来就具有明显的党派化和立场化特征。相对亲中的媒体，应该不会因为这项法律而突然改变自身立场；而比较强调台湾主体性、支持台湾自主发展的媒体，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中国的压力，就改变报道方向，或者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主动妥协。 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通过相关法律，就能够直接改变台湾媒体的整体立场。 洪贞玲：台湾媒体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蓝立场，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绿立场。一方面，有些媒体可能会附和中国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媒体会把中国视为敌对外部势力。 但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社会应该认真分析中国的做法、台湾可能采取的策略，以及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法广的录音间嘉宾，和法广的听友们分享她们的经验与看法。 媒体永续与 AI 对生产模式的影响 法广： 两位老师先是去爱尔兰参加关于媒体研究的学术会议，请介绍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林丽云： 这次的主题是永续发展，因为媒体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平台时代的媒体如何经营下去，那也包括 AI，那 AI 这个科技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产模式，所以各国的学者都很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主要的主轴是这个。 记者 storytelling 的能力难以被 AI 取代 法广： 谈到 AI 确实它对新闻媒体的挑战很多，甚至觉得说 AI 有可能取代记者这个工作，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自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像 ChatGPT 的这一些 AI 的工具出来之后，其实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模式跟生活的方式，现在好像变成大家凡事都问 AI，我想，过去这几年我们也常常听到一种预测，就是未来会消失的十大行业，在这十大行业里面呢，新闻工作好像也常常在这个 list 上面。 可是我们认为，就是新闻工作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到现场，那记者很重要的能力是说，你要在一个现场观察、分析、提出一些评价，然后你要能够做 storytelling，而这些能力其实很多都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 AI 就是说这种语言训练模型，它是从网络上的这个大数据里面慢慢沉淀出来，可是一个人在各种的历史的现场里面去见证，观察到那个人类的社会行为怎么样的剧烈转变，这个其实并不是 AI 有办法做的。 当然现在我们大家讲，这个 AI 教父等等，就是说未来的整个 AI 的科技产业，那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他也一再讲到说其实在 AI 时代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他讲的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storytelling 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这个其实就是新闻人、媒体人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了，所以我个人并没有那么悲观，而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AI 时代，不管是记者个人或者是媒体产业，大家要知道怎么样用 AI 让我们工作可以更有效率，可是并不是让 AI 来取代我们。 平台和 AI 对新闻商业模式的冲击 法广： 那林老师您是一样的看法吗？ 林丽云：对，基本上就是说故事的能力，或者是脉络化的理解，对一个世界，对世界或者对一个社会，对一个事件，提供脉络化的理解，或者是第一手的观察，这个是要人类来做，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化工作者，其实这个角色更更为重要。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平台这些科技以及 AI 破坏了我们新闻产业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们过去有一套 business model，例如说我们的公广，那是由于国家来支持，人民来支持。如果是商业媒体的话，就是有广告来支持，那我们就是借由订阅，或者是浏览，那广告分润，广告来支持，有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平台或者是 AI 就破坏了这个模式，过去是平台拿走了新闻的内容，也拿走了广告，但是未必分润给媒体，给商业媒体，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很难维生，那在 AI 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 AI 的时代一般人就用 AI 来搜寻新闻，来搜寻事件的背景，但是 AI 怎么会知道呢？其实 AI 也是用新闻的内容啊，AI 大量的学习或阅读，然后以这个新闻的内容为基础，这个之后，它就开始能够 generate contents，就可以生成内容出来，但是它并没有付给新闻媒体钱，新闻媒体还是制作新的新闻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那个商业模式不平衡的问题出来。 谁来做好的新闻内容？新闻媒体它又没有广告，没有得到分润，又没有流量，因为未来的流量大家都会往 AI 转，所以怎么样让使用新闻媒体的公司，科技公司，平台也好，或者是 AI 公司也好，为新闻付费，如何避免整个 business model 被破坏，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议题。 AI 幻觉、假讯息、教学与国家资料库 法广：就个人新闻的从业的经验来看，比较担心的是，所谓的 AI 生成的新闻内容这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需要去警惕的，也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新闻，那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在用 AI 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AI 会有幻觉，它自己会造假，所以我们如果不查，就太轻易相信 AI 它给我们的答案的时候，它可能真的就是错的，然后人类也会被误导。 因为我这几年相当关注假讯息这件事情，这几年我们都在做假讯息的研究，然后每年我们也在台湾执行一个假消息的调查，那这两年我们就把 AI 的题目也新增加进去，问台湾民众说，你日常生活中会不会用 AI ？那你认为 AI 是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正确的、可信的？发现台湾民众对于 AI 的评价是蛮高的，这其实让我们蛮担心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那个 AI 的幻觉，然后它其实会造假。 这个不止在新闻上，我们在学术研究也发现，在过去，有些台湾的学者就发现说，他去口试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的 reference 出现了这个老师的著作，但问题是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那你看，一个研究生他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就用 AI 来帮他做事，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查证 AI 给的资讯的真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议题，更何况可能还有一点是说，很多人也会刻意的用 AI 的工具来造假。 法广：尤其是图像的部分，现在在图像的部分，就我们电台来讲，如果你的配图是示意图，即合成或生成图片，必须要标注。不晓得在台大新闻研究所关于 AI 的部分，怎么在教学内容当中去做一些规划？ 林丽云：在教学跟在研究上都有，就是说研究上我们就会关心到如何让 AI 是可靠，然后是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在国家政策上的推动就会希望说 AI 的资料库，资料库本身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但这是非常难的，因为都是以几个国家几个大公司的 AI 的 data 为主，例如说 OpenAI 或者是 Google，那些都是美国公司为主的，资料库里中文的部分就比较少。 因此在政策上，就会期待说国家要有国家的资料库，例如说必须要有没有歧视的内容，就有国家的观点，国家的文化脉络，以及多元文化的内容，包括对我们原住民、多元的文化，必须要有一定的尊重跟理解。期待说应该要建立本国的资料库。 再来在教学上或者对于媒体组织，就会期待说，AI 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守门，要有人，人类，不是人工，是要有 human，要有人类来审查，检查所有的讯息是否正确，是否有偏见，所以说，人类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层级是媒体，就是阅听人的层级，阅听人要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来判读说你从 AI 得到的讯息是不是可靠，那必须经过相关的查证，例如说特别是医疗的新闻，AI 可以直接讲出一大堆，说根据你的症状，然后应该怎么样使用药啊等等，但是不可以也就是说不能以它为唯一的来源，阅听人也必须要有素养，能够去做查证。这些不同层面，我们都会一再在研究上或教学上提醒同学。 法广：就建立所谓的国家资料库，曾经请问过国科会的主委，提到是有这样的计划，鉴于生成式 AI 输出的东西其实就是看你喂给它什么，那目前台湾对于建立国家资料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林丽云：台湾目前的规划就是在我们做一个 AI 十大建设，台湾原本就是以科技硬体为主，例如说我们半导体在 AI 层的产业链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资料库的部分，在那个计划里面，的确是有内容讲到这里。 但是国家的目前的做法就是希望广征，广征所有的 data，希望大家来 donate 这样，广征各种内容，但效果有限，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我的内容有著作权保障啊，为什么我要主动去提供？ 我访问了一些人，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基本的观点是期待说国家能够有一些做法，把一些好的 contents，有一部分它可以有著作权的方式给予著作权人一定的补偿，然后纳到资料库里面来，之后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公益组织也可以使用。 目前很多的 NGO 其实也需要 AI 来提供跟他们的社群做对话，例如说我们媒体观察基金会未来也可能有这样的 AI 来回答观众的会员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一些媒体一些 NGO 非商业性的使用，公益目的的使用，就不应该不用付费，另外有一些原来它只是新创公司，那也不用付费，但它如果一旦进入商转商业模式，例如说 AI 公司，它说使用我们的内容，本国的内容，它就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回馈到那个整个资料库里面来，这是目前访问了一些人的一些想法，还算不上完整就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思考。 不过，目前我看到有的国家的确有这样做，像挪威，它就会有公共图书馆的角色，然后把新闻的内容典藏放到资料，他们一直都有典藏，那只是说建立本国的资料库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冷战结束后，中俄之间签署的第一份长期有效的政治条约，也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两国关系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性重建。 今天，这份条约已经走过二十五年。而在这二十五年间，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俄罗斯则因乌克兰战争与西方全面对立。 回望这一条约，不仅可以看到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也看到世界力量格局不断重组的历史。 要理解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首先要回顾更早之前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完全依赖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一同盟维持的时间并没有太久。 随着斯大林去世，围绕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国家利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分歧。友好关系逐步转冷，1960年，苏联更是撤走了全部专家。1969年，两国一度兵戎相见，双方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此后的二十年间，中苏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才逐渐恢复正常。 苏联解体之后，新的俄罗斯需要稳定东方边境，中国则希望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双方的国家利益再次汇合。 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年之后的1997年，两国共同提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而真正赋予这种合作法律基础的，就是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当时，无论普京还是江泽民，都反复强调，这份条约"不针对第三国"。 双方显然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历史。因此，与共同防御义务相比，两国更希望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更加灵活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条约规定，双方承诺和平解决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加强经济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而贯穿整部条约的核心理念，就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事实上，2001年的国际背景，也让这份条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就在签约前，美国刚刚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试验，并准备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和中国一致认为，美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平衡。所以，在签约当天，两国领导人表示共同反对美国单方面改变国际安全架构，并重申了维护战略稳定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美国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代。俄罗斯和中国，则开始共同倡导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这一理念，后来几乎成为中俄所有联合声明中的固定表述。 如果说，二十五年前，中俄共同面对的是美国单极优势，那么今天，两国关系最大的变化，则来自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初，中俄贸易额只有一百多亿美元。根据双方公布的数据，到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45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和粮食，中国则向俄罗斯出口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以及各种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向亚洲转移，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不过，在双方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力量对比也悄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法国前驻华大使、欧亚问题专家皮埃尔·安德里厄（Pierre Andrieu），半年多前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指出，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junior partner），。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俄罗斯越来越像中国的"附庸"。 安德里厄指出，这与195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那个时代，是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今天，俄罗斯经济总量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市场出口能源，也越来越依赖中国提供的工业产品和技术设备。在双方不断强调"平等合作"的同时，经济上的天平实际上已经明显向北京倾斜。 不过，安德里厄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战略自主性。在他看来，中俄之间依然不是军事同盟，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安全纵深以及外交支持；俄罗斯则需要中国提供市场、资本和国际空间。双方合作密切，但彼此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乌克兰战争，更加凸显了这种复杂关系。中国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领土。北京一方面强调政治解决危机和尊重各国主权，另一方面继续扩大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 对此，安德里厄将中国的政策概括为一种"亲俄的中立"。他认为，北京最大的担忧，并不是俄罗斯是否能够取胜，而是怕俄罗斯出现严重动荡甚至国家解体。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俄罗斯，更有利于维护北方的战略安全，也有利于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太地区。 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也使美国和欧洲长期投入欧洲战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在亚太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压力。 尽管如此，中俄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更多依靠军事力量和传统地缘政治，希望恢复大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则更依赖经济实力、科技创新以及全球贸易网络扩大国际影响。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数字丝绸之路，再到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中国更加注重利用经济和技术塑造国际影响力。 安德里厄认为，中国并不准备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更倾向于直接挑战甚至打破现有秩序。这也是双方合作中始终存在的重要差异。 就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之前，为了第二次顺利续期五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来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是普京执政后第二十五次访问中国。而习近平上台十三年来，两位领导人已经举行近四十次面对面会谈。 双方再次强调，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稳定、最成熟、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国关系之一"，并重申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 法国媒体注意到，这次会晤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行同样希望确认，北京改善与华盛顿关系，不会以牺牲俄罗斯利益为代价。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国际秩序以及能源合作。其中，俄罗斯期待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再次成为焦点。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欧洲市场萎缩，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出口方向。不过，该项目至今仍迟迟没有正式启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然希望获得更多俄罗斯能源，却仍然坚持供应来源多元化，不愿形成新的能源依赖。这一点，同样体现出今天中俄关系中的现实考量。   二十五年前，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没有人能够预料，仅两个月之后，美国将遭遇"9·11"恐怖袭击，世界进入反恐时代。更没有人能够预料，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中俄关系会因为乌克兰战争、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国际秩序重组，而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阶段。 然而，历史同样告诉人们，中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而更多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 从1950年的中苏同盟，到2001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今天双方所称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变化的是国际环境，不变的是国家利益。 今天，中俄共同倡导的"多极世界"，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合作与竞争、互相依赖与彼此防范，也将继续塑造这一关系的未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走过二十五年，它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双边关系，更是一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

令中国学术界闻风丧胆的打假博主“耿同学”，最近又再揭露学术界的造假个案，甚至登上了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日，据该报报道，33岁研究生辍学生耿洪伟通过短视频揭发中国学术造假。本周二（7月7日）香港《明报》又指出，“耿同学”最新的打假矛头指向曾在美国大学任职的“海归”医学教授，据悉已有浙江大学学者因此离职。另据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热门话题。 “耿同学”打假矛头转向“海归”学者 香港《明报》在报道中表示，“耿同学”3日再发影片，点名多名曾在美国大学任职、但有严重科研诚信争议的华人学者，这些学者近期已回到中国并进入顶尖大学任教。 报道表示，被点名的“海归”学者之中，包括浙江大学医学院求是讲席教授卢雄斌；“耿同学”在视频中并未公开点名卢雄斌，但各方都指向他，事后其个人主页已经关闭，有接近校方的消息人士透露，卢雄斌已离职。 据报道，2024年5月，浙大对外公布卢雄斌担任该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求是讲席教授（最高学术头衔），并介绍卢雄斌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Vera Bradley前讲席教授、医学和分子遗传系终身教授、美国医学生物工程学院院士、肿瘤研究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国际知名专家。 今年4月，据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报道说，卢雄斌团队一篇关于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论文被期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撤稿，原因涉及图像伪造。据指出，这已是相关团队不到一年内至少第3篇撤稿。 据报道，“耿同学”在视频中声称，“在美国学术造假被抓了，突然爱国，转身回国入职顶尖高校（大学）担任讲习教授”，“对不起，我们不是美国垃圾桶！” 他还提到，在卢雄斌的问题论文中，另一名何姓的长期合作者也在美国3校联合调查范围内，何姓学者今年已进入北京清华大学。 打假第一炮效应出乎意料 今年4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被“耿同学”指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的一篇研究论文造假，打响打假风暴第一枪。王平被校方火速免职降级。  此后，“耿同学”连续出击，点名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和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以及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等四人。另有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湘雅学院的重量级学者也卷入其中。 “耿同学”也因此在中国声名大噪，但他近日却突然表示自己的抖音账号已被限流，他也宣布暂时停更，称因为压力太大，也保护家人安全。 有分析认为，限流平台或担心打假风暴愈演愈烈，引发更大争议后被指责未尽主体责任；但平台应给“耿同学”一个明确原因，做到依法限流。 登上华尔街日报：国际关注中国学术打假 值得一提的是，“耿同学”如今“享誉国际”，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也报道了其新闻，标题是“退学博士生『 耿同学』如何掀起一场中国学术打假风暴”，内文并提及，“与美国大学迟缓拖沓的调查步调相比，中国的惩治决定堪称快刀斩乱麻”。 随着一连串牵涉中国顶尖学者和知名科学期刊的造假事件曝光，“耿同学”在国内声名鹊起，甚至可能已成为中国医学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只需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这名33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就能让一位学术明星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耿同学”接受采访时说，校方行动这么快，可能跟他粉丝比较多，造成舆论影响比较大有关系。 6月21日，“耿同学”再度发布最新视频，将矛头对准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的一篇2025年论文。该论文部分作者所在的大学迅速宣布展开调查，《自然》期刊上周也表示正对该论文进行核查。这篇论文描述了一种有望向内脏器官输送药物的贴片。论文作者表示正在配合调查，此外不予置评。 中国的高校过去在前沿医学研究领域籍籍无名，如今已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行列，中国研发的药物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人的药箱。正因如此，耿同学关于顶尖学者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的指控，已不仅仅只关乎中国。 事件前期，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力挺“耿同学”，并对国家声誉可能受损表达了担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关于耿同学曝光事件的评论中指出：“如果连顶尖的学者团队都不能确保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我们又如何期望在全社会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 随着揭露出的疑似造假案例越来越多，“耿同学”的言辞也愈发犀利。他将这些造假行为归咎于两点：一是初级研究人员为求晋升急功近利，二是资深教授为了给自己的履历贴金而对学术不端听之任之。 “耿同学”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说，必须向这些大权在握的学术带头人发出严厉警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选择，必须对实验室的原始数据严格负责，如果拒绝监督，就是在亲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美媒报道指出，他的视频主要针对顶级科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发表的论文。在遭到“耿同学”批评后，《自然》旗下期刊上至少有六篇论文添加了编辑说明，表示正在进行调查，其中两篇发表在《自然》旗舰期刊上。目前这些论文均未被撤回。不过，《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周撤回了另一篇由中国研究人员牵头撰写的癌症治疗论文，该论文此前并未被耿同学点名。 “耿同学”谈到有关美国漫长调查过程的问题时表示，造假行为通常显而易见。他说，处理速度的差异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重视程度。从技术上讲，实际的调查工作量并不大。 他举例说，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伪造数据的手法极其恶劣。 几年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据华日报道说，“耿同学”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他发现，做自媒体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对博士学位的渴望也越来越低，于是他去年选择了退学。 “耿同学”还说，他咨询了自己的朋友和同行圈子，并调查了上百篇论文。他说，他们最终选择曝光的案例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那些论文存在极其严重且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 报道援引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 因调查问题论文而闻名的荷兰裔美国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给医生和科学家施加了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不切实际的规定正逼着人们弄虚作假”，她说。她赞扬了“耿同学”的努力，但也提醒说，未来的造假行为可能不会再这么容易被察觉。 这位生物学家还表示：“这是一场猫鼠游戏，而造假者总是领先我们一步。” 如何终结造假？“耿同学”给出的解方 “耿同学”表示比克的工作帮助了自己。他认为，杜绝学术造假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三次重复实验由不同的人进行。他说，三次实验由同一个人完成，那么这一个人造假空间就变大了。如果研究人员知道同行下周就会复现他们的实验，他们就根本不敢造假。 从揭发同济大学论文造假的第一枪，到如今将矛头指向“镀金归国”的学者，“耿同学”用短视频撕开了中国学术圈长期存在的诚信裂痕。他的走红，既折射出公众对科研公信力的渴求，也暴露出学术评价体系中“唯论文”导向所催生的结构性压力。然而，随着账号被限流、个人处境日趋敏感，这场由民间发起的打假运动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 学术造假从来不是一国独有的问题，但当中国的科研成果日益深度嵌入全球医药与科技体系，“耿同学”揭露的每一起个案，都不再只是内部治理问题，而关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制造”科研成果的信任基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否跟上民间打假的热度，将决定这场风暴最终是昙花一现，还是推动一场迟来的学术诚信改革。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法国《十字架报》与《费加罗报》近期分别登出有关中国于梵蒂冈于2018年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秘密”协议的调查报道，以及对在中国秘密传道者的苦难的深入报道。这两篇报道共同的背景，是2026年4月人权观察发布的最新报告和5月24日“为中国受迫害基督徒祈祷日”。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从这两篇报道取材，并以十问十答的方式介绍中国天主教界与教徒的真实情况。 1. 这项中梵协议到底是什么？ 2018年9月，梵蒂冈与北京就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协议。协议此后在2020年、2022年、2024年三次续签，但双方始终拒绝公开完整文本——这种保密本身，就是六年来争议不断的根源之一。简单地说，协议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中国主教的人选——是教廷，还是中国政府？ 2. 为什么这份协议最近又被重新提起？ 2026年4月15日，人权观察（HRW）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报告，指责协议客观上助长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压迫。报告基于九位流亡中国天主教徒的证词整理而成，其中一位2024年才离开中国的地下教会成员形容，这份协议被中共当局当成了“瓦解地下教会最聪明的武器”；有被捕的神父甚至被告知“梵蒂冈命令你们加入爱国会”。这份报告把一个长期存在但常被搁置的问题，重新推到了台面上。 3. 批评者的核心论点是什么？ 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的分析是：这项协议非但没能保护中国天主教徒，反而消解了地下教会赖以生存的“模糊地带”——过去几十年里，地下教会正是靠着这种不被官方完全承认、也不被完全消灭的灰色状态存活下来的。一旦梵蒂冈与北京建立起官方层面的合作机制，这层象征性的“保护伞”也就跟着消失了。王梅雅还指出，中国当局采取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施压手法：不只是公开的暴力镇压，更包括改变一个人周遭的环境与结构，让人不得不顺从。 4. 支持协议一方又是怎么看的？ 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2022年8月的表态很能代表这一立场：“如果没有协议，中国可能再也没有天主教会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协议不是对中共的让步或投降，而是在一个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的一个极其有限、但确实存在的“行动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天主教研究专家米歇尔·尚邦的判断是：协议八年来的效果“相对积极”，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敌意、偏执的中国政治环境中运作的。他还提到一个微妙的变化——二十年前北京眼中的“问题群体”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效忠教宗这个“外国君主”），如今情况几乎反过来，天主教反倒不再是首要打击对象。不过，即便如此，按照GCatholic.org和Catholic-hierarchy.org这两机构的统计，中国教区主教职位仍有约一半处于空缺状态。 5. 协议签订前后，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什么结构性变化？ 这才是理解争议的关键背景。习近平上台后，“宗教中国化”成为巩固政权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的语境里，“中国化”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化或爱国情感，而是要求宗教彻底服从党的管控。2018年3月，恰好就在中梵协议签署前几个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序言，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此同时，国内的宗教事务监管权，从原本相对中性的行政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被直接划归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 6. 统战部接管宗教事务，意味着什么？ 统战部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部门，它的任务是团结、管控或压制一切可能脱离党控制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少数民族、海外侨民,如今加上宗教团体。据相关研究披露，统战部下设12个局，其中第12局专门负责宗教事务。自此，“中国化”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上升为国家政策,有分析甚至认为它正朝着“强制同化进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手段包括大规模拘禁。也正是在这套体系下，主教任命、神学生培养、日常讲道,都被纳入了管控范围：十字架被拆，圣像被习近平画像取代，弥撒前要唱国歌，教理被重写，圣经文本也被删改。 7. 协议的真实条款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没人能完全确认? 官方文本从未公开,这正是争议持续发酵的原因之一。在百度文库等中国大陆平台上，流传着几份被标注为“完整版”的简体中文文本，据《十字架报》采访的两位梵蒂冈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文本“可信”，但他们拒绝正式确认其真实性。这些流出版本传递的信息大致一致：中方主张“中国有权管理在中国的天主教活动”而梵蒂冈“未经中方同意不得干涉”；主教候选人须满足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要求”，做到“爱国爱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稳定”。同时，也有版本提到，罗马可能通过一个“联合委员会”参与主教人选的协商，这意味着教会的辨别权并未完全让渡。换句话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协议是把天主教纳入统战部主导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机制；就梵蒂冈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用最低限度的联系，换取宗座继承的延续性。 8. 对普通神父来说，协议落地后实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两难? 这是问题最痛的地方。北京方面要求神职人员进行“民事登记”，核心是签署一份被称为“宪章”的文件，神父需在文件中承诺尊重中国教会“独立、自治、自律”三原则，以及党的领导。据一些受访神父透露，中共长期散布的说法是协议“要求登记”，这种说法本身就促使不少地下教会神父选择妥协。梵蒂冈方面，其实在2019年6月发布过牧灵指导，允许神父在签署时附加书面或口头声明，表明自己不放弃教义忠诚，也明确表示不签署同样应被尊重。不过，一位与地下教会关系密切的法国神父的评价却相当尖锐：这种安排实际上等于说“既然教宗似乎站在他们那边，那就没理由再抵抗了”，签字与否最终都被卷入了一种道德两难——继续地下生活近乎窒息，登记又像是某种程度的投降。 9. 有哪些具体的镇压事例? 2025年是打击力度明显加强的一年。据《费加罗报》调查报道，浙江一位知名家庭教会黄姓牧师，因“非法经营”在住所外被捕——十年前他就曾因官方以城市规划名义拆除1500到2000个十字架的运动而入狱。同年7月，警方在东部地区出动300到400人对70余名基督徒展开联合行动；10月，一场全国性行动针对近30名锡安教会相关人员，两天内在11个城市完成抓捕。资深牧师之女格蕾丝·金·德雷克塞尔向媒体描述，她患重病的父亲被拘留期间不准服药,只能睡地铺，还遭受长时间审讯和剥夺睡眠；代理案件的律师在被约谈“喝茶”后纷纷放弃案件，部分律师执照被吊销。2025年12月圣诞节前，浙江雅阳的锡安教会（长期拒绝拆十字架、挂国旗、装监控、禁止未成年人示拜）遭上千名警力包围，超过200名信徒被捕。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文昌的境遇也颇具代表性——2018年根据协议安排，他放弃“地下”主教身份转任辅理主教，此后牧职持续受阻，被迫流落街头，2020年辞职，目前被软禁在家。 10. 官方教会内部和信众之间因为协议出现了什么样的撕裂? 这恰恰是协议最难评估的一面——它造成的分裂不只是“教会vs政权”，更是教会内部“登记vs不登记”的相互怀疑：登记在册的神父被怀疑背叛信仰，坚持地下活动的神父及其所在堂区则面临被报复的风险。这种分歧还带有世代差别色彩，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迫害、文革浩劫的老一代信徒，对“屈服”二字格外敏感,而年轻一代面对的现实压力——特工反复约谈、护照被没收（2025年12月起所有神职人员的护照及往来港澳台的旅行证件均被收缴，出境需提前至少一个月书面申请并附详细行程，回国后七天内还要提交任务报告）——也让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受访者中一位牧师的总结颇具代表性：“如果换作是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 总而言之，这两份调查报道共同指向一个无法简单下判断的现实——那就是，中梵协议既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救命稻草，也不完全是对中共的屈膝投降。它更像是在统战部主导、“宗教中国化”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梵蒂冈用极其有限的外交空间,换来的一种脆弱的、充满代价的延续策略。而这份协议是否值得续签、如何续签，直到今天，依然是教会内部和外部观察者激烈争论的问题。

第二十八届上海电影节日前拉开帷幕，迎来全球各地第七艺术的从业人士。创办于1993年的这一亚洲电影节，刚开始是两年举办一次，自2001年后，改为一年一度，每年六月举办，为期九天。这一日期的选择可谓是紧随五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三大影节之一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之后，上海影节的组织者希望将影节打造为亚洲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作为展示世界优秀电影作品重要平台的同时，还是促进国际影视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机构、制片公司和电影节代表齐聚上海，共同探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在开幕式上，影节第二次将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颁发给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华裔女演员卢燕获得终身成就奖，年近百岁的她坐着轮椅上台领奖。 据中国媒体的报导，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入选主竞赛单元角逐金爵奖的影片和入围纪录片单元的影片，在本次影节上，首次实现百分百全球首映、“中国首发”。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放映场次超过1600场，其中12部影片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节主办方还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单元，展映《开天辟地》《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此外，金爵论坛、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等也将陆续推出。 不过因欧洲和中东的战事，全球经济明显低迷。难免不影响国际电影市场。月前在采访戛纳影节期间，就明显感觉电影市场的人流少于往年。当时，在采访埃及馆负责人，开罗影节电影产业日项目总监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时，面对戛纳影节电影市场的这一现状，他表示：“现在这种情况很常见。今年尤其如此。从参观的人群就能看出来。来电影市场的人不多。在戛纳公交站等车、或是去展馆的人也不多，只有参加招待会、大型活动之类人才会多。我认为全球的经济形势，当然还有导致经济恶化的战争，让很多人今年没来戛纳。他们负担不起戛纳的住宿费用，因为今年戛纳影节的费用比往年贵很多。而且，也许还因为，今年入选的好莱坞影片不多。今年没有一部好莱坞的大片。虽然有一些美国电影。但没有好莱坞大公司出品的电影。不过，我希望明年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人越多，流量越大，生意才能越旺。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有好处，不仅限于法国，也不仅限于像日本这样的主宾国。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采访中，赛义德主动提及自己将飞赴上海，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上海电影节。他表示：“今年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二年设立埃及展馆了。与去年相比，今年展馆的规模大了很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们会举办更多活动、更多的座谈会、更多的招待会，同时也会更多地参与电影市场中的各类项目，包括Fantastic Seven、网络合作拍摄，以及其他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希望埃及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枢纽。我们希望把开罗建设成为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重要平台。” 提起埃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尼罗河和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事实上，埃及也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拥有百余年的电影发展历史，被誉为“中东的好莱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开罗便成为阿拉伯电影工业的核心城市。出品的大量经典影片不仅影响了中东和北非地区，也成为世界电影版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埃及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两国电影界的合作也日益频繁。赛义德表示： “我们与上海国际电影节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不仅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下个月我们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相关活动意义重大，因为我们还将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相关活动。因为这一项目涵盖埃及。在上海期间，我们将参加多项活动，包括影片观摩、城市参访、考察影视基地，并与来自企业、机构乃至政府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我们希望推动两国开展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埃及和中国两国领导层都非常重视这种合作关系。 大约三年前，我们与中国媒体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邀请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嘉宾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去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在2024年也是如此，有22位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代表来到开罗，他们和埃及的制片人、发行商进行了大量交流，希望推动中国电影进入埃及市场，同时也希望将埃及电影引入中国市场。我认为需要这样的合作，而且应该不断加强。” 埃及影片其实时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央视就播放了长影译制的五十年代埃及黑白影片《忠诚》，七十年代末拍摄的《走向深渊》一片上映后不久，也很快引进中国，并由上影译制片厂译制。近十几年，埃及影片陆续参加中国电影节的展映，如获得国际影坛广泛关注的作品《678路公交车》，这部影片聚焦社会现实主义题材，深刻关注埃及女性的处境；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亚西提岛》一片，则以一个偏远小岛上的故事展现了埃及社会的复杂面貌；而《开罗时间》《开罗机密》等作品，也让世界观众从不同角度了解现代埃及的社会与文化。所有这些影片都让人记忆犹新。 那么在未来，中国观众能看到更多的埃及电影吗？目前是否已经有新的埃及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呢？赛义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是的，上海方面邀请我们推荐一些埃及电影在影节上放映，我们推荐了几部作品。其中有一部影片《投诉（Complaint）》，它在去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我希望这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埃及电影能够被更多中国观众看到，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埃及文化。正如我们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的影迷们，也都非常喜爱中国电影。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电影到埃及来，也希望更多埃及电影能够到中国去。”

5月28日，法国LCI电视台的一档国际时事座谈节目中，主持人戴维·普雅达斯（David Pujadas）向在座几位资深媒体人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今天谁能说出三个中国在世名人的名字？” 不料现场竟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他们开始思考，绞尽脑汁。其中一人开口道：“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然后就再无下文了。出现在电视画面中这种尴尬的沉默，是否直接映照出法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的无知和漠视？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据《费加罗报》在六月初报道说，这一幕被地缘政治学家、《大洲》（Le Grand Continent）杂志联合创始人吉勒·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写入了他的新著《定义我们的敌人》（L'Ennemi qui nous désigne，伽利玛出版社，2026年）的序言里，作为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仅2018至2019年间生产的水泥就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量，全球逾半数的AI研究在中国完成，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更令人咋舌！ 依格雷萨尼之见，“当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关注国际事务、阅读报刊的人，都难以列举出三位中国公众人物时，这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格雷萨尼尼补充说，“我们生活的心理认知还停留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我们觉得自己还活在2000年，但实际上，我们离2050年更近。” 《定义我们的敌人》这本书汇集了多位“知名汉学家和习近平的关键理论家”的文章，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独家文档档”。格雷萨尼呼吁读者审视前述中国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然而，我们依然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感慨道。 或为帮助填补这一空白，《费加罗报》在报道此一事件后，又发表了第二篇题为：「无法列出三个在世中国人的名字？这里有十位代表当代中国的人物」报道。文中例举出10位活跃于当代中国政治、科技、商业、文化与体育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政治与权力：掌舵者与幕后人 王沪宁——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 如果说习近平想当然尔是中国的掌舵者，那么70岁的王沪宁便是为这艘巨轮校准航向的人。这位低调的政治学者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提供思想资源，被视为“中国梦”这一执政叙事的核心缔造者。他名义上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但其真实分量在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对外宣传，皆出自他的主导。 蔡奇——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在国际峰会的镜头里，那个高大身形、银发短促、始终出现在习近平身后的男人，便是蔡奇。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今年4月将其描述为“可能是中国第二强有力的人物”。作为习近平的办公厅主任与安全事务负责人，70岁的蔡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称“接触到中共的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有关习近平继任者的讨论中，尽管在中国政治的逻辑里，权臣随时面临被清洗的风险。 科技与商业：重塑世界的造局者 梁文峰——AI领域的国家冠军 2025年初，一家名为DeepSeek的中国AI公司以低成本开源模型横空出世，令硅谷巨头猝不及防。其创始人梁文峰，这位41岁的工程师，在短短数月内从默默无闻的技术极客，跃升为举国称颂的科技英雄。投资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评价说，“DeepSeek驱散了中国人的低迷情绪”，梁文峰“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彼时，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阴云正笼罩全球。 张一鸣——可怕算法的缔造者 他被描述为低调、内向，甚至有些社交障碍。但43岁的张一鸣所创造的TikTok，却拥有近20亿活跃用户，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社交平台之一。这个短视频巨兽在世界各地引发恐慌：美国将其美国分公司国有化，欧洲着力监管其成瘾性算法，澳大利亚则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作为字节跳动集团创始人，张一鸣身家约693亿美元，位列中国三大富豪之列。 李柯——向全球汽车市场发起冲击的女将 2025年，比亚迪全球销售226万辆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首次超越特斯拉，令整个汽车工业界震动。这份成绩背后，比亚迪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Stella Li李柯功不可没。这位56岁的女性高管在企业内部逐级晋升，如今环游世界推广比亚迪品牌，并于2025年荣获《世界汽车奖》年度人物称号。今年4月，为在欧洲推出Denza品牌，她包下了巴黎加尼叶宫，邀请动作片明星丹尼尔·克雷格出席，气势恢宏。 文化与媒体：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杨澜——中国的“奥普拉·温弗里” 58岁的杨澜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她的《一对一》节目采访过比尔·克林顿、埃隆·马斯克、妮可尔·基德曼、迈克尔·菲尔普斯等全球名人。她创立的阳光卫视集团见证了中国媒体在本世纪初的崛起。如今，她活跃于媒体、文化与新技术交汇的多个领域，同时持续为中国社会中的女性议题发声。 赵婷——流亡的导演 这位44岁的导演在北京度过了对美国电影充满热情的童年，后来却成了在西方最负盛名、在中国却近乎“禁区”的中国裔创作者。赵婷（Chloé Zhao）的《无依之地》（2020年出品）横扫威尼斯金狮奖、两项金球奖，以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奥斯卡大奖。然而，这部影片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她此前对共产党思想管控的批评让她成了北京眼中的“不受欢迎的人”。某种意义上，赵婷的存在本身，便代表着那个北京尚无法完全掌控的领域。 宁宁（Ningning）——跨越边界的青春偶像 她在Instagram上拥有1100万粉丝，是法语歌手Aya Nakamura的两倍。出生于哈尔滨的宁艺卓，艺名“宁宁”，是韩国K-pop女团aespa的成员，也是这一全球流行文化现象的代表面孔之一。23岁的她已成为古驰（Gucci）全球代言人——品牌方盛赞她"具有磁性的舞台表现力、罕见的声乐实力，以及超越原有受众群体的鲜明艺术身份"。 体育：竞技场上的国家象征 樊振东——乒乓球赛超级巨星 在中国，顶尖乒乓球运动员的国民地位，不亚于基利安·姆巴佩之于法国。29岁的樊振东正是这一国民运动的最耀眼符号：他在2021年东京和2024年巴黎两届奥运会上共斩获三枚金牌，并拥有九个世界冠军头衔，其中三次为单打冠军。昵称FZD目前效力于竞争最为激烈的德国联赛，持续书写着这项运动的传奇。 郑钦文——网球新星，压力下的眼泪 2024年巴黎奥运会，年仅21岁的郑钦文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摘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子单打网球金牌，一时间成为无数人眼中“来自东方的闪亮红色流星”。然而，荣耀之下是难以承受之重。今年法网首轮出局后，她在发布会上泪流满面地说：“压力让我无法发挥。” 这位23岁的年轻人坦言，自己需要“从零开始”。在伤病与期待的双重重压下，她的重新崛起，或许将是另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诚如，格雷萨尼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剧变感到如此晕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依然拒绝正视当代社会的一个巨大维度：中国。” 这十个名字，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大家好，近期法国电视台BMF与《解放报》及《费加罗报》纷纷关注中国退休制度与养老金危机，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相关议题。话说有一组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位人口学家失眠。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全国退休年龄人口约为3亿。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超过美国的全部人口。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失去了340万人口，荣鼎咨询预测，未来十五年内还将再减少约6000万，这数字相当于整整一个法国从地图上消失。且这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法国电视台BMF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超其经济发展的步伐。用学界的表述，这叫“未富先老”——在尚未积累起西方国家那种财富厚度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承受与之匹配的人口老龄化代价。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人员将此概括为"双重挑战"：既要维护急速扩张的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又要在财政上撑住一个日益沉重的养老金体系。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不足170万对，创下2020年封控以来的最低纪录，较十年前腰斩。婚姻数量是出生率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曲线只会更加险峻。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16%，高学历年轻人难觅适配职位，即便步入婚姻，生育计划也一再延后。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地压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这一切汇聚成一条越来越陡峭的下行线——而养老体系，正处于这条线的最前端。 两套制度，十五倍鸿沟 报道表示，若欲理解中国养老危机，必须先理解它的制度结构。 中国并非只有一套养老体系，而是并行运转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各自覆盖约一半的人口，彼此之间的落差，触目惊心。 第一套，面向城镇正规就业人员。它运作方式类似社会保险，养老金与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直接挂钩。2024年，这类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3825元（约合485欧元）。 第二套，覆盖农村居民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群体——也就是那些在建筑工地劳碌一生的农民工，那些撑起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名劳动者。他们历史上缴费普遍较少，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基础补贴。平均下来，每月仅约246元——约合31欧元。 两套制度之间，相差竟有十五倍。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王子晨（音译）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共同富裕”的旗帜在国际上高高飘扬，仿佛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均等化实验。然而现实是，国家在向普通公民直接转移支付方面，始终极为克制。 今年3月出台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被许多代表寄予厚望，期待能给农村退休人员一次大幅加码。结果令人失望：最低基础养老金仅上调20元/月，调整后为163元（约20.6欧元）。 报道认为，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研究员亚历山大·布朗直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并将继续以支持产业为导向，而非以惠及家庭为导向。习近平坚信，在大国博弈的时代，产业优先是强国的必要路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仅为13%，而欧洲国家平均高达30%——这一差距，既是造成内需疲软的深层根源，也是中国出口持续高歌猛进的结构性燃料。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已在路上。法定退休年龄正在逐步上调：男性从60岁提至63岁，女性工人从50岁提至55岁，女性管理人员从55岁提至58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一调整将使2050年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15.3%降至11.9%。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19年便已预警：若无系统性改革，养老金体系可能在2035年前后陷入赤字。北京为此在2025年动用了约3670亿欧元来填补社保基金缺口，占一般预算支出的10%以上——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判断则更为悲观：人口压力对中国财政平衡的冲击，可能仍然被严重低估。 香港老人的出走：用脚投票的养老选择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农村老人是在制度的夹缝中无声等待，那么香港的退休人员，则用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回应着另一套失效的养老体系——他们选择出走。 据《解放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说，陈先生（Eric Chan）六十多岁，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两年前，他与妻子斯黛拉迁居广东中山。“我们想过上舒适的生活，留在香港已不是选项”，他说。他们在中山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在香港，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奢望。香港长期高居全球生活成本榜首，即便是公务员，也难逃退休后的贫困恐惧。 那个形象始终萦绕着他们：“纸皮婆婆”——那些在街头低头捡纸皮箱卖钱维生的老人。“我们曾觉得，可能得工作到死，才能不成为子女的负担”，陈先生如是告诉《解放报》。如今在中山，这些恐惧都消散了。他们过上了一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活”，甚至每次回港探亲，反倒是祖父母请全家吃饭。 报道强调出，陈先生的故事，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趋势的缩影。 香港大学老年学家卢佩仪教授揭示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在政府补贴介入之前，香港65岁以上人口中，有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力退休。公立养老院候位时间约两年，医院一床难求，牙科预约有时需要等待数月。更令人忧虑的是，2022至2024年间，香港老年人自杀人数年均达470人，占全港自杀总数的40%。 而在边界对面，一座名叫中山的城市，正成为越来越多港籍退休人员的新家。中山距香港车程仅两小时，房价、医疗、餐饮开销都大幅低廉，文化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中山房产中介艾伦·杨描述，自疫情结束以来，来自香港的购房客户络绎不绝——教师、公务员、“普通职员”，有些尚在五十多岁，便已开始布局退休生活。 事实上，数字印证了这一趋势：2025年，约10万名65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定居广东省，较十年前增加40.5%。今年3月，已有1100名港籍老年人入住广东省26家养老院，是2022年的九倍。 这场悄然进行的迁徙，有其深刻的结构性逻辑。它是香港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积弊的折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进程的现实写照——当政策倡导的融合遭遇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人口自然会以最经济理性的方式流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已表示，若需求持续增长，将进一步与内地协商对接。一场养老意义上的“北上”，已成规模。 机器人的介入：技术能否填补人情的空缺？ 无论是大陆老人还是香港移居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困境：子女不在身边，或数量本就稀少。在中国城市，飞涨的房价让四五十岁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人口缺口，正在以一代人为周期显现其后果。 当人手不足、机构床位告急，技术的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或者说，一种无奈的必然。 据《费加罗报》题为「中国：老年人依赖陪伴机器人已成必然」报道指出，中国工程师正在将这一答案具象化：人形机器人。 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双足金属机器人，正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养老机构中。它们能翻动身体、协助按摩、递水喂药，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行走，胜任大量重复性照护任务。部分机器人配有AI驱动的动态面孔显示屏，可呈现出使用者熟悉的亲人面容，以激发情感上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不疲惫与不耐烦，不会闹脾气，也不会在凌晨三点拒绝回应呼叫。 展望2040年，这些机器人将能掌握同住者的生活习惯，回答问题，帮忙找回丢失的眼镜，甚至陪老人下棋——并刻意避免每局都赢，以照顾对方的情绪。中国每年新增约1700万60岁以上老人，庞大的需求缺口为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然而，技术的边界，在《费加罗报》报道描述的那幅清晨公园图景中，显得格外清晰。 每天清早，中国各大城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老人们随着悠扬的传统音乐，成群结伴，缓缓做着晨练。那是一种对陪伴与温情的渴望，一种机器人永远无法填补的人类需求。机器人可以协助照料身体，却无法给予真正的情感联结。它们是效率的补丁，而非人情的替代品。 这一局限，在香港移居中山的退休人员那里，被另一种方式诠释：人类仍然需要真实的社区、可负担的医疗、物质上的安全感，以及与子孙辈分享一顿饭的简单快乐——这些，机器人一样也给不了。 最后，我们若将前述这三篇报道放在一起思考，其实都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未富先老”的中国，正在用一个尚未充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去承接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冲击。

核武器从之前令人谈之变色的存在，到如今，任何计划开发核武器的国家仍会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核武器的制造更是各个核大国最高级别的机密之一。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就位列其中，且在核弹头的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那么中国的核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日前，法国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发回专稿，将蒙在中国核武器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一角。报道了在四川绵阳梓潼，一座昔日的核研发基地如今已被开辟成博物馆——两弹城博物馆，这里见证了中国原子能计划的起源。四川至今仍然是中国核计划的关键基地，而这些设施正呈现出复兴态势。北京希望通过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来加强其战略威慑力；并试图在数量上缩小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差距。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专稿。 文章开篇写道，一条数百米长的隧道穿山而过，隧道采用了据称能抵御最猛烈攻击的混凝土加固。去除核污染的淋浴设施依然完好无损。隧道两侧长长的墙壁上，醒目的红色宣传标语赫然在目。其中一条写着 : “只有一条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研发原子弹！”。 深入隧道，昔日的实验室向参观者讲述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历程，以及为何将研究基地迁至四川中部绵阳市辖下的梓潼——这个偏远的内陆地区。这一决策源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对来自远邦美国和紧邻苏联的双重威胁的担忧。 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可以看到巨大的红白相间原子弹复制品，以及一枚20米高的东风二号导弹模型。人物蜡像则再现了昔日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忙碌工作的身影。大量当年的新闻剪报记录了国家在核武研发上的重大抉择。一位退休的中文老师专程来这里参观原902研究所——曾负责研制核武器的第九局的下属单位，如今已改建成为博物馆。她回忆说： “其他大国都拥有原子弹，如果我们没有，又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原子弹，国家和人民就处于危险之中”。 道理就这么简单，“实力远胜于雄辩”。 在梓潼，老旧建筑物上“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但在川北地区，核军备竞赛并非遥远的历史，恰恰相反，中国仍在这片山区继续生产核武器。 2025年12月底，《华盛顿邮报》报导了由总部位于维也纳的开放核网络（ONN）和总部位于伦敦的核查研究、培训和信息中心（Vertic）进行的的调查结果，这两家西方机构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自2021年以来，中国军事核设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据研究人员称，其中一处设施位于距离如今已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前核研究生产设施直线距离仅几十公里，主要用于生产核弹头所需的钚芯。另一处设施则专门用于生产高能炸药，这种炸药在撞击爆炸时会压缩钚芯，引发裂变。 文章指出，这些进展符合中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据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核武库存将从目前的约600枚核弹头增加到2030年的约1000枚，但仍远低于美国的3700枚和和俄罗斯的4300枚。 部署导弹超过100枚 2024年9月，中国在海南岛南部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11000公里，落入法属波利尼西亚以北的太平洋海域。同时，中国还在地面部署了强大的雷达系统，发射了早期预警卫星，这些系统设施能够令北京在90秒内探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华盛顿认证，这使得中国具备了与美国相当的、在导弹击中本土前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三个不同的发射地点部署了100多枚导弹，提供了多种报复的选项。 文章指出，目前，北京正在对自己的武器库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领导人将此视为重振国力的关键标志。为了维持军队的全员备战状态，中国自2023年开始发起了对军方的大规模整顿，，负责导弹和核武器的部队首当其冲。此后，两任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六名将军中的五人相继下台。但在2025年9月3日，习近平主持的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中国首次展示了涵盖空、陆和海三位一体大型运载能力的核导弹，从而跻身此前只有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成员的核武俱乐部。 在毁灭性的核武器竞赛中，中国起步的时间大大晚于其他大国。 1964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新疆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时。而美国早在19年前就已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已经进行了长达15年的核试验。 在梓潼博物馆的信息展板上，写着中国“不情愿”地被卷入了这场核军备竞赛。解说强调：“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局势迅速升级，核恐怖的威胁笼罩着世界。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国果断发展核能力。” 这种既拥有核武器但又不热衷使用，仅用于防御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核战略。自1964年10月16日首次进行核试验起，中国就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不针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这一战略旨在使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与其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身份协调。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由于其核弹头数量少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北京仍认为没有必要承担与它们相同的义务。当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规模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在2026年2月5日到期，且到期前并未就后续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纳入未来的核裁军承诺中。北京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的核力量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此时要求中国加入核裁军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选择在梓潼建立中国军事核实验室这一决定本身，就反映出北京对当时两大超级大国的担忧。1955年，中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核武器研发，初期的研究中心设在北京和青海，以远离美国的威胁。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增兵与冲突加剧，令中国领导人对沿海和边境安全产生新的担忧。 1964年，北京决定将最具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转移到西部深处，特别是转移到四川。这一政策被称为“第三战线”。此前，沿海省份和与苏联相交的边境地区为第一战线，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内陆地区则构成了第二战线。数以万计的士兵及其家属被派往山区开垦土地，建设新的工业园区。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在视察四川时，将四川称为“国家战略腹地”；这显示“第三战线“战略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最后写道，在川南乐山附近，编号“525“的工厂曾专门生产核动力卡车。如今，工厂旧址已成废墟，当地农民在废墟中种植蔬菜。在残存的墙壁上，毛泽东的画像和原子弹、导弹的宣传画褪色明显。但“敬爱的毛主席！绝对服从毛主席！”等口号仍清晰可见。一些退休的工人和士兵偶尔也会来此散步。一位82岁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当时被派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工业。那时候，一切都是绝密”，老先生只透露了自己的名字，来强调当年工作的敏感性。1968年，他被派到这里，此前他曾在越南前线服役三年。那时，中国向越南派遣士兵，帮助越南共产党重建铁路和公路，以确保在美军轰炸下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的到位。